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塔洛》中的城邦政治学：城邦异客塔洛优化

“塔洛平常都扎着根小辫子，那根辫子总是在他的后脑勺上晃来晃去的……”小说《塔洛》是这样开头的。这是一个孤儿，离群索居，在山上放羊为生。少有人记得他，直到有一天全民开始办理第二代身份证，这个孤独的牧羊人，才被记起来。

电影《塔洛》开场是他来到派出所办身份证。在所长的要求下，塔洛背起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那是他仅有的几年受教育的经历留下的。见多识广的中国人在这里开始分神，此处必预示着导演先设的政治寓意，或者别的我们通常认为的符号。这样的分神处，这部电影里还给出许多，比如这个小小的事件本身：孤儿进城去办理身份证，而又因为别逸的一支恋曲，迷失了自己，甚至丢失了最强烈的个人识别标志——小辫子，最终还是没有拿到证。导演万玛才旦也常在采访时提起这个寻找而又迷失身份的设定。通常我们将其归为一种原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冲击，包括他那段转瞬即逝的情爱经历，代表现代生活力量的老板娘杨措卷了他的卖羊钱跑路了。如果我们仅这样来放稳自己的认知，应该也是蛮不错的观影体验，但我不得不说，或许我们还是丢失了某些令我们真正分神的东西，我们也还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为何电影结束，我们仍萦念再三，为塔洛，为他的爱情，为那声炸在手里的炮仗，甚至为了那个骗子杨措，我们确实竟恨不了她。

在希腊人的词汇里，没有一个单独的词语能表达我们所说的life（生活、生命）一词之意义。他们用了两个词，zoe和bios。zoe表达了一切活着的存在，自然生命。bios则指个体或一个群体的适当的生存形式或方式，一种属于人的有质量的生活。这种区分方式，指向的是前政治状态和城邦政治状态的人。山上的“小辫子”，是zoe的存在，过着从不需要身份证的生活。如果不下山，不搅和到人群里去，不被导演以影像方式再生产出来给我们自以为是的解读分析，我几乎可以确证那是一种自然状态的充满生命衰荣感的甜美，是那种天地状物的平静生活。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有段讲道：“单单生存这个事实本身，或许就是某种善。如果在生活方式上没有大的困难，那么，显然大多数人会去忍受大量苦难而坚持活着（zoe）。”但问题是，自希腊时期开始，生活，好生活，指向的就是政治层面的共同体生活，简单的自然生命（zoe）在严格的意义上就被排除在了城邦之外，bios就是政治性的存在。“小辫子”走进了派出所大门，开始办起身份证，zoe就进入了城邦的领域，开始了他的政治化。

所长：“那你只能到县上去照相了。”

塔洛：“不照不行吗？”

所长：“不行，要办身份证。”

塔洛：“身份证是什么？”

所长：“有了身份证，你去了城里别人就知道你是谁了，就知道你是哪儿的人。”

塔洛：“我自己知道我是谁不就行了吗？”(www.xing528.com)

塔洛去了县上，在照相馆门口，因为没有身份证，被路过的警察盘查了一下。但是解释几句就过去了。更实质性的麻烦来自照相馆对面的理发店老板娘杨措。为照相他洗了个头，因为这短暂的逗留，与杨措竟有了先卡拉OK后一夜风流的际遇。第二天去了派出所交照片，所长多杰冲头就问：“你连身份证都没有，那你住哪里了？”“噢，我住我一个认识的朋友那里了。”看，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能遭遇的顶级问题，居然被塔洛给神奇绕过了。为什么？

简而言之，因为爱情，或者只是他以为的爱情。他遇到了情感，留宿女人处，哪还需要什么劳什子证件，这个现实的壁垒就这样飞跃过去了。爱情和政治一样，缺乏事物应该有的伟大理性，它的到来制造了一种蒙太奇效果，虽然技术上导演压根没有用到。它破坏了常识逻辑，把相异的东西连接起来，制造出另外一种尺度上的秩序。它也制造出了某种神秘性，真实撞进了现实，错位的东西被拉到一起，造成意外。山上独居了数十年的“小辫子”，进城来不是照相，就是照镜子，被镜像团团包围，不得不端详起多年未打理过的无名姓的自己。他因摄影师的目光而整衣衫，摘护身符，又在理发店里情意萌动。影像在这里呈现它全部积极的力量，导演借用理发店的镜子，把男女间的互动自然而然地呈现在镜像里。当我们透过杨措的眼睛凝视照相馆前的塔洛时，眼睛透过店内面街的镜子，透过镜子里的玻璃门，看到牧羊人踌躇、不适但又充满欲望的递过来的眼睛。啊，这个卑微的，野长的近乎无名的人，居然敢去爱了。是那满室的镜子令他像一岁的孩童一般建立起拉康意义上的“自我”吗？影像似真似幻，有爱情的全部惆怅和顺理成章。

电影《塔洛》

几日以后，牧羊人卖掉山上的羊，带着全部家底再次返回理发店，塔洛与杨措，男人与女人，被硬生生挤压在摄影机镜头左方的镜子里，空间里弥生着一股子尴尬味道，那是所有幻梦迷思的天敌。导演劈头将无形的裂隙扔给我们早已麻木以致沉沦的眼，这里的影像不是构成的，而是自在式地存在的。一系列的镜像镜头帮我们去撕开、破坏、翻跟斗，去改变感知的固定配方，改变一切刻板再现图式。我们通过它们，似乎扑向了什么，也许是某种新的秩序，也许是某种新的连接，总之扑向了什么，之后再扑向那个更大的东西。

但这次我们扑向了什么？被人遗忘的“小辫子”，一人放羊数十年的寂寞我们似乎并不关心，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他下山后回去的那几天。放羊、回家，喝酒、抽烟，他像以往一样蜷居在黑暗的小屋里。可是不同了，他不是第一次丢了羊，但这一次被雇主训斥过后，他卖光家当下山去了。这几天的时光是孤独的脚注，它被导演揪出来为孤独命了名。孤独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被命名。一旦命了名，它就是所有人的孤独了。而因为是所有人的，塔洛这个本来无足轻重的人，突然间就获得了一种砸手的生命形式感。哪怕后来遭逢突变，女人卷钱跑了，他坐在半道坏掉的摩托车上，天地独此一人，发呆，喝酒，放炮仗。他还是一个人，没有身份证。但因为他施以了爱这个行动，带来一次打断，一次调整，带来被启蒙的人性。

这一点使我们对这个孤独生命刮目相看。他并不是简单地被政治秩序征用之卑微个体，他竟教我们看到最纯粹的情爱状态，一种全部错位的认同下建立的幻觉。塔洛把卖羊钱一沓一沓摞在杨措面前，亮出爱的激进态度。杨措微微一颤，我们看得心惊，情知会有风险，果然也是不妙，但是行动才摩擦出人的象征意义。虽然导演不会同意《塔洛》是一部爱情片，他笑说自己完全不懂爱情，但真正的爱情片，不正是政治再加上爱的交叉完成的吗？因此对于欺骗了塔洛情感的杨措，我们竟也毫无恨意，她结实有力，一把剪去塔洛的小辫子，使身份证再次失效。她的爱情游戏搅拌了现实，令塔洛惆怅、迷失，进入到指向精神世界的闯关升级游戏里。

因为剃了发，与照片不像了，塔洛还是没有拿到身份证，我想他应该不会再去办了吧，这个始终未能走进城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