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抗战时期散记

任继愈

抗战爆发后，原在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往湖南长沙，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临时大学在长沙驻有半年，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直到1946年北方三所大学分别回到原来的校址办学，虽只有短短八九年的时间，但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段光辉历程。

罗常培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贺麟创立西洋哲学编译会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西南联大教师们的成就当年在全国也是领先的。这一点似乎人们注意得不多，现在补充说一说。比如闻一多研究《诗经》《楚辞》，文献考证功力深厚，他后来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使他的学术造诣打开了新局面。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利用西南地区的特殊条件（仅云南一省就有52个少数民族）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为我国培养了新一代民族语言研究人才，如马学良、傅懋绩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专家。新中国成立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这些青年学者成为骨干。为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这批专家成了主力军，我国少数民族学的基本队伍是西南联大时期培养的。

贺麟创立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工作，造就了不少哲学翻译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哲学名著系列丛书，主要是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批青年学者完成的。他还系统介绍黑格尔哲学，新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贺麟有开山之功。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整理而成的，他的哲学代表作《论道》是他在联大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构思完成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还没有一部著作可以取代它的权威地位。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洪谦是向国内学术界介绍维也纳学派的第一人。钱穆《国史大纲》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成为各大学首选的教材。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只带几支粉笔，不带讲义书本，能将历史事件、年代讲授得准确无误。结合他丰富的世界史知识，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围内来观察，使学生增加了知识，开拓了眼界。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选修课，上课时带了一包袱书，却从不翻看，娓娓讲来，令听者忘倦。西南联大不采用当时教育部规定的全国通用政治课教材《党义》，以《伦理学》取代国民党的党义课，全国只此一家。

罗庸与闻一多竞开《楚辞》课学生商榷老师傅斯年

百家争鸣成为西南联大的学风。北大中文教授罗庸开唐诗课，第二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也开唐诗课。闻一多讲选修课《楚辞》，第二年罗庸也讲《楚辞》。两人讲授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受益很多。教师之间相互学习，不以学科为限。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闻一多杂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教授程毓准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多来听课，本科生反倒不多，陈遂有“教授的教授”称号。

闻一多

百家争鸣、学术民主，不但在同辈中盛行，师生之间也不鲜见这种宽容求是的事例。学生王玉哲在北大历史系二年级时，对傅斯年研究《齐物论》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刊物上反驳。后傅斯年在西南联大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招研究生，王玉哲想报考，又怕傅老师对他有芥蒂，后来壮着胆子报考了，顺利录取，师生相处甚好。

杨振声指导本科四年级学生写论文，有位学生选了研究曹禺的题目，却迟迟未见成文，杨约学生谈话。原来学生的观点与杨先生不尽一致，怕导师通不过。杨振声告诉他，只要认真研究，掌握原始材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尽可写成论文，师生完全一个样，学术怎能发展？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听说这位学生后来成了中山大学的名教授，并经常以此精神教导下一代。(www.xing528.com)

徐悲鸿谈画、焦菊隐谈“二战”时期的英国人民黎东方先生讲历史故事，经常加进一些噱头

抗战后半段，美国派来志愿空军，在昆明建立空军的“飞虎队”，经过几次空战，打下日本飞机多架，日本飞机不再敢来空袭，上课时间比较正常。中缅公路修通后，昆明成了对外交通的要道。联大时常邀请归国路过的名人讲演，我记得的有顾维钧、焦菊隐、徐悲鸿，美国回来的林语堂，牛津大学的Daods，在缅甸抗日的杜聿明，等等。师生们物质生活艰苦，精神生活却十分活跃丰富。

徐悲鸿由欧洲经苏联回国，过昆明，联大学生请他演讲，他便谈了在苏联画展上的见闻。画展大部分作品是描写苏联红军抗击德国纳粹战争的。也有些老画家，没有画过红军卫国战争的作品。为了使画展丰富多彩，表明全苏联不同流派一致团结的卫国精神，组织者动员艺术界更多成员参加。当画展组织者邀请这些老画家拿出作品时，一位老画家生气地说：“没有，都给钉上木板了。”（因为当年苏联革命成功后，把不是直接表现革命的绘画作品封闭起来，教堂的宗教故事画用木条钉上谢绝参观，这类极“左”的行为，曾引起一些画家的不满）经画展组织者一再劝说这位老画家拿出一幅乡村风景画。徐悲鸿在画展上看到了这一幅画，题名《绿舞》，一棵大树屹立在田野上，树叶迎风飞舞，生动极了。恰好有几个青年参观者也在欣赏这幅画，问解说员：“这大树和房子很好，可画上怎么不见红军啊？”解说员机敏地回答道，“你不是看见树后这所房子了吗？红军隐蔽在房子后面啊！”

焦菊隐谈“二战”时期的英国人民，当时纳粹德国首先发明飞弹（后译为导弹）V1、V2，用来攻击伦敦，造成居民伤亡，建筑被毁，危及交通，市内道路通行天天改变。当时伦敦一家大百货公司遭到飞弹袭击，屋顶炸穿，被开了天窗。公司门口布告：Open as usual（照常营业）。第二天又被炸了，屋顶的破洞更大了。百货公司又公告：More open as usual（更加照常营业）。英国人民巧用open这个双关语，more open既表示对敌人的藐视，又体现出伦敦市民乐观幽默的性格。

西南联大人文学科专家大师云集，学术风气活跃。北大文科研究所罗常培教授积极组织了一系列学术报告会。联大许多学术社团组织，也经常开展各种学术活动。我听过的学术讲演，现在记得的有汤用彤先生的“言意之辨”，后来收入他的《魏晋玄学论稿》。向达先生的“唐代俗讲考”，长篇故事有连续性，十天半月讲不完。从甲地换到乙地接着讲，听讲者听得入迷，也从甲地跟到乙地。冯友兰先生讲“禅宗思想方法”，说禅宗的认识论用的是“负的方法”，用否定的词句表达肯定的意义，以非语言的行为表达语言不能表达的意义，“说就是不说”。讲演散会时，天气转凉，冯先生带了一件马褂，穿在身上，冯自言自语地说，“我穿就是不穿”。这部分内容收入了他的《新知言》一章里。

法学院一位教授在昆中北院作世界形势报告，分析德苏不会开战，提出四条根据，先讲了两条，中间休息20分钟。恰好这时街上报童叫喊“号外、号外”“德苏开战了，德苏开战了”。主讲人颇感尴尬，宣布下半场讲不讲了，提前结束。其实，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一介书生仅仅根据报刊、文献提供的有限信息资料去做判断，结论有误完全可以理解。这位教授照常受到学生们爱戴。

西南联大的学术讲坛，也吸引了外省学者的兴趣。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黎东方教授到昆明讲“三国历史讲座”，租用省党部的礼堂，售票讲演，听众踊跃。他送给联大教授们一些票。姚从吾、郑天挺等先生都去听过，我也分得一张票。他为了适应广大听众的趣味，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张行军床，这样与貂蝉见面的机会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由于黎东方善于随时加进一些“调料”，他的讲演上座率不错。听说他在重庆的讲座也很受欢迎。

联大师生立场虽有分歧，但有共同的信念

办学的目的是培养建设新中国所需的人才。建设国家，首先要爱这个国家，必须是关心民族命运的爱国者。联大师生有不同的政治立场，他们政治立场虽有分歧，但共同的信念是爱国，保卫国家，抵抗外来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这种情况与当时抗战时期的总形势和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一致的。

抗战胜利后，日本投降，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开后，各立门户，日子过得还不错，总感到似乎还缺少点什么。西南联大的形象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