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已提及新康德派法哲学。需注意的是，与新康德派法哲学相抗衡的新黑格尔派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应运而生。新康德派，以个人主义的价值相对主义为立足点，而新黑格尔派则主张民族的伦理，并批判价值相对主义。
新黑格尔派的浪潮退去以后，与现代私法学这一论题具有直接关联者，不能不提及著名学者拉伦茨（Karl Larenz）其人。该氏向来抱有克服黑格尔法哲学与法实证主义之缺陷的志向，早期著述有论述法的因果性的《黑格尔的归责论与客观的归责概念》（1927年）。如所周知，归责（Zurechnung）一语，不独在黑格尔法哲学，而且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和韦伯的法社会学中，都是一个基础性的重要概念，不言自明，它也是犯罪理论及侵权行为法上的一个基础性概念。
其次，应提及的是他的《法学方法论》（1960年）一书。所谓法学方法论（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如所周知，乃是一个总括性的题目。拉伦茨自身也曾谈到这一点。他说，《法学方法论》的对象，是法解释学的方法，而不是法理论、法社会学与比较法学的方法。且所称法解释学，通常也应将其限定于私法学的领域，即关于私法的法解释学。[41](www.xing528.com)
另外，也应提及尼古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两卷本的《法社会学》（1972年）。该书是依独立的社会机制理论而诠释法学方法论的著述。尽管尼古拉斯·卢曼是学法律出身，但在美国学成回国后则以社会学学者的身份而活跃于学界。其关于法社会学体制的理论，内蕴了进化论和现象学的思想。譬如，关于法的形成过程，他便试图从伴随人的社会行为的预期，及依与其他行为主体相关联的“预期的预期”的无限反复的过程上加以说明。从而，所谓实定法，按照他的说法，即是“规范的行动、预期的整合的一般化”。另外，作为对法解释学本身的社会学分析，尼古拉斯·卢曼著有《法机制与法解释学》（1974年）一书。[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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