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对武则天的继承发展述评

李　淑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如是评价武则天在唐朝历史发展中的意义：

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若依此义言，则武周之代李唐较李唐之代杨隋其关系人群之演变，尤为重大也。武周统治时期不久，旋复为唐，然其开始改变“关中本位政策”之趋势，仍继续进行。迄至唐玄宗之世，遂完全破坏无遗。[1]

根据陈先生的判断，武则天重塑了唐朝社会结构，这是唐朝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转变。这一转变得到了后继者的进一步发展。因中宗、睿宗之世，政治混乱，制度建设无甚可圈点的成效，故论进一步发展了武周政策之后继者，仍应数玄宗。经历了武则天、玄宗两个时期，唐朝初年旧有的“关中本位政策”才被破坏无遗。另外，陈先生在《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一文中也曾说道：“武后掌握政权，固不少重大过失，然在历史上实有进步之意义，盖北朝之局势由此而一变也。”[2]如武则天时期未有政治思路之调整、未有相应制度之改革，必不能得“由此一变”之结果。而“由此一变”也说明武则天时期的转型得到了后继者的继承和发展。

在对新兴阶级的推动上，汪篯先生有着与陈先生相同的判断。在《汉唐史论稿》中，汪先生对从武则天到玄宗时期的政治经济形势有一段精要的论述：(www.xing528.com)

武则天施行的政策，是适应普通地主上升形势的。……中宗统治时期，发展了武则天政策中的缺点和消极因素，但为时不长。从整个社会说来，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重大影响。玄宗初年，用姚崇、宋璟纠正了这些缺点，形成了开元之治。只有这样分析开元之治的出现，才是易于理解的。[3]

汪先生主要是从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上，对武则天到玄宗时期一步步的发展做出分析和判断。即从控制土地兼并和户口管理（抑制大地主的发展）来看，玄宗虽结合现实问题对武则天时期的政策有所损益，但总体还是继承了武则天时期的政策思路。

对于打破唐代旧有关陇体系、任用新兴阶级的朝廷用人问题，陈先生到汪先生都予以关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道：“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参《旧唐书》一三九《陆贽传》、《新唐书》一五二《李绛传》、《陆宣公奏议》七《请许台省长官举荐状》及《李相国论事集》等）。”[4]汪先生在《汉唐史论稿》中，同样注意到武则天任用文人的问题[5]，其后吴宗国先生更是细致地从朝廷取士的科举制度层面分析了武则天到玄宗制度继承的必然性[6]。

这一系列的论述能清晰地表明学术脉络的传承。基于陈寅恪先生将武则天时期作为唐朝政策重要转折期的论断，笔者希望从唐玄宗对武则天的政策继承上进行研究，以期对这一论断形成更加细致的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