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的天文学创新之探索与突破

我国的天象观测源于东夷人。考古发现证明，大汶口文化时期，山东半岛上的东夷人发明的山头历法，就是长期观测天象的结果。《易·乾凿度》说：“方上古之时，人民无别，群物无殊，未有衣食器用之利。于是伏羲乃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中观万物之宜，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白虎通·号》说：“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拾遗记》亦说：“（伏羲）规天为图，矩地取法，视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可见东夷人的著名部落首领伏羲氏可算得上我国第一位天文学家。无独有偶，在这块产生原始天文学的土地上，延至战国时代，又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甘德。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记载上古至战国时期的著名天官和天文学家时说：“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司马迁家族世为史官，掌握先秦和汉初文献，说“在齐，甘公”，即甘德，是有根据的。

甘德的生卒年不详，根据有关史料推断，其主要活动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恰值威、宣之世。甘德的生平事迹亦无法考证，然而值得后人稍感欣慰的是，他在天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通过钩沉索微，可得一窥。

甘德通过对日月星辰的长期观测，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和《甘氏四七法》。所谓“四七法”，就是在天上用度来计量太阳等天体运动行程的方法。天空有二十八个星宿，平均分为四个方位，每个方位七宿。太阳等运转一周，要经过四个方位，四七二十八宿，故称“四七法”。可惜《甘氏四七法》早在唐代以前就失传了。

战国时期的魏国也有一位天文学家，名石申，著有《天文》八卷。后人将《天文星占》与《天文》二书合编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甘石星经》。

《甘石星经》精确地记录了1321颗恒星的赤道坐标。甘德测定118座，计511颗；石申测定138座，计810颗。甘德、石申记录的黄道附近恒星的位置及其与北极的距离，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天文学水平。他们对恒星的记录，被称为“世界上最古的恒星表”。(www.xing528.com)

甘德、石申对行星运动规律的观测和研究，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尤其是对水、木、金、火、土五星的运行，有着独到的发现。《汉书·天文志》说：“古历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经，以荧惑（火星）、太白（金星）为有逆行。”行星自西往东运行，叫顺行；反之，叫逆行。在甘德、石申之前，还没有关于行星逆行的发现和记录，甘、石的发现和记录可谓首次。因为行星顺行的时间长，逆行的时间短，如果对此不做长期的、系统的、细致的观测，是很难发现的。

甘德、石申把行星逆行的弧线描绘成“巳”字形。据《开元占经》引：“甘氏曰：去而复还为勾，再勾为巳。”“石氏曰：东西为勾，南北为巳。”经后世科学研究验证，甘、石的观测和记录是非常精确的。

甘德还测定了木星的会合周期为400天整，仅比准确数值差1.12天；水星的会合周期为136天，仅比准确数值差21天；火星的会合周期为780天，正是准确数值。

甘德、石申关于中、外官（星座）的划分法，除了二十八宿，他们对其他天体也做了区划，标明了各官的星数以及相邻官之间的相对位置。

历史上常将甘德与石申并提，且将二人的著作合称为《甘石星经》，其实甘、石既不同籍，也不同时，二人各有著述，各自成家。因二人同为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故后人便把他们的代表作合编为一，名字并提。《古今伪书考补正》引吴汝伦《廿八宿甘石不同考》云：“甘公，齐人，实先于石氏，其说也最古。”又说：“石氏较甘氏稍逊，然亦非后世言天文者所及。”吴氏的评价是恰当的。因为甘氏在前，其理论体系是原创性的；石申在后，其虽有所创建，也只能是对甘德原创性天文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提高。因而，战国时期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中国天文学的先驱之称号，对甘德来说，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