如前所述，法律行为是罗马法以来的近现代和当代民法上的一项重要概念。不过，《法国民法典》上并无此概念，德国民法学最早使用了该概念。[11]从英美法上看，尽管其没有法律行为这一总的概念，但在具体的法律理论与实务上存在各种具体化的法律行为形态。[12]因此，英美法事实上也是认可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在现今比较法上，尽管有些国家的民事立法（如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事立法、欧洲的荷兰民事立法）采取以契约代替法律行为的立法技术，但其结果是造成大量的重复立法。例如，财产合同与身份合同虽然均属于合同，但二者不能同等适用有关合同的规则，需要单独进行立法（即分别规定财产合同和身份合同的规则）。若采用法律行为的立法技术，即可将二者统一规定于法律行为之下，从而避免重复立法。
在我国，自清季变法而继受德国民法以来，迄今已过去百余年。在这百余年间，1909年的《大清民律草案》、1925年的《民国民律草案》及1929—1930年颁行的《中华民国民法》均采取了法律行为的立法技术，启用了法律行为概念，建构起了完善的法律行为制度。1986年制定《民法通则》时，立法者方于“法律行为”前加上“民事”二字，以与当时的经济法上的经济法律行为相区分，其在当时具有平息民法、经济法关于各自调整范围的长达8年（1979—1986年）的论争的意味。[13]在现今，民法、经济法就各自调整范围的争论已经过去，二者的界限已清楚明了，所以当初使用民事法律行为的背景已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系当今国际民法学说、实务所普遍采取和接受的概念，具有国际基础和共通性，因此我国于民法总则中宜采取之。此外，如前述，现今公法（行政法、诉讼法、经济法乃至刑法）上的法律行为系由来于民法上的法律行为的扩张和延伸，易言之，民法上的法律行为是这些领域特有的法律行为（例如行政法律行为、诉讼法律行为、经济法律行为乃至刑事法律行为）的基础和前置性概念，且存在于自然人与自然人、自然与法人（含其他组织）及法人（含其他组织）与法人（组织）等平等主体之间（与此不同，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乃至刑法上的法律行为存在于不平等主体之间）。故此，民法（典）总则（编）采用法律行为概念也不会发生与其他公法领域特有的行政法律行为、经济法律行为、诉讼法律行为乃至刑事法律行为相混淆的问题。(https://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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