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山先民守望图腾的传奇

如前文所言，龙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在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河北、湖北、四川等地均有发现。不过，本文所说的“龙山先民”仅限于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特定区域内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即东夷人。文献记载显示，世界各地的不少古代氏族或部落都曾崇拜图腾。尽管崇拜的对象有所不同，但图腾信仰却是世界各民族的共性。考古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出现图腾崇拜的现象。各个部族都有自己崇拜的对象，当时生活在今山东地区的东夷族自然也不例外。那么，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所信奉和崇拜的图腾是什么呢？

龙山文化早期即公元前2900年左右，恰逢古史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与蚩尤争霸的时代，当时蚩尤率领东夷族西进中原，与炎、黄二帝统领的华夏族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尽管最后蚩尤战败被杀，但由华夏族创立的仰韶文化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蚩尤死后，东夷人的一部分残余势力退居到了山东地区，之后以此地为中心，在南至江苏北部，西至河南东部，北至辽东半岛的广大地区，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龙山文化，即如今考古学上所称的山东龙山文化。溃逃至其他地区的东夷人也同时或相继创造出了各自的文化，并将部族首领蚩尤的英名和事迹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为后人塑造出了一位“战神”的形象。虽然蚩尤死了，但是东夷族却并未没落和消亡。在此后的数千年之间，东夷族凭借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和顽强的生命力，一直与华夏族争战在历史舞台上。例如在夏、商、周三代的更替过程中，东夷人先是帮助商族灭了夏王朝，后又在与商王朝的冲突中耗尽了商朝的元气，从而间接地帮助周族灭了商王朝。可以说，夏、商、周三代的更替和三个中原王朝的兴亡都是有东夷人参与的。再如秦始皇嬴政和汉高祖刘邦，他们都是东夷人的后裔，由于血脉和骨子里都传承着蚩尤的基因，所以均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一番丰功伟业。不过，正是东夷族与华夏族之间的不断冲突和文化融合，才得以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向前，使得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世代传承。

关于东夷族与华夏族之间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东夷人的图腾与信仰和华夏族的截然不同。然而，尽管不同地域的龙山文化内涵略有差异，但各地龙山先民的图腾信仰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即大都以凤鸟作为主要图腾崇拜对象。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例，各遗址所出土陶器、玉器、石器等器物的造型或图案以鸟类居多，这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以龙为主的风格有着明显不同。不过，这恰与文献记载相吻合。

从文献记载来看，东夷人与鸟的关系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三皇五帝时期，即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在今山东地区生活着一群以凤鸟为图腾的原始居民。例如《大戴礼记·五帝德》所载“东方鸟夷民”，因为东夷人以凤鸟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所以也被称为“鸟夷”。再如《左传》记载，在少昊统治时期，其所辖氏族均以鸟为族名、族徽和官员的标识。在他的管辖范围内有玄鸟氏、青鸟氏等24个氏族，24个氏族又组成了“五鸟”“五鸠”“五雉”和“九扈”四个胞族，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凤鸟为图腾的庞大氏族部落社会。还有文献记载，在位列“五帝”的帝喾执政时期，他的一位夫人简狄于某天到玄丘河中沐浴时，忽见天上飞来两只玄鸟。二鸟飞走时留下了一枚蛋，简狄误将其吞入腹中，没想到却怀了身孕，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起名为“契”。契后来成为商朝的始祖。这便是“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著名上古圣王、“五帝”之一的舜，也曾为东夷人的首领。史载，舜即帝位之时，乐工们用五彩羽毛作为装饰，扮成各种美丽的飞鸟，呈现出“百鸟朝凤”的宏大场面，实际上就是东夷先民对鸟图腾和舜进行崇拜的真实写照。有意思的是，在甲骨文中，“舜”字为鸟头人身的象形字，有人鸟合一的含义。可见，在东夷人的心目中，舜就等同于鸟图腾，已被神化了。再如在尧舜禹时代，东夷首领皋陶为掌管典狱和刑罚的大臣，但是他的儿子却被封为掌管火种和驯养鸟兽的官员。由此可见，东夷人之所以以鸟为图腾，大概源于以上这些东夷首领。不过，东夷人所崇拜的鸟图腾实际上有很多种，但地位最高的图腾可能是鹰和凤，它们也是东夷部族中最为常见的图腾。

龙山文化“鬼脸式”足鼎

龙山文化博物馆藏红陶鬶

据考古发现观察，东夷人以鸟为图腾的证据可就更多了。可以说，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即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凤鸟的形态已经普遍出现在了东夷人的日常生活中，东夷人鸟图腾崇拜的痕迹历历可见。首先，东夷人把平时用于烧水、煮饭的一些陶器塑成了鸟形或鸟某一部位的形状。例如济南章丘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两件残断的鸟头形陶盖纽，一件简单写意，另一件造型具体生动，或为鹰的形象。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一件红陶器盖，系手捏而成，中央纽作鸟头形，以泥丸作眼，整体造型非常别致。潍坊青州凤凰台龙山文化遗址中曾出土2件鸟形器盖纽，造型生动形象。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曾出土过4件此类鸟形陶盖纽，形象各不相同，鸟头皆用写实手法捏塑，制作粗糙且简单，但非常逼真，多用贴塑泥饼表示眼睛，造型生动有趣。此外，山东龙山文化的“鬼脸式”鼎足可能是模拟鸟喙的，也或许是鹰类鸟头的塑形。再如龙山文化博物馆所藏的一件“镇馆之宝”红陶鬶。此器属龙山文化时期，整体造型似一只展翅欲飞的鸟，应是东夷族少昊氏鸟图腾崇拜的实物证据。据学者研究，陶鬹是大汶口文化时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典型器物，也是东夷文化的代表性陶器，无论各式陶鬶的形制如何，其造型模仿的均是鸟的形状。除了龙山文化博物馆所藏的红陶鬶以外，1960年于山东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红陶锥足鬹、黄陶乳钉纹鬹和1976年于山东青州赵铺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鸟形陶鬹也都是东夷人鸟图腾崇拜的很好例证。还有安徽省亳州市的尉迟寺遗址中曾出土一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鸟形陶器，这件被誉为“鸟形神器”的器物就是东夷人崇拜鸟的铁证之一。2018年4月，考古工作者又在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石峁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一件东夷族的图腾标志——大型陶鹰。正如尹达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中所言：“龙山文化遗址器盖上的纽子多像鸟头，鬶形器多像鸟的全身。”著名考古学家刘敦愿先生也曾指出：“东夷族以鸟为图腾是其突出的特征，小型的陶鸟及鸟头形纽的器盖屡有发现。陶器全形似立鸟之状，或部分结构如鸟喙的情况更是多见。”

石峁遗址出土大型陶鹰(https://www.xing528.com)

其次，不少鸟形玉饰和玉器上的鸟形图案也是东夷人鸟图腾崇拜的重要证据。在反映图腾信仰的龙山文化玉器纹饰中，也以鹰纹、凤纹比较常见。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纹饰——人、鸟、兽合体纹饰，也反映了东夷人对鸟图腾的崇拜。例如龙山文化青玉鹰攫人面饰，被设计为鹰爪攫人头的形象，寓意以鹰为图腾的东夷族生擒敌首领，并猎头以祭祀，这形象地反映了当时各部族之间相互争战的情况。出土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的龙山文化玉兽面，具有东夷族图腾鸟的形象，承载着鲜明的东夷文化基因。总之，龙山文化时期各遗址出土的玉鸟数量众多且造型复杂，玉器上的鸟形纹饰更是多种多样，它们都是东夷人鸟图腾崇拜的重要实证。

龙山文化青玉鹰攫人面饰

再次，有学者认为东夷族鸟图腾崇拜与文字的起源也有密切关系。文字最初是祭司、巫师记录神灵语言、传达神灵旨意的一种工具。迄今为止，虽然还未发现比殷墟甲骨文更早的成熟文字，但是甲骨文的重要源头——刻画符号（例如陶文）却已在不少大汶口文化遗址和龙山文化遗址中被发现。其中，有个别出现频率高、分布范围广的刻画符号被认为与鸟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如莒县凌阳河遗址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陶尊上的符号应为“阳乌”负日飞行的形象。由于不少新石器时代器物上的太阳图像是一个圆圈内有一只鸟或一只鸟身背一个圆圈，显然表明鸟与太阳是有联系的，所以有人推测鸟图腾崇拜其实是太阳崇拜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此外，考古发现还进一步丰富了东夷人鸟图腾崇拜的内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还有一种独特的含球习俗，由于石球或陶球状如燕卵，口内含球或许取象于简狄吞燕卵而生子，所以有人推测含球习俗应与图腾繁殖仪式有关。

总之，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鸟的形象在陶器、玉器、石器等器物上经常出现。东夷人不仅将日常使用的各类器物制作成鸟的造型，而且将鸟的形象刻画到各类器物上，可谓崇拜鸟图腾到了极致，足以证明东夷人以鸟为图腾进行崇拜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可靠的历史事实。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的认知水平和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图腾也由此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动物、自然物向人格化、神化转变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思想文化发展变化的过程。研究表明，东夷人的鸟图腾崇拜对后世影响深远，尤其对战国和秦汉时期的神仙思想和仙人文化影响最大。这些仙人多为“人面鸟身”，在两汉时期被称为“羽人”，其形象为人面，两只大耳向上竖起，身长羽毛，背生双翅。这是汉代羽化升仙思想在图像学上的反映，而“羽化升仙”可以说是鸟图腾崇拜的升华，可见东夷人的鸟图腾崇拜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凌阳河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陶尊

正是东夷人鸟图腾崇拜形成的风俗习惯，才造就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从而成为从部落向国家演变的重要基础，由此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涌现出一座座标志着国家诞生和文明肇始的城市，人类文明的曙光从东方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