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星火》与小说《刊影流年》：探秘第三种人

一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三种人”，是一桩说来复杂又评骘纷纭的公案。

《星火》是“第三种人”编辑出版的刊物。

二

“第三种人”的出现，始于一场文艺自由的论辩。

《星火》第一卷第一期刊影

《星火》第一卷第一期版权页

1931年年底，胡秋原主编的《文化评论》创刊。胡秋原自称“自由人”，在《阿狗文艺论》等文中宣扬“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受到左翼理论家的批判，双方开始了针锋相对的辩驳。1932年7月，论战正酣，杜衡以“苏汶”的署名，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声援胡秋原。他指摘左翼文坛只要行动，不要理论；只要革命，不要文学；只要煽动，不要艺术。他打出“第三种人”的旗号。所谓“第三种人”，指属于不满左翼文坛并要自由创作的小资产阶级作者。晚年胡秋原的说法是：“一般人则大抵解释‘第三种人’为国共以外的知识分子。”（《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杜衡的文章扩大了论辩的事态，招致左翼的大张挞伐，本来左翼与胡秋原的论战却转到了与杜衡论战的“新战场”。

杜衡（1907—1964），原名戴克崇，常用笔名另有苏汶，浙江余杭人。上海震旦大学毕业，1926年开始文学创作及翻译。1930年加入“左联”。

1933年年初，“第三种人”的阵容有了变化。一是杨人进入了这一行列，二是韩侍桁卷入论辩的旋涡。

《星火》第二卷第一期刊影

杜衡

杨人（1901—1955），原名杨望，广东潮安人。1925年在武昌高等师范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蒋光赤、阿英等人开办春野书店，创办《太阳月刊》。1930年参加“左联”。左翼剧联成立后，担任第一任的党团书记。1932年夏秋，杨人曾去湘鄂西苏区工作。不久，杨回到上海，发表了《赤区归来记》《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宣布脱离共产党。与此同时，又有《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一文，标举自己文艺观的改变：“无产阶级已经树起了无产阶级文学之旗，而且已经有了巩固的营垒，我们为了这广大的小市民和农民群众的启发工作，我们也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号召同志，整齐队伍，也来扎住我们的阵营”。不仅自命为“第三种人”，而且还要“扎住”“第三种人”的阵营，摆开阵势与左翼文坛分庭抗礼。

韩侍桁（1908—1987），原名韩云浦，天津人。南开中学毕业后，1924年去日本留学。1929年回国，曾在聊城山东省立第三师范教书。1930年到上海，参加“左联”。韩说：“1932年7月，杜衡提出‘第三种人’口号时，我还在广州，根本没有参与这个事情。”“但我有个想法却为时已久”，“我认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对立的形势之下，并不是非此即彼，还有另外的道路，小资产阶级文学还有发展的可能。所以我赞成‘第三种文学’的主张”。（《我的经历与交往》）1933年上半年，韩侍桁先后发表《论“第三种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等文，全盘肯定了杜衡的文艺理论。

1935年初，三人组建星火文艺社。5月5日，在上海出版了社刊《星火》。

“第三种人”与左翼的论争，迁延六年之久。“七七”事变之后，韩侍桁在重庆发表《“第三种人”的成长及其解消》一文，宣称在团结抗敌的新形势下“第三种人”不复存在。这个文化团体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消失。

三

《星火》第一卷第一期目录

《星火》的创办，韩侍桁的回忆是：“1935年初，杨人、杜衡和我，还有一帮年青的朋友组织星火文艺社，想办一个刊物，那就是《星火》月刊。我们人手不多，也没有钱，我拿出二十元，杜衡拿出二十元，其他各人拿出四五元，才凑了一百多元作为本钱。以后据说社员每月得交三元的出版费。《星火》没有什么背景，不是专门针对谁的，也不是《现代》的继续。《现代》是商办杂志，《星火》就是我们几个人集在一起搞的，由上海杂志公司经营，每期只印二千份。这本月刊大三十二开本，一百多页，很不起眼，社会上影响很小。出至第五期就蚀了本，卖出的刊物收不回钱。欠印刷所二百多元。印刷所上法院告了状要打官司，结果第六期出了一大张算是终刊号，就停刊了。它从5月创刊，前后延续了半年。”（《我的经历与交往》）实际上，《星火》共出八期，前四期为第一卷，三十二开本。1935年10月1日之后出版的第五期《星火》为第二卷第一期，开本改为十六开，钱君设计封面。1936年1月第二卷第四期出版后停刊。《星火》存在不足八个月。

创刊号署名“本刊同人”的《前致辞》，申明《星火》是一个同人刊物。我们的同人“都是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之所以要创办这个刊物，是因为“我们看到，在目前这充满了黑暗的文坛上，形成了军阀割据似的局面的文坛上，并不是每一个诚恳的为文艺而努力的青年都能得到他的应得的立足地。我们有创作的欲望，我们也都有发表的欲望，但是我们的作品是只配丢到编辑先生的字纸篓里去。我们知道也许自己的作品并不完全成熟，但我们也知道，即使是成熟的作品，要找到个发表的机会，也是像抽彩票一样的困难。在这种文坛已经被垄断的情况下，每一个有点自爱心而不屑于钻营逢迎的文艺青年，想要不消极，不灰心，便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有一个完全是自己的刊物。”(www.xing528.com)

版权页上编辑兼发行为星火文艺社，杜衡、杨人、韩侍桁是刊物的中坚。

《星火》每期大体分为文艺短论（论言）、创作小说、诗歌、散文、小品，剧本、论文和翻译，显示了多样化的特色。创刊号小说七篇，多是凝视现实生活、关注下层民生疾苦之作：方之中的《庙祝老六》从侧面描写了农村破产；耶草的《太阳》表现农村大旱中新旧思想的冲突；徐转蓬的《室家》写一家人中父亲失业后妻和子失望的情态；刘飞的《八珍梅》写一个渔行学徒因为恐惧被解雇而抱病干活，以求生存；萍草的《猎人》写洋鱼充斥市场，渔民生活雪上加霜；流冰的《被祖国遗忘的人》写流落他国的华人想回归祖国而不能；辛尔的《五百番》写一个刚出狱的囚犯又被冤入狱。同期，有署名“编者”的《编辑室谈话》，对小说逐个点评，估计出自杜衡手笔。第二期《星火》又有他的《关于文艺创作的若干问题》（署名“苏汶”），指出创刊号小说艺术上的不足，并论及文艺创作的问题。他说：“人物没有一个是上层阶级的，尽是些农民、工人、学徒、渔夫、囚犯、流浪汉之类，描写的人事似乎也都离不了衰落或贫困。特别是农村经济破产一事，仿佛已经成为我们的新作家所一致的爱写的题材，就像若干年以前大家都爱写着男女青年的恋爱故事一样。自然，我亦是承认写下层民众的疾苦，是要比写三角恋爱有意义得多，但一旦成为风气，一方面是把文艺所描写的领域不知不觉限制得非常小，另一方面，用同一题材的许多作品难保不陷入一种刻板文章的恶习。尽有许多作者，他可以单单凭借着一些粗浅的概念，再参考几篇别人的类似的作品，而就能敷衍成章，照这样，创作的意义就完全失掉了。”道出了小说创作主题先行以及公式化、概念化产生的原因。杜衡强调：“文艺作品应该不单单是表现一个社会现象，更重要的，是要表现社会现象对于人的灵魂所造成的影响；不单单是表现某一种人的物质生活的状态，最重要的是要表现物质生活对于精神生活所造成的变化。”《星火》写大众生活的小说，“执着地关注着社会个体在急转直下的社会状况下希望与绝望交织的精神状态，并不比左翼小说逊色”（鞠新泉：《无效的自救》）。

“第三种人”与左翼的笔战这时已经三年，过激理念的分歧和误会造成摩擦不断。有了《星火》就有了阵地，谩骂左翼成了它一个内容。杨人的《文坛三家》就鲁迅的《文坛三户》攻击鲁迅“这一种版税作家，名利双收，倚老卖老。”他以“巴山”署名的《文坛偶语》，连篇累牍，或指名道姓，或含沙射影，对茅盾、胡风、傅东华等冷嘲热讽。韩侍桁则讥刺左翼作家是“大花脸”“太得意忘形”。左翼自然回应，骂战不息，可见双方结怨之深。

《星火》面世不久，北平的沈从文在以“炯之”署名的《谈谈上海的刊物》（刊1935年8月18日天津《大公报》副刊《小公园》）中，列出上海的五种文学刊物，《文学》《创作》《文饭小品》《新小说》之外，就是《星火》。一向持论甚严的沈从文这样评价：

《星火》有生气。这刊物有两点与一般刊物不同，一是短评，注重在指摘与揭发文坛当前的形势，有些什么可笑的人正在作些什么可笑的事；二是登载新人创作（这些人名字比较生疏，文字却还好）。不过这刊物引起读者注意若果只是前面一件事，即短评与文坛偶语，这些文章皆针对着一个目的，即是向异己者用一种琐碎方法，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一个术语，便是“争斗”）。刊物若尽靠这种争斗支持，他的命运就不会好，不应好。

文末，沈从文颇为感慨地写道：“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

纵览《星火》的目录，先后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方之中、常任侠、戴平万、李溶华、侯汝华、周而复、马子华、白晓光、张露薇、甘永柏、王余杞、柳倩、厂民、戴望舒、钱君、李长之、林庚、沈圣时、黎锦明、陈瘦竹、高植、陈残云、李白凤、吴奔星、朱英诞、陈雨门、顾诗灵、柯灵等，当时已是有一定名气的左翼作家或自由主义作家，占作者的半数以上。另有不少为新进作家或无名新人。这一事实，既表现出刊物对文艺青年的影响，也反映出在政治激流之下静水流深潜伏的人情。“细看历史，则会发觉公论的剧烈相争，有时候并不影响私谊的延续与扩展”（唐小兵：《政治与人情的双重奏》）。

路易士晚年回忆说：“‘星火文艺社’是一个有组织的文艺社团，设总社于上海，出《星火》半月刊，以杜衡、路易士和‘三草’（指番草，即钟鼎文；萍草，即王萍草；耶草。引者）为核心人物，而以各地拥护文艺自由的文艺青年为群众力量，并视实际情形设置分社于外县市。”（《纪弦回忆录》）这里描述的星火社的组织、人员和影响都有着明显的夸大，成为与事实相去甚远的诗人的想象。

四

杜衡、杨人、韩侍桁长期与左翼对立，他们在文坛的生存环境也逐渐趋于艰难。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杜衡先到香港，后去重庆，进入《中央日报》。1949年初随报社去台湾。1953年离开中央日报社，为台湾《新生报》《联合报》《大华晚报》等报撰写社评。

杨人后在河南、广东、四川等地谋职，也曾编辑报刊或在中学、大学任教。抗战期间，参加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52年调任四川师范学院教授。1955年在肃反运动中自杀。陈梦熊《杨人其人其事》记：有关部门“近年已将他的历史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韩侍桁1937年到重庆中央通讯社任战地记者，1944年创办国际文化服务社。1949年后在上海编译所做翻译工作。他长期被指认是“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幕后黑手”，一直到“文革”之后才免于审查。（刘金：《忆韩侍桁》）

长期以来，“第三种人”一直被认为是反动的文化团体。论者将“第三种人”的历史分为三期：杜衡文章的发难及引发论辩是早期；杨、韩的加盟为中期；《星火》创刊，标志着“第三种人”进入了有比较严密组织的时期，也就是后期。从兴起、演变到消亡，种种原因促使“第三种人”的性质逐渐发生着变化：“早期，它显然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中期，它在急剧地向右转；到了后期，它已沦为反动文化团体了。本此，左翼文坛与它的斗争的性质，也由一场内部的思想理论上的交锋转化为一场严峻的敌我斗争了。”（吉明学：《“第三种人”新探》）

但是，也有相反的意见：杜衡对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对“民族主义文学”都曾表示过义愤。同时，他对左翼的责难尽管言辞激烈、尖刻，但确有相当一部分触及了当时“左联”确实存在着的关门主义和“左”的倾向。“第三种人”不是革命文学的敌人，而是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

五

“第三种人”已成了历史的陈迹。

当年论战进入高潮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斗争》第三十期（1932年11月3日在上海出版），发表了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文章指出：包括“第三种人”在内的非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对于他们的任务，不是排斥，不是谩骂，而是忍耐的说服与争取”。歌特，即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

六十年后，著名作家萧乾在《想当初，胡乔木》（《读书》1993年10月）中记下了一件传闻：“说来令人难以相信，但这是一位画家亲自告诉我的。一天，胡乔木忽然翩然来到他在三里河的寓所。谈起30年代对第三种人的斗争，他忽然说：‘国民党是一小撮，共产党就全国而言，也是少数。真正的大多数是第三种人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