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七幕话剧，完成于1948年初。《巴黎周报》上的广告曾给该剧题名为《这个世界的善事》。萨特还曾考虑把剧名改为《红手套》或《情杀罪》。他解释说，由于担心《肮脏的手》的题目会引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作为政治宣传，所以该剧的题目一再修改。毫无疑问，这是一出政治性很强的戏剧，其内容大致如下：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东欧国家依利黎。
奥尔加正在独自收听广播，苏军已经逼近依利黎国境。突然有人敲门，她迅速地抓起一支手枪，警戒地开了门。来人是雨果。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刚刚出狱。看得出来，雨果和奥尔加之间曾经有过亲密的友谊。奥尔加的神情缓和下来，但始终显得冷漠和怀疑。雨果询问两年来无产阶级党的情况，奥尔加有些吞吞吐吐，答非所问。雨果在猜想：党组织过去认为他尚可利用，现在大约已改变主意。因为在三个月前，他在狱中收到一个化名人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酒心巧克力和香烟，另一名犯人吃了他的巧克力，结果一命呜呼了。雨果出狱后，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妻子捷西卡早已离开了他。他只好投奔过去的同志奥尔加。
这时，一辆汽车停在门前，奥尔加知道是党内的同志们来了，便急忙让雨果躲进了自己的卧室。
查理和法郎兹一直在追踪雨果，此时，他们正奉路易的命令前来干掉他。奥尔加阻止了他们，并找来了坐在汽车里的路易。路易说，象雨果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已经不可挽救，尤其危险的是他讲话太多。但奥尔加却说她要亲自搞清楚两年前雨果枪杀党的书记贺德雷一事，究竟是情杀还是政治谋杀。路易作了让步，答应在当晚十二点钟听候奥尔加的回音。
只剩下奥尔加和雨果两人了。奥尔加要求雨果把两年前枪杀贺德雷事情的原委讲给她听。
那是在1943年3月的一个晚上，在奥尔加家中。担任党报编辑的雨果正在打字，他入党已经一年多了，当时他在党内的化名是腊斯科尼柯夫。在隔壁的房间里，贺德雷正在召集委员们开会，讨论他的一项提案：目前在依利黎存在着三大政治势力，一方是摄政王的法西斯政府，另一方是由共产党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而成的无产阶级党，处在二者之间的则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的五角大楼党。贺德雷建议，实现三方势力的联合，在战后分享政权。
委员会以四票对三票批准了这项提案。持反对意见的另一位党的领导人路易则怒气冲天，他相信，只要除掉贺德雷，其他人就容易控制。他决定派一再要求参加实际工作的雨果去担任贺德雷的秘书，作为内线配合刺杀行动。但雨果却要求独立完成这项秘密任务。
雨果和妻子捷西卡搬进了贺德雷居住的乡间别墅。贺德雷早就风闻有人要谋杀他，因此防范极为严密，三个剽悍的警卫枪不离手昼夜守护着他。
雨果夫妇的房间还没有安置好，两个警卫就奉命前来搜查。雨果以尊重自我的名义拒绝他们。两个警卫大大地嘲弄了一番雨果这个穿着体面的煤业公司董事长的阔少爷。双方争执不下，贺德雷出来解围。他心平气和地居中调解，表示对雨果是信任的，但搜查还是必要的。雨果担心搜出箱子里的手枪，紧张得脸色惨白，但搜查结果，并没有发现手枪，原来捷西卡早已把枪藏在自己的怀里。
捷西卡对这场冒险游戏兴味盎然。她是个漂亮富有的女人，从未参加过雨果的政治行动。雨果曾经严肃地告诉过她，他将用这支手枪杀贺德雷，但她却把它当作是“演戏”。不过，捷西卡似乎一开始就对贺德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十天过去了，雨果仍然没有行动。这天下午，贺德雷正与保尔亲王和五角大楼党委书记卡尔斯基进行谈判，雨果担任记录。正当雨果把手伸进了放着手枪的口袋时，花园里发生爆炸，玻璃窗被炸碎。
这颗炸弹使雨果十分恼火，他断定路易已经把他“撤职”了，他连声咒骂扔炸弹的人是混蛋，并且不停地喝酒，很快就醉倒了。
扔炸弹的是奥尔加。原来，党组织认为雨果延误了行动的时机，决定把他作为叛徒处决。奥尔加出于友情，背着党组织采取了行动，企图炸死贺德雷，或是造成雨果与贺德雷同归于尽的假象，为他保全名节。当她得知并没有成功时，便悄悄来到雨果的房间，要求雨果必须在明晚以前了结这件事。
到这时候，捷西卡才真正相信了雨果的“秘密使命”，她为贺德雷将被杀死而感到惶惑，竭力劝说雨果与他和解。雨果则坚信自己和路易是正确的，而贺德雷的做法简直像一个叛徒。这时贺德雷来找他们聊天，捷西卡不失时机地把雨果的反对意见告诉了贺德雷。他们开始了一场冗长的辩论。贺德雷认为，目前无产阶级党无力单独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只有走联合这一道路才是现实的。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一切有效的手段都可利用，哪怕是说谎、妥协，或是玩弄权术。他毫不隐讳地承认，他有一双伸进了血污中的肮脏的手。这一切都是雨果所不能容忍的。他声称，与他观点一致的人大有人在。可是贺德雷却无情地预言，终有一天雨果将会发现，别人所以反对这样做，只是认为时机尚不成熟，而把它当作原则问题来加以反对的恐怕只有他雨果一个人。雨果终究没有被说服。
第二天早晨，捷西卡赶在雨果之前来贺德雷的办公室，把雨果的决定向他和盘托出，并请求他不要伤害她的丈夫。当神情萎靡的雨果走进办公室时，贺德雷虽然多了几分戒心，却料定他不会向自己开枪，他想把自己这一想法直接告诉雨果。当贺德雷转身去倒咖啡时，他的手指已经扣住了扳机，但终于没有开枪。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请求贺德雷允许他出去散散步，认真思考一下。
一直躲在窗帘后面的捷西卡，在雨果出去之后便出来纠缠贺德雷，她表示自己真的已经爱上了他。贺德雷起初竭力回避她那明显的挑逗，随后还是吻了她一下。这时雨果推门而入，正巧目击了这一幕。他怒可不遏，向贺德雷连开三枪，贺德雷倒地而死。(www.xing528.com)
雨果讲完了他的故事。
雨果反复思索着他杀死贺德雷的动机，他始终认为那纯粹是一个偶然。假如他没有看到那一幕，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当时他回到办公室是打算与贺德雷和解。他爱贺德雷，甚于爱这世界上的任何人。奥尔加对他这样的解释十分满意，她劝雨果重新入党。雨果对她表示信任。
离路易规定的时间还差五分钟，奥尔加决定把一切事情都告诉雨果：在他入狱后，党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去年冬天，党与苏联恢复了联系，苏联为了避免与盟国发生摩擦，不希望依利黎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权，指示党与其他各派势力联合。现在事实证明当初贺德雷的主张是正确的。党应该给贺德雷恢复名誉。至于雨果的谋杀行动，路易等人向党内作了解释，把这一案件说成是纯粹的情杀。雨果听到这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他终于明白，贺德雷、路易和奥尔加都是同一类人，都是冷酷无情的家伙，而只有他自己死抱住纯洁的理想，至今仍然认为贺德雷的做法是错误的。他为自己感到羞愧，羞愧自己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而不是出于政治热情而杀死了贺德雷。他不能再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了。
门外响起了汽车声，路易他们来抓雨果来了。奥尔加竭力要挽救雨果，让从窗子逃走，但他拒绝了。激愤的雨果大步向门口走去，大声喊叫着踢开了房门。
《肮脏的手》这个剧本政治色彩十分浓厚，表现了萨特对“戴红手套干活”的政客的揭露和对天真地追求“理想”而被政客们所利用的青年的同情。
作为党的领导人，贺德雷可说是一个实干家，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只要对党有利，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利用。他承认：“我的手是脏的，一直脏到胳臂，我把我的手插到粪堆里、血泊里。”不过萨特认为，这种选择是不可避免的，是合理的。同时萨特也不否认路易的暗杀阴谋。作为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当他在路线上与贺德雷产生矛盾时，指派雨果去行刺也是情理中之事。而贺德雷也能始终坦然地对待这一切。
这体现了萨特对政治的看法，在萨特看来，在任何政治形势下，取消谎言是不可能的，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又不“玷污”双手是不可能的。
萨特对雨果是同情的，雨果是个充满理想主义精神的资产阶级青年。他不了解党内斗争的实质。他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感到空虚和孤独，为了寻求个人解脱，他加入无产阶级党，他期望着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上一世纪末，俄罗斯有一些人，口袋里装着炸弹，站在大公路过的地方。炸弹爆炸，大公炸死，投弹的人也同归于尽。我也能这样干。”同时他又渴望保持个人的纯洁性，他认为革命的手段也应该是最纯洁、最符合道德理想的。他遵循“自由”原则，他说：“我尊重命令，但我也尊重我自己，……我加入党，是为了有朝一日所有的人都有尊重自己的权利。”在萨特看来，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者嘲笑雨果说：“我的小伙伴，我们加入党是因为挨饿挨够了。”而雨果没有挨过饿，他加入党只是出于某种荣誉感或某种抽象的正义感。
针对雨果关于纯洁性的幻想，贺德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多么看重自己的纯洁性啊！你是多么害怕弄脏自己的手啊！好吧，保持纯洁吧！但这对谁有什么用处呢？纯洁，这是印度出家人和僧侣们的理想。”在贺德雷看来，雨果不过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的关于热爱人类的说法，不过是些空洞的没有意义的华丽词藻。贺德雷说：“你不爱人，雨果，你只爱原则，……而我爱他们，就爱他们现在这个样子，连他们的卑鄙龌龊和一切恶习在内。……你的纯洁等于零。你所梦想的革命绝不是我们的革命，你并不想改变世界，你只想炸毁世界。”这实际上是对雨果宣称：玩政治，就必须要有一双肮脏的好手。雨果所追求的显然不是这种政治。因此，在戏的结尾，雨果坚持不肯撒谎，拒绝了党的“挽救”，大胆地选择了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萨特对待雨果与贺德雷的态度是矛盾的。他同情雨果，因为雨果是他的哲学和道德理想的化身。同时他又不能不敬重贺德雷，他承认，“脏脏的手”就是参与现实生活的手，就是实实在在工作的手。“肮脏的手比戴手套的手干活要好得多”。
《肮脏的手》虽是一个政治剧，但它仍然表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原则。贺德雷的死是出于一场误会。雨果已经准备与贺德雷和解，当他走进办公室的一瞬，却碰巧发现自己的妻子正偎依在贺德雷的怀里。情欲战胜了理智，他朝贺德雷开了枪。雨果说：“完全是出于偶然，……这实际上是一出没有杀人凶手的谋杀案。”这里正体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人的生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人的死也是偶然的。
这就是人生的荒诞性。
在构思《肮脏的手》时，萨特认为有两件事促使他写了这个剧本。一是他发现，在他的学生中，一些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也加入了共产党；二是，萨特和西蒙娜·波伏瓦在纽约时，曾和托洛茨基的旧秘书会见。这位秘书是斯大林派来的，他告诉萨特和西蒙娜，他接到暗杀托洛茨基的任务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托洛茨基同住在一所受到严密监视的房子里。萨特曾表示过，剧本对于那些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表示了同情，同时也暗示了对斯大林统治的怀疑。不过萨特还是力图避免过分显露他在剧本中的政治倾向。他对《战斗报》记者说过：贺德雷与雨果分别代表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理想主义，但萨特本人却并不表示赞成那一派。不过后来萨特又表示：就我个人看来，政治需要人们弄脏自己的手，必须如此。
《肮脏的手》的上演受到群众的欢迎，但在政界却引起激烈批评。法国共产党方面反响尤为强烈，他们指斥说，“为了三十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了”。《人道报》批评说：“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苏联方面也表示了抗议，认为《肮脏的手》有“反苏宣传”倾向。
不过在美国，确实有人想利用《肮脏的手》进行反苏宣传。1948年11月，美国报纸刊登了《肮脏的手》的英译本，题目为《红手套》。但萨特说，英译本的大部分文字被篡改。萨特曾为此提出抗议。
由于《肮脏的手》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社会影响又很大，萨特对剧本的上演始终持谨慎态度。特别是五十年代，他向共产党靠拢时，每次上演都要事先与党的有关领导人商量，征求他们的意见。萨特曾拒绝《肮脏的手》在西班牙、希腊和印度支那上演。他解释说：我并不否定《肮脏的手》，我讨厌人们任意利用它，我的剧成了政治宣传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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