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燧人时代的发明与炎、黄时代的继续
楚祖祝融观测大火定农时的工作在帝喾时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发现大火星对于火耕农业的授时作用和开创对大火的观测工作，却是帝喾时代以前很早的事情。《中论》云：“燧人察辰心而出火。”《尸子》云：“燧人上观辰星，下察五木，以为火也。”这些说法都认为，早在炎、黄时代以前，发明人工取火的燧人就已把大火昏见作为出火烧荒的时间标志了。燧人时代在考古学上属于旧石器时代。
到了炎、黄时代，新石器的产生促进了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黄河流域的原始社会开始进入氏族公社发展阶段，炎帝、黄帝两大原始氏族部落内部出现了最初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使氏族内部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对黄帝时代的社会景观做了如下描述：
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匮。
炎帝和黄帝氏族部落当时大概都设置了火正这个“掌祭火星，行火政”的职务，并对任职者给予了“祝融”的名号。所以，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记云：“炎帝乃命祝融以四神降。”《管子·五行篇》记云：“黄帝得祝融而辨于南方。”
目前，尚无根据能够证明，炎、黄时代的祝融与楚人的祖先有什么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楚人的祖先在颛顼时代就已经开始负责观象授时工作了。
2.楚祖重黎在颛顼时代的工作
颛顼是传说中继黄帝之后的一代上古帝王。《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
传说在颛顼成为上古帝王之前，黄帝氏族因黄帝之子玄嚣少皞氏领导不力而一度衰败，突出地表现为对观星、祭天的神职工作失去了控制。《国语·楚语下》记云：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由于没有专人负责观象授时工作，从事火耕生产的人们就要各自对大火昏见进行观测，各自对天时做出判断。但因缺乏观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人们大多不能准确地测定农时，致使生产很不景气，陷入了“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的困境。
颛顼继任帝位以后，采取有力措施扭转了“民神杂糅”“民神同位”的混乱局面。《国语·楚语下》云：
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韦昭注：“绝地民与天神相通之道。”按照《楚语》的上述记载，颛顼时代的火正并不像后世那样同时兼有“掌祭火星”和“行火政”两项职能。这时的火正只是“司地以属民”，仅仅管理人间的生产和生活用火；而“掌祭火星”“观象授时”的工作则是由“司天以属神”的南正去负责。
然而，对于原始火耕农业来说，火正和南正的工作其实是密不可分的。火正管理生产用火、放火烧荒，需要通过观测天象来掌握时机；而南正所观测的天象、所祭祀的天神只有对人间的生产和生活有实际指导意义和保障作用，才值得去观测和祭祀。所以，颛顼设立南正和火正两个职官，让重和黎分别担任，虽然强化了对观星、祭天等宗教活动的控制，恢复了宗教神职工作的威严，但南正司天和火正司地的严格分工却于火耕农业并非十分有利。
所以，帝喾高辛继任上古帝王以后，对颛顼时代的社会分工进行了调整。他未再设置南正之职，只是设置火正一职，让重和黎共同担任，统称火正重黎。因重和黎本为亲兄弟，故他们的氏族在许多史籍中又被统称为重黎氏。
由于兄弟二人的密切配合，他们“掌祭火星，行火政”的工作才在帝喾时代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并因此获得了“祝融”的荣誉称号。史籍中没有关于重、黎二人在颛顼时代就获此殊荣的记载，这大概与他们当时分工过严，互不配合，没有在火耕生产中做出显著成绩有关吧。
3.阏伯和商民族的观测继续
楚祖祝融在担任帝喾高辛火正期间，不仅工作做得出色，很可能也把自己“掌祭火星，行火政”的工作经验和技术传授给了高辛氏族。所以，当帝喾的儿子帝尧陶唐继任帝位以后[21] ，就没有继续让祝融的后代担任火正，而是把这个曾使祝融“光照四海”、名扬天下的职务交给了已经从祝融那里学到了管火和观星技术的帝喾之子、自己的兄弟阏伯。正如《左传·昭公元年》所云：
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曰寻干戈，以相征讨。
后帝不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文中的“后帝”，即帝尧陶唐；文中的“辰”，即大火星。这在《左传·襄公九年》中说得很明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
阏伯居住的“商丘”与祝融居住的“郑”同在今河南省的中部平原上，两地仅相距约180 公里，纬度同约为北纬34.5°。这些情况说明，两地在地理环境、气候特点上无大的差别，主要作物粟谷的播种期也基本相同。所以，阏伯仍像祝融那样继续把大火昏见作为确定春耕农时的标准，是很自然的事情。(www.xing528.com)
后来，商民族的远祖相土迁居商丘，以商丘为根据地进行艰苦创业。他认识到观测大火昏见定春耕农时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因而极力倡导“祀大火”、以“火纪时”的工作。正是从相土时起，商民族世代坚持进行对大火的观测、祭祀工作，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年年都能获得较好的收成，为全民族的繁衍生息、发展壮大，最后灭掉夏朝、建立商王朝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物质条件。大火星也因此被商民族尊崇为代表和保佑自己民族的族星。所以，《左传·昭公元年》在记述了帝尧“迁阏伯于商丘，主辰”以后，接着指出：“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左传·襄公九年》也说：“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
特别是在安阳殷墟出土的卜辞中，已发现许多关于观测和祭祀大火的记录。如：
七日己巳，夕壹……有新大星并火。（《后编》下9.1）
贞：唯火？五月。（《后编》下37.4）
己巳卜，贞：火，今一月其雨？（《合编》209）
丙寅卜，壳贞：其出火？（《甲编》3083）
另外，殷代“掌祭火星，行火政”的职官则有“火令”“火司”等名称。如：
贞：唯阜火令？（《佚存》67）
己酉贞：王其令火司……工？（《拾掇》431）
4.周民族以及周、秦时代的观测继续
周民族观测大火定农时的工作始于其始祖后稷。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可知，后稷名弃，也是帝喾之子，他以善农耕而著称于世，曾在帝尧时代担任农师之职，并在帝舜时代得到了“后稷”之名号[22] 。《国语·晋语四》云：“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韦昭注云：“成善，谓辰为农祥，周先后稷之所经纬，以成善道。相，视也，谓视农祥以成农事。”
史籍中尚未发现有关后稷如何观测大火的具体记述。但因后稷是帝喾的儿子，是祝融工作的受益者，所以，他的观测技术很可能也是从楚祖祝融那儿学到的。另外，后稷居住的邰在今陕西关中平原上[23] ，纬度也近于北纬34.5°，其地理、气候条件与祝融、阏伯所在的中原地区很相似，农作物也是以种粟为主。例如，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粟粒[24] ，邠县下孟村遗址发现了粟壳[25] ，华县元君庙墓地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小米[26] ，等等。所以，后稷应该同祝融和阏伯一样，也是依靠观测大火昏见定春耕农时，在观测方式上不会有什么不同。
到了武王克商以后的西周时代，以及春秋战国时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一方面，岁差作用使大火昏见和昏伏的季节明显推迟了。在祝融、阏伯和后稷时代，每年农历二月中旬的春分以前即可观测到大火昏见东方，八月中旬的秋分以前即可观测到大火昏伏西方；到了周、秦时代，大火昏见东方的时间已推迟到农历三月份，大火昏伏西方的时间也推迟到农历九月份。这样，人们为大火昏见和昏伏而举行“出火”“内火”的时间也分别推迟到农历的三月和九月。例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云：“火出，于夏（正）为三月，于商（正）为四月，于周（正）为五月。”《左传·昭公十八年》记云：“（周正）夏五月，火始昏见。”《周礼·夏官》记云：“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礼记·郊特牲》记云：“季春出火，为焚也。”
另一方面，人们对大火的观测已不只是为了“以出内火”而观测大火的“昏见”和“昏伏”，更增加了观测大火的“昏中”“晨见”和“旦中”，以确定不同的时令。例如，西周初年，大火星于每年夏正仲夏（五月）的夏至节前后昏见于正南方天空，当时人们观象授时的记录有《尚书·尧典》的“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夏小正》的“五月……初昏大火中”等。
到了战国、秦汉时代，大火昏中的季节推迟到了夏正季夏（六月）。所以，《吕氏春秋》的记录是：“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礼记·月令》的记录是：“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另外，《左传·昭公三年》云：“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极也，能无退乎？”杜预注曰：“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
这些都说明，当时人们曾把大火的昏中和旦中作为预知酷暑和严寒即将结束的信号。
利用大火晨见东方以确定时令的实例有，《国语·周语中》云：“火朝觌矣，道茀不可行……火见而清风戒寒。”韦昭注曰：“火，心星也。觌，见也。草秽塞路为茀。朝见，谓夏正十月，晨（辰）见于辰（晨）也……霜降以后，清风先至，所以戒人为寒备也。”《左传·庄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火见而致用。”则说的是当时进行土木工程，要在大火星晨见东方的时候把各种用具搬放到施工场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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