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政局研究：薪火相传的思考

与汪篯先生所生活的20世纪相比，今日的政治史研究已开始在传统模式之外，寻找新的思路。农民起义导致改朝换代，从而推动历史发展的规律，虽由近代革命理论催生，但已与当今和平环境下理性、客观地揭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趋势的需求格格不入。围绕隋唐之际政局的研究，同样需要改变视角。

首先，隋末农民起义对于隋唐易代的历史作用需要重新评估。传统观点认为隋末发生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为李渊晋阳起兵提供了机会，从而推动了隋唐易代的发生。诚然，隋末农民大规模起义的直接原因，来自炀帝统治期间繁重的徭役。“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39]、“劳役不息”、“天下死于役”……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了普遍痛苦和负担，加上自隋文帝以来在仓储问题上延续的“不怜百姓而惜仓库”[40]的做法，隋末社会矛盾愈积愈深。因此，王薄长白山起义一经爆发，便迅速波及全国，诸多割据势力由于实现对仓储的控制而得到壮大。但与诸多逐鹿群雄不同，出身贵胄的李渊在晋阳起兵之前曾“奉诏为太原道安抚大使”[41]，镇压过“历山飞”等势力，也通过“余贼党老幼男女数万人并来降附”[42]获得了兵力上的扩充，但这仅是其身为隋朝官员，为保所辖地区“郡境无虞，年谷丰稔”而采取的手段，也是隋朝对樊子盖等前任官员施行的“村坞尽焚之，贼有降者皆坑之”[43]等暴力镇压的纠正，并非为起兵所作之充分准备。因此，纵然隋末农民起义敲响了推翻隋朝统治的战鼓，却不能成为晋阳起兵发生的直接动因，也就并不能必然导致隋唐易代的结果。

那么，隋唐易代是否存在着偶然性？事实上，由“隋炀帝猜忌政治”导致晋阳起兵爆发的观点，已开始关注李唐晋阳起兵的个体动因。对此，汪篯先生已有提示，他认为大业十二年（616）“东都形势紧张，李渊叛隋的时机已经成熟。及遭囚系遇赦之后，遂定计叛隋”[44]；唐长孺先生亦在《讲义三种》中提到“李渊起兵是见到隋朝已经不可救药，想代替隋朝保持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也由于炀帝猜忌，怕自己受祸”[45]。在此基础之上，对晋阳起兵导火索——刘武周反叛事件的判定，恐怕能够更加接近客观事实。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初八，隋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杀马邑太守王仁恭，自称太守，并遣使附于突厥[46]，此事距李渊、王仁恭马邑事件的发生仅一个月左右[47]，对于李渊所部而言，刘武周起事并附突厥，有可能意味着突厥势力继续南下，也就意味着太原方面的安全可能受到威胁。这次威胁并不仅涉及李渊个人，更涉及整个地区的人民，但恰好成为李渊一部招揽人心、募集兵士的有利条件。于是，李渊展开应对刘武周事件的一系列工作，就是晋阳起兵的准备工作。因此，马邑事件的确是李渊动意晋阳起兵的关键，也成为隋唐易代的真正导火索。

其次，逐鹿群雄在隋唐之际政局中扮演的角色需要进一步明确。在以往的研究中，隋唐之际诸多逐鹿群雄往往同时分饰两个角色——对于隋朝，他们是推翻昏庸统治者的进步群体，而对于唐朝，他们则是需要武装镇压的天下一统的阻碍——这是以“统治者——叛乱者”关系为基本视角进行划定的。但事实上，直到武德七年（624），李唐王朝才基本上平定各割据政权，实现了全国的统一，而在此以前，其身份和角色与其他逐鹿群雄基本无异。因此，隋唐之际的所有逐鹿群雄，其实都存在着一统天下的可能性。若以此视角探讨隋唐之际各个政权盛衰及原因，才能更为客观地理解李唐政权最终胜出的决定性优势。

此外，在探讨外族与逐鹿群雄关系的同时，也应关注隋唐之际地方动向对于不同割据政权的盛衰影响，这是判断其历史角色的又一视角。隋朝政权濒临崩溃，谁将取代隋朝而“受命”成为全天下之大事？“隋末沸腾，被于宇县，所争天下者不过十数人，余皆保邑全身，思归有道”[48]，贞观朝大臣张玄素的概括，成为全面了解隋唐之际政局的出发点。一方面，随着起义规模不断扩大，具有野心的叛乱势力在扩张其地域的同时，更是通过称帝、建国、改元的方式努力实现其取代隋朝、对抗唐朝的愿望；另一方面，在隋末丧乱形势中，绝大多数的社会民众面对隋朝残余势力、新兴割据政权林立的混乱局面，选择保全自身，静观其变，试图在众多逐鹿群雄中择木而栖，这种选择往往通过其政治代表（当时对所在区域进行掌控的人或势力）对某一个政权的“降附”得以实现。因此，由“保邑全身”为根本动机作出的政治选择，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逐鹿群雄之势力出现强弱变化。而对于任何一个希望成就霸业的割据政权，民众的依附不仅意味着人力的补充、疆域的扩大，更体现着其统治的“顺天应人”，这便是中国古代“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传统政治观念。

第三，晋阳起兵、李唐建国过程中具体问题的解答需要更换角度。汪篯先生围绕晋阳起兵“首谋”者、高祖“称臣”突厥二题进行的论述，已然能够提供正确答案，即唐高祖李渊作为“首谋”者，确在晋阳起兵过程中“称臣”突厥。然而，我们仍可继续追问，“首谋”“称臣”何以成为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相比于“是”或“否”等事实层面的解答，我们更应对“为什么”做出解答。以高祖、太宗“首谋”之争为例，《大唐创业起居注》《旧唐书》《新唐书》以及《资治通鉴》有关太宗在晋阳起兵前的“首谋”记载，呈现出逐渐丰富的趋势，且将其“首谋”之功体现于狱中密谋、暗中准备、劝说高祖等各个环节。在《旧唐书》的基本框架下，《新唐书》通过对多个细节的杂糅、再创作，使其论据得以丰富，而《资治通鉴》借助其编年体例的书写方式，最终使太宗“首谋”得到定性，“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49]、“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功”、“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50]等论断由此产生，并成为太宗“首谋”一方所持论据[51]。然而，这种各个环节均有谋划，是否能够作为“首谋”的证据？也就是说，太宗“首谋”之含义，究竟是第一个谋划，还是首要谋划？这一疑问，恰好是解答“首谋”之争的关键。

显然，太宗“首谋”的含义在史书记载的不断层累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或混淆。《旧唐书·高祖本纪》所提太宗“首谋”，指的是他很早便与刘文静在狱中密谋，但经由史书的不断丰富，太宗“首谋”之含义，又扩展至起兵过程中的首要谋划上，这样书写的目的，正是通过混淆“首”的含义，提高太宗在晋阳起兵过程中的地位，使其可以与高祖“主谋”角色接近。此外，受到太宗在晋阳起兵各个环节均展现出过人才能的影响，持太宗“首谋”观点的学者，甚至以太宗于晋阳起兵过程中所立军功作为依据进行“首谋”论证，这就又在争论核心——“谋”的层面上发生了偏离。即便按照史书所言，太宗对于发动晋阳起兵的功劳体现于多个环节，其“谋”也更多体现于狱中密谋一事上。这样看来，太宗之“首谋”当然也就不能与高祖“首谋”相提并论。

汪篯先生逝世后的五十年间，隋唐史领域的众多问题都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推进，但当我们回望学术研究曾走过的曲折道路，仍会发现，先生早已在每个转弯处，标示出正确的前进方向。

注释

[1]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汪篯：《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3]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第327页。

[4]汪篯：《汉唐史论稿》，第274页。

[5]胡戟：《陈寅恪与中国中古史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

[6]胡如雷：《读〈汪篯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读书》1982年第2期。

[7][8]胡如雷：《读〈汪篯隋唐史论稿〉兼论隋唐史研究》，第28页。

[9]汪篯：《读〈旧唐书〉札记》，载《汉唐史论稿》，第204页。

[10]汪篯：《读〈旧唐书〉札记》，第190页。

[11]汪篯：《唐室之克定关中》，载《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09——225页。

[12]汪篯：《唐初之骑兵——唐室之扫荡北方群雄与精骑之运用》，载《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26——260页。

[13]汪篯：《李密之失败与其内部组织之关系》，载《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61——269页。

[14]汪篯：《西凉李轨之兴亡》，载《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70——278页。

[15]汪篯：《宇文化及之杀炀帝及其失败》，载《汪篯隋唐史论稿》，第279——288页。

[16]汪篯：《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载《汉唐史论稿》，第227——246页。

[17]汪篯：《关于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发源地问题》，原载于《光明日报》1953年7月11日版（笔名“季铿”），后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第4——12页。

[18]汪篯：《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原载于《光明日报》1953年5月30日版（笔名“季铿”），后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第13——27页。

[19]汪篯：《读〈旧唐书〉札记》，第190——222页。

[20]汪篯：《唐太宗》，初为1962年11月9日在党校进行的报告，后刊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现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第70——117页。

[2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隋唐史研究室：《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

[22]《隋唐五代史论著目录》及其他目录多采用《隋唐史》《汉唐史》出版时间。

[23]以下论著及观点，皆引自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7——28页），故不再引述、出注。(www.xing528.com)

[24]李树桐：《李唐太原起义考实》（上）（下），载《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一辑第四册，大陆杂志社，第216——226页；《论唐高祖之才略》，（台湾）《师大学报》1957年第2期，第201——226页；《唐高祖才略的真相》，《历史文献》1966年第1期，第4页。

[25]汪篯：《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第227页。

[26]汪篯：《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第230页。

[27]汪篯：《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第238页。

[28]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载氏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21——355页。

[29]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第323页。

[30]罗香林：《大唐创业起居注考证》，载氏著《唐代文化史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5——46页。

[31]李树桐：《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考辨》《再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三辨唐高祖称臣于突厥》《唐太宗渭水之耻的研究》，分别刊于《大陆杂志》第26卷1、2期，第37卷8期，第61卷4期。

[32]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岭南学报》第11卷2期，1951年；后收入《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第108——121页。

[33]汪篯：《唐室之克定关中》，第210——211页。

[34]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第108页。

[35]汪篯：《唐室之克定关中》，第209页。

[36]吕思勉：《唐高祖称臣于突厥》，载氏著《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992——993页。

[37]黄约瑟：《略论李唐起兵与突厥关系》，《食货月刊》（复刊）第16卷11——12期，第14——25页。

[38]任士英：《说李渊称臣突厥事——兼述刘文静被杀原因》，《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第36——41页。

[39]《隋书》卷四，中华书局，1973年，第76页。

[40]（唐）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卷八，中华书局，2003年，第466页。

[41]（唐）温大雅撰，李季平、李锡厚点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页。

[42]《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第3页。

[43]《资治通鉴》卷一八二，大业十一年十二月庚寅条，中华书局，1979年，第5701页。

[44]汪篯：《李渊晋阳起兵密谋史事考释》，第236页。

[45]唐长孺：《讲义三种》，中华书局，2011年，第121页。

[46]臧嵘认为刘武周“附于突厥”，只是“借用突厥兵力来与中原群雄争衡”，而非“真正属于突厥附庸”，与其相类的还有刘黑闼、薛举、李轨政权，详见臧嵘：《试论隋末北方诸雄与突厥关系种种》，载氏著《隋唐五代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18页。

[47]据李树桐考证：“王仁恭于大业十三年二月初八日被杀，则王仁恭为突厥所败的时间，最晚不得晚过二月初八日”，又根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十二月”条记载，判断“高祖和王仁恭于大业十二年十二月已开始击突厥，后来高祖回太原，遣高君雅和王仁恭并力拒守，待突厥探知其情，便把王仁恭高君雅击破，时间已到大业十三年了”，由此“可以断定王仁恭高君雅为突厥所败的时间，必定在大业十三年正月初一日以后，到二月初八日以前的三十多天里”，见《李唐太原起义考实》（上），第219页。

[48]《旧唐书》卷七十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9页。

[49]《新唐书》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26页。

[50]《资治通鉴》卷一九一，武德九年臣光曰条，第6012页。

[51]何敦铧认为高祖的作用在太宗之下，参见氏著《论唐太宗在创唐和统一全国过程中的作用——兼谈对李渊历史评价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第117——125页。杨希义也在《大唐创业功属太宗——也谈晋阳起兵的几个问题》中强调太宗在创业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是古代史家公认的结论。

（段真子，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