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决斗与德雷福斯案的奇幻交融

在人们想像中，决斗和一起政治诉讼与病弱的普鲁斯特是沾不上边的。但实际上，花花公子并不是整天游手好闲，普鲁斯特也有他的事业，并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这几乎是作家的共性：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甚至不惜被人贬成杞人忧天或多管闲事；病魔之丝完全缠住普鲁斯特毕竟是他三十多岁以后，在这之前，病孩子也散发出旺盛的青春活力。

普鲁斯特的事业，由于身体限制，亦因其天资所在，主要是撰写稿件，不过主要并不是文学创作。文学成为他的事业是后来的事，甚至可以说那并不是他的第一特长，如著名传记作家安德烈·莫罗亚所说，同时代很少有人比他更熟悉福楼拜、波德莱尔等大作家，他研究过他们的思想方式、创作手法和风格；他还从英国作家哈代、艾略特、狄更斯那里深受教益，他完全可以当一个最伟大的批评家。从《追忆似水年华》中，人们可以看到大量对人的心理、人际关系、社会事件乃至一些极细微、极不易为人所感觉的情形所作的杰出分析。真知灼见象明珠般散缀于这部长河小说之中。

所谓“决斗事件”，是由《欢乐与时日》的出版引起的。《欢乐与时日》是他出版的第一部书，他当然寄望很高，但读者和评论界普遍反应冷淡。从今天来看，它也确实是一本失败之作。书籍的装帧设计就搞得使口味高雅的读者失望。普鲁斯特想要玛德莱娜·勒迈尔画封面，要阿那托累·法郎士写序，要雷那尔多·汗的乐曲与他自己写的东西混在一起。版本这样高级，保护主这么一大片，给人的印象是很不严肃。然而，如果仔细阅读《欢乐与时日》，便可以发现，事后成就了《追忆逝水年华》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其某些题材在这本书中已初见端倪。在《欢乐与时日》中，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虚构的怪诞的中篇。在这篇作品里，垂死的巴勒达萨尔·西勒旺德，要求他热爱的年青公主与他一起呆几个小时。那个公主拒绝了，因为她只想到自己，这种自私自利的想法不允许她放弃一次享乐机会，哪怕是为了一个垂死的人。后来在《追忆似水年华》中大病初愈的马塞尔去斯万家享受与斯万小姐相处的快乐，希尔贝特却撇下他自顾自去别人家，参加舞蹈训练；行将就木的斯万向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倾诉了自己的忧虑，而这位公爵夫人仍然照旧出发去参加宴会——这里，人们再次见到了这个题材。

在《欢乐与时日》里，还有一个短篇：《一个少女的忏悔》。其中的女主人公任凭一个青年拥抱，而她的母亲（患有心脏病）在镜子里看见了这个场面，因而一气丧命。在《追忆逝水年华》中，从凡德伊小姐任性放诞、使她的父亲那么伤心痛苦和叙事者（或者说普鲁斯特本人）意志薄弱不能坚持创作、使他的祖母非常难过这两个情节中，人们都再次见到了这个题材。这样一部作品对于一位应该善于从这一大堆石头中发现隐藏于其中的几克贵重金属的伟大文艺评论家来说，正是一项很好的预言练习的材料，但是评论家似乎最不适合于作预言家而更适合作考古学家或史学家，更善于盖棺定论。有个叫让·洛兰的评论家，在报刊上发表了评论该书的文章，出言不逊，激怒了普鲁斯特。普鲁斯特本来就敏感自尊，内心燥烈，而当时的法国贵族又向来极重荣誉，忍气吞声将使人再也不被社交界接纳。普鲁斯特和善的外表下本就有一颗暴烈的心，理性力量有时也会松懈，他根本不可能甘于示弱。病孩子雄赳赳走向了决斗场，不过普希金的悲剧没有发生。结果不值一提。值得一提的是：病孩子具有一般贵族青年的完整性格和完整体验，疾病所带来的只是附加的，也就是他比别人拥有更丰富、更特异的性情与经验。所以他日后的创作才有不会枯竭的源泉，才有不为病魔所拘的青春活力。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有才华、有个性、有事业的普通人在生活，而不是作为一个命中注定要超凡脱俗的旁观者、局外人、世外高僧在生活，他才能在与世隔绝之后写出一部“人间喜剧”来——以至有人提出疑问：普鲁斯特小说与巴尔扎克小说，究竟谁的“人间”味更浓厚。

除了专业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之外，一般的社会人都要有个职业。普鲁斯特算不上也没打算成为上述两种人，所以他也象普通人一样有一份普通的职业。自1892年哮喘病恶化后，他是以休养为主，闲时写写文章，或到特鲁维尔、瑞士的圣莫里茨市去旅游。1895年6月，经考试，被马扎里恩图书馆录用为馆员，从而成了国民教育部的一名职员，他申请并获得了一年一度的假期，10月份旅居贝格梅尔市。他算是一只脚踏入了滚滚红尘，一只脚还留在槛外。

189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祖母去世了。他与祖母的感情是很深的，虽然不及对母亲的依恋，却少了些对母亲的顾忌，因为母亲更严厉，而且母亲属于父亲。当他不得不离开母亲而与祖母去巴尔贝克时，祖母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依靠。他在小说中写道：“我一头扎进祖母的怀里，将我的双唇贴在她的脸上，似乎这样我就能进入她向我敞开的宽阔的胸怀。我这样把嘴紧贴在她的双颊上，她的前额上以后，我从那里吮吸到那样有益的、那样丰富有营养的东西。我半天一动不动，是吮奶孩子的那种认真、放心大胆的贪婪。”死亡意识往往来自最亲近的人的亡故，从而开始切实感觉到它和自己有关。永远逝去的人使他想起许多有关她的永远逝去了的事，回忆强有力地烘托了这种哀悼之情又解消了它。它还使他联想到，还有许多人要逝去，包括他精神上赖以支持的母亲；使他联想到许多欢乐时光已经一去不返。他记得小时候祖母是多么温和、善良和老实，他曾为她被姑祖母捉弄而伤心，后来又加入愚弄她的行列。他还想起他们一起去巴尔贝克旅游的事……哀悼使他想提起笔来，重现那逝去的一切，使亡人再度栩栩而生。这进一步激起他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都记载下来的愿望，使所有他不愿它们消失无踪的人物、事件、感觉、情绪在笔下永存。

祖母的死是一个诱因，加之他一直就没有停止思考和回忆，一直没放弃时间主题的构思，现在他又获准了长假，有足够的时间，也非常需要一种不大受疾病限制的寄托或说事业，于是，1896年，他开始创作自传体小说《让·桑德伊》。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完全的宁静，也许是因他无法回避某些他不愿正视的隐秘，也许是酝酿不充分、技巧不成熟，经过八年努力也未完成，只留下上千页的散稿。这部书是《追忆似水年华》的雏形。他作了一次大练兵，将调词谴句、构造情节的本领训练到了一定火候。(www.xing528.com)

这时他仍然积极涉足社会，并不为疾病所累。应该说，他需要静养，卷入较复杂的社会纠纷如决斗这类事对他是有危险的，但他毕竟血气方刚，而且不甘寂寞。所以象德雷福斯案这样震惊朝野的事件，他当然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坚定地站在正义一方。

德雷福斯（1859—1935年）是一名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陆军上尉。1894年，法国军事当局诬告他出卖国防机密给德国，而判处他终身苦役，并借此掀起反犹运动，鼓动对德战争。这一违反人权和有悖政治道德的事件激起了一些有正义感的人的愤怒，以左拉为首的社会名流积极为此奔走，但也有些人出于狭隘的民族立场及因不明真相而支持军方，于是围绕此案朝野形成了德雷福斯派和非德雷福斯派。普鲁斯特义无反顾地站在德雷福斯派一边，积极主张重新审理此案。1898年左拉为此冤案起诉，普鲁斯特不遗余力地支持，次年，该案有了圆满的结局，德雷福斯被无罪释放，并于1906年复职。

从普鲁斯特介入此事的表现，可以看出他的正义感和社会道德感很强。“花花公子”的行径只是出于年轻无羁，以及世俗污染，在他的品行中不占主流。

一个作家，如果道德境界低下，是不可能写出美的作品的。《让·桑德伊》的不成功，与其中许多材料未经道德准则的自我审查很有关系，而《追忆似水年华》中，所有章节都不仅合于真和美，也合于善。他是一位严肃的、有荣誉感、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人品使得他的文品深受后人景仰。

普鲁斯特的病态心理和病态性格，随着年龄增长和知识增长，也有所改变或被抑制，聪颖善悟的他逐渐获得了强大的理性，从而对自己反思和自律，不是非常特殊的情况，他是基本克服了这一病态的。他的小说体现了这一反思，而且其本身也有自我矫治、自求平衡的功能，这与现代派作家以正常人眼光着意表现病态是不同的。《追忆似水年华》在表现手法上可以归入现代派作品之列，但就其内容来说则不是。它与罗曼·罗兰的《克利斯朵夫》倒很相似，是一部较为接近生活真实的、充分纳入个人经历和情感体验的小说，而绝无现代派的荒诞怪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普鲁斯特不是作为作家或文学工具而要去着意表现什么，他只是作为一个富于理性的病孩而需要表达、抒写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