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视角与术语介绍及其优化

相对于本书解读的其他著作而言，杜赞奇这本书易读难懂。书中有非常多的有趣细节，阅读时相对轻松，但要想把握总体的结构却有点困难。我们接下来介绍几个阅读该书的视角，并将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术语解释一下，以便于大家阅读。

杜赞奇在书中交代，这本书的主题是探讨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并集中于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旧的帝国的权力和法令是如何行之于乡村的？（2）它们与地方组织和领袖是怎样的关系？（3）国家权力的扩张是如何改造乡村旧有领导机构以建立新型领导层并推行新政策的？

本章对这本书的解读，将主要从财政的视角来进行，即从财政方面来考察华北农村的种种变化及其与现代国家建构（即书中说到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关系。就是说，运用这本书提供的观点和材料，来回答以下财政问题：（1）帝国国家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向社会征税的？（2）财税压力是如何推动国家政权现代化并影响原有的微观机制的？（3）从财政看，晚清和民国国家建构为什么会失败？本章接下来内容的展开，主要围绕这三个问题进行。

由于这本书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除了财政视角外，还可从其他视角来加以解读。这里介绍几种比较有洞察力的视角。

首先，这本书充满了社会学田野调查的内容，包含了华北六个村庄非常详尽的调查材料。通过该书所展现出来的材料，可以看出华北农村社会在这场国家转型活动中变化的地方和不变的地方。因此，如果我们从社会学的视角来阅读本书，从中寻找相关的材料，就可以尝试着回答以下社会学问题：（1）在国家权力的影响下，面对时代变局，社会如何自我调适？（2）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各种组织与文化发生怎样的变化？（3）社会精英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变迁的？

其次，这本书围绕着中国国家转型来展开叙述，它处理的材料是由田野调查得来的社会学材料。根据这些材料，事实上也可以回答很多政治学的问题。或者说，这本书可以用政治学的视角来阅读，并依据书中的材料来尝试着回答以下的问题：（1）帝国国家的权力，是通过怎样的微观机制渗透到社会中去的？（2）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国家政权深入社会的微观机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3）国家对社会的统治，其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是如何互动的？（4）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家转型，如何进行以及为什么遭遇失败？

最后，杜赞奇本人经常被视为后现代的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因而本书又可以运用后现代的视角来加以解读。“后现代”这个词含义众多，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大体上，所谓“后现代”是相对于“现代”并试图超越“现代”的一种历史或文化思潮。一般将强调理性、线性和进步的历史观、文化观，称为“现代”；与此相对，强调非理性、多元性和非进步性的历史观与文化观，就被称为“后现代”。比如在杜赞奇这本书的后记中提到，在研究不同文明时运用的“历时性”与“共时性”这一对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历时性就是一种“现代”的观点，认为文明呈现出从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方向与过程，文明之间的差异相当程度上是时间性或阶段性差异而非本质性差异；而共时性则相当程度上是“后现代”的观念，认为所有的文明都处于同一个时代，彼此的差异是本质性的而非阶段性的。杜赞奇在书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受后现代思想的影响，他的说法是，自己“受解构分析和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文化研究开始探讨文化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中文版序言）⁽²⁾。他的意思是说，强调国家与社会分离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看法，因而是一种现代观；而认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权力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合作的空间和认识历史的余地，则是一种后现代观念。比如，杜赞奇创造了“文化网络”一词，将帝国政权、绅士文化与乡民社会纳入到一个共同框架内，并将权力、统治等抽象概念与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体系连接起来，这被认为是区别于现代的一种后现代做法。杜赞奇还说，“将各对立面调和起来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找出社会现象中的二重性……社会现实中存在着二重性确是它不宜于作科学的、规律性理解的原因之一”（第248页）。就是说，杜赞奇觉得“科学的、规律性”的理解是一种现代性研究，而他的方法有别于此。杜赞奇在他的另一本书《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更加明确地提出自己有关后现代史学的观点。对于这本书涉及的后现代问题，本章不是合适的讨论场所，不再多说。

杜赞奇在书中创造了或发展了一些概念，不掌握他使用的这些概念，就无法理解他这本书。因此，有必要在此先进行一下解释。

这是杜赞奇在书中创造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前面说的将国家权力与社会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个概念。杜赞奇自认为这个概念突破了国家权力与社会文化截然分离的现代分析方法，因而是更接近后现代化思想的一个概念。

要理解这个概念，首先就要分别理解权力和文化两个概念。所谓权力，一般政治学教科书将其解释为强制力，即让人纵使反对也不得不服从的一种能力。当然，也有人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权力，除了强制力外，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影响力”。如杜赞奇就是这样，他认为权力是“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和法统”（第4页）。所谓文化，杜赞奇给出的定义是，“扎根于这些组织（即市场、宗族、宗教等）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第5页）。而所谓的文化网络，杜赞奇是指“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第13页）。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地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等，所有这些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www.xing528.com)

因此，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理解。第一，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渠道，即国家权力通过文化网络这个渠道，对社会发挥作用；第二，将其理解为一种形式，即国家权力在发挥作用时，其行动表现为文化网络的不同活动方式，或者说权力顶着文化网络的“外衣”在活动；第三，将其理解为一种舞台，即各有关主体在文化网络这个舞台上纷纷表现自己，从而竞争性地获取影响他人的能力（即权力）。

经纪原来是指在交易中一方或双方的代理人，作为中介致力于促进交易成功，常常收取一定的佣金或者说依靠佣金生活。杜赞奇用“经纪统治”这个词，来指国家在统治乡村社会时，不是通过正式的组织结构与国家雇员，而是通过政府组织结构之外的代理人（即经纪）来进行。

杜赞奇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两种不同的经纪。

赢利型经纪，指的是那些在协助国家统治乡村时以获取佣金为目标的代理人，如传统国家中的衙役、书吏（第二章解读的《清代地方政府》一书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及在国家现代化过程出现的新形式的赢利型经纪（如依靠国家权力而在村庄征税的村长）。这些人之所以愿意作为经纪来帮助国家统治乡村，目的在于获得个人的利益。总体来说，赢利型经纪还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名称。在赢利型经纪中，有一些视乡民为榨取利润的对象，贪婪地甚至掠夺性地对待乡民的代理人，比如在一些地方出现的土豪劣绅以及由官方认可的协助统治的地痞流氓等，杜赞奇将他们称为“掠夺型经纪”，这显然带有贬义。

所谓保护型经纪，杜赞奇指的是经自愿组织起来的村社指派的那些负责征收赋税并完成国家指定任务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一般代表社区的利益，做事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社区免遭国家政权的侵犯。比如杜赞奇举出的在华北农村存在的“半牌”等自愿组织，或其他产生于宗族或宗教的民间领袖等。杜赞奇强调，保护型经纪是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一部分，或者说它是文化网络所发挥出来的功能之一。至于说保护型经纪这一概念在学术上的意义，如前所述，杜赞奇也给予了清晰的说明，他说“保护型经纪”一词将文化与行政两个概念联系起来（第49页），即它是一个后现代的概念。

内卷化是中译者创造出来的一个中文词语，对应的英文是involution。该词的原意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第66页）。这个词也被翻译为“过密化”，这种译法符合该词被创造时针对的情景，即在东南亚水稻种植中，在一亩水稻田里多插一些秧苗会提高产量，但到一定程度（即过密时），再增加秧苗也不会增加产量（边际收益降到零甚至以下）。在《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书，中文将其翻译为“内卷化”也很传神，好像让我们看到一扇卷帘门被不断地向下拉伸，但向下拉伸到一定程度（即到达平地）后再用力也无法向下伸展，而只会倒卷回去。

在研究社会发展与制度演化过程中，有三个互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英文字，需要加以辨别，即“revolution”“evolution”和“involution”。“revolution”，现在一般指政权的颠覆及社会制度的大规模改造，这一含义是从法国大革命之后被赋予的；在法国大革命之前，“revolution”一词的主要含义是“回归”，即回到被僭主破坏之前的旧的正当秩序去。“evolution”，指的是制度的逐步演化而不是剧烈的变化。而“involution”，则是指社会发展停滞，无法转化到高级阶段去。

杜赞奇用“内卷化”一词想要说的是，民国初年在华北农村，国家权力扩张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竭力伸展，但伸展到一定地步后权力就无法再渗透到社会中，反而不断失去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其典型表现就是，由于国家权力下伸而带来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但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于是，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伸展，但在地方上无政府状态反而扩大，国家越来越失去对乡村的控制。换句话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地得到实现。

国家政权内卷化是指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的内卷化，“国家政权建设”对应的英文单词有“state-making”“state-formation”或“state-building”。这些词在中文中，又被译为“国家构建”“国家形成”或“国家建构”。杜赞奇在本书中文版序言中特地提到这一概念，指出它与现代化进程相连，但同时也具有伴随现代政体而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他还举出国家政权建设的几个表现，如政权的官僚化与合理化，为军事和民政而扩大财源，乡村社会为反抗政权侵入和财政榨取而不断斗争，以及国家为巩固其权力与新的“精英”结为联盟等（前言）。因此，“国家政权建设”这个词大致上是中性的，既可以包括通常所说的国家现代化积极的一面（如政治社会制度的理性化、民主化），也可以包括产生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消极后果（如制度的专制性、对传统的破坏性等）。当然，杜赞奇在本书中主要关注的是20世纪前期在华北国家政权扩张的一个重要表现，即所有的中央和地区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以汲取财政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