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西方殖民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泰国在发展教育方面差强人意。“20世纪60年代，除了曼谷等一些较大城镇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开办中学。”[105]泰国最早的华文报纸《汉境日报》（后更名为《启南日报》）创刊于1903年。[106]不久之后，华侨华人于1909年相继在曼谷创立了华益学堂与中华学堂。[107]
1932年的君主立宪，源于同年6月24日人民党发动的政变。国王拉玛七世于6月27日签署了人民党草拟的临时宪法，接受立宪政体，由此结束了素可泰王朝以来相沿600余年的封建君主统治。[108]不过，从君主立宪到二战结束，内阁更替竟达10余次之多。[109]其间，政府强调在教育方面对华侨子女进行同化，并对华文教育出台了限制政策，要点如下：
1.命令全泰华校一律都要办理强迫班。2.华校学生年龄在10岁至14岁者须进强迫班，接受泰文强迫教育。1933年，强迫教育年龄由10岁提早至7岁。3.强迫班每周读泰文25小时，并规定每周教授华文的时间不准超过6小时。4.华校华文教员的泰文考试水准由初小3年级提高至初小4年级。5.确定华文仅仅是处于一种外国语文的地位。此前，华校将华文当作基本学科，暹文反而被视为外国语文。6.为了把华校纳入暹罗国民教育的轨道，华校所用的教科书，须经暹罗教育部审查许可，方得教授。[110]
1938年12月，暹罗的銮披汶·颂堪（Luang Pibul Songkhram）组阁，令当地华侨华人的境遇雪上加霜。在文化领域，銮披汶政府宣扬“泛泰民族主义”，把泰国史改写为泰族史，将“居住在中国、越南、老挝、缅甸和印度境内的泰族及有关民族，统统置于泰国的领导之下”，甚至捕风捉影地宣称：
泰族起源于中国川陕地区，甚至远到新疆的阿尔泰山，因为受到汉族的压迫而南迁。……把三国时代被诸葛亮七擒七纵的孟获，说成是泰族的首领，把唐宋时期以云南大理为中心由乌蛮和白蛮建立的南诏政权，说成是泰人建立的国家，把大理称为侬塞，说成是泰族故乡。[111]
为了配合“泛泰民族主义”的宣传，銮披汶·颂堪政府对华侨华人采取了同化、排斥政策。比如，1939年8月，政府大规模地查封华校。同年年底，共有285所华校被查封。1940年6月，就连暹罗边境地区的华校也被政府查封了。[112]1948—1954年，銮披汶再度组阁，不仅延续了之前同化、排斥华侨华人的政策，还变本加厉。比如，1952年，銮披汶政府颁布的一项法律规定，“将外侨每年的人头税从1939年的4铢提高到400铢，即增加了100倍”。[113]不仅如此，銮披汶政府还命令军警搜查华校，逮捕、驱逐华校的教员。据统计，当时有5000多名华侨被驱逐出境，500余所华校被查封或自行关闭。[114]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对华侨华人的同化政策，并未因銮披汶的下野而中止。泰国政府于1978年颁布的新学制通令，依然将华校初小的课授华文时数减少到最低限度（每周5小时）。[115]
由于1932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的负面影响，泰国的华文教育长期面临华文教师短缺及老龄化的问题。[116]在那些生长在泰国的第3、4代华人之中，“很多人的后裔已经完全不会说汉语”，[117]以至于华裔泰国人和泰人之间的区别比东南亚任何地方都难以分辨。[118]尽管泰国政府限制华文教育，“华人及其子女普遍受过中等及高等教育”，而且华文报刊与华人的传统习俗也被保留了下来。[119](https://www.xing528.com)
1975年中泰建交之后，两国经贸活动趋于频繁，越来越多的泰国人与泰国华人需要学习中文，泰国也迫切需要通晓泰文和汉语的人才。为此，泰国政府放松了对华侨华人和华文教育的限制。比如，泰国的部分公立大学，比如，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和农业大学先后成立了中文系。[120]1980年，泰国与中国开始互派留学生。[121]1992年2月，泰国国会通过了政府教育部提出的关于放宽华文教育政策的提案。该提案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把华文正式列为与英、日、法、和德文同等地位的外文，华文可按照目前泰国外文教育教学政策进行教学。除坚持幼儿园不能教授第二外语外，华文可以从小学一直教到高中，乃至大学。（二）在小学凡是现有一至四年级教授华文的学校，可将华文教授延长至六年级，如果还没有开设华文教学的学校，也可以从五年级开始教授华文。（三）在中学过去只有下课后的补习教育可以教授华文，如今华文可以在外文教学政策下，与其他外文一样成为学生们的选修课程。教授华文的时间，各校可在官方规定的外文教学时间全年200小时中灵活掌握，或英、华文各半，或华文多些英文少些。（四）放宽华文教师资格，准许聘用不懂泰文的外籍教师来泰教授华文，只要具有学士学位学历即可任教，在居留申请上每次批准两年。[122]
1992年，泰国最大的华人慈善机构及民间慈善机构——“泰国华侨报德善堂”倡导建立该国第一所私立大学，并获得泰国国王拉玛九世御赐“华侨崇圣大学”的校名。同时随着形势的改观，泰国的华文报纸也有所发展，主要的华文日报共有8家，即《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亚洲日报》、《新中原报》、《京华中原联合日报》、《中华日报》、《中华青年报》和《暹泰时报》。[123]1999年和2001年，中泰两国分别签署了《面向21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和《中泰联合公报》，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及国际事务等各方面对中泰两国在21世纪的全方位合作进行了规划。两国的合作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各层次友好往来也更加频繁。[124]
与华侨华人的境遇相比，佛教在泰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始终是不可撼动的。在近代，佛教已被“纳入国家官僚机构的框架中”。1902年，国王签署了《僧伽管理法》，详细规定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管区、各寺院的责任、义务和权限。1912—1913年，暹罗颁布了修订的《僧伽官职表》与《常施食标准表》，分别规定了佛教僧众的官阶和月薪数额。[125]尽管之后泰国的政体变迁，泰国佛教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改革，但是这两次改革的目的是相同的，即“在1902年僧伽管理法令的基础上，进一步使僧伽组织与政府机构紧密结合，以保证僧伽的活动能与政府相配合”。[126]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的历届政府，始终尊奉佛教为国教。[127]不仅如此，泰国佛教界还参照西方的“三权分立”，成立了僧伽议会、僧伽内阁、僧伽法庭。[128]
与此同时，佛教文化在泰国教育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因为泰国历来采取“世俗教育与僧伽教育同步发展的政策”。[129]即使在引进西方现代教育制度之后，泰国也并未放弃“以佛为本”的德育理念。比如，泰国学校的课程设置除了常规的文化课程、专业课程之外，还开设了两门与佛教密切相关的课程，即修行课（打坐诵经）与佛教课（佛教教义与佛教文化）。[130]“无论是寺庙学校还是普通学校，都要开佛学课，背诵巴利语经偈，政府还兴建了一些佛教大学，推动泰国佛教教育与佛学研究”，比如在拉玛五世时期建立的摩诃朱拉隆功佛教大学
。[131]
可喜的是，即使是在地缘文化关系的平缓期，中泰两国的佛教界依然保持着文化交流与往来。比如，20世纪80年代，泰国佛教界和华侨华人为了支持中国佛教寺院的修建，向中国佛教界“赠送了大量玉制佛像”。“这些带有泰国上座部佛教造像风格的佛像”，现在分别被供奉在“江苏、四川、广东、云南、西藏等地的著名寺院之中”。[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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