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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的天文学探索-楚国天文学探索

时间:2023-09-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笔者认为,“天圆地方”说的建立,不大可能产生于古人对天地形状的直观印象。笔者认为,致使周髀家做出“天圆地方”判断的基本依据很可能是“天动地静”现象。其实,早在三国时期,为《周髀算经》作注的赵爽,就已在注文中明确指出“天圆地方”与“天动地静”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天圆地方”观实际上是以“天动地静”这种假象为依据建立起来的非正确的天地结构观。因此,“天圆地方”观的历史地位是不应被低估和抹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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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用更改字义的办法不能合理解决“大地方形”观的由来问题,那么,大地方形观的建立是否就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只能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信口开河,而不代表认识过程的任何阶段”呢?如果我们断定“天圆地方”只是出自古人对天地形状的直观感觉的话,的确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然而,笔者认为,对于“天圆地方”这个在我国古代长期流行的关于天地结构的重要学说,我们恐怕不能因为它出现的年代比较早,就想当然地断定其创立者仅仅是以直观感觉为依据,而没有进行过抽象的理性的思维。很难想象,能够对天地结构这类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回答的周髀家,在对天地的整体形状进行判断的时候,会仅凭在一时一地所得到的直观感觉,就不假思索地作出结论。然而可以想象的是,当周髀家在大平原上获得天像一个顶高旁低的球冠体倒扣在大地上的初步印象以后,作为一个理智的人,他一定会想到:应该去天边,也就是看似天地相合的地方考察一下,看看天地在那里是否真的会合了,看看天地的边缘是否真的是圆形的。只要他将这一想法付诸实际行动,来到原来看似天地相合的地方,他一定会发现,那里的天空不仅没有低垂下来与大地相连接,反而升到了头顶上,变成了天穹的最高处;回头再看原观测地的天穹最高处,此时反而低垂下来,变成了与大地相连接的天边。经过这一并不困难、并不复杂的实地考察以后,周髀家一定能够清楚地认识到,顶高旁低、周边为圆圈的球冠形,只不过是天空给予人们的一种视觉假象,而不是天空的真实形状;他同时还会认识到,天和地都是无比巨大的,仅凭自己有限的直观感觉,是无法真实地认识天和地的形状的,即使进行实地考察,也会因为不能到达天地的边缘而无法实现直接观看天边和地边形状的目的。所以,笔者认为,“天圆地方”说的建立,不大可能产生于古人对天地形状的直观印象。

虽然天空的高远、大地的广阔,使古人在观测手段有限的情况下只能观看到天和地的局部,不能观看到天和地的全貌,无法直接对天地的形状作出判断,但这并不能阻止古人探索天地奥秘的欲望和步伐。在对包括天地在内的各种自然现象长期观察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的理性思考,睿智的周髀家终于创立了“天圆地方”说,在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对天地的形状做出了明确判断。笔者认为,致使周髀家做出“天圆地方”判断的基本依据很可能是“天动地静”现象。因为,第一,“天动地静”是古人所能感受到的天空和大地最显著的整体运动特征:大地是静止不动的,这是在通常情况下人人都能随时随地体验到的直观感觉;而晴朗的夜间,全天恒星以北极为中心的同步周日视运动,则能使古人产生整个天盖在不停地转动的直观感觉。所以,《庄子·天道》有云:“其动也天,其静也地。”《礼记·乐记》有云:“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张衡《灵宪》亦云“天致其动”,“地致其静”。

第二,在实际生活中,古人随时随地都能观察到的另一现象是,不同形状的物体具有明显不同的运动特性:圆形物体具有容易转动的特性,方形物体则具有稳定难动的特性。正如《孙子·势篇》所云:“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尹文子·大道上》则云:“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大概正是根据这种经验体会,周髀家在无法对巨大天地的周边形状进行直接观察的情况下,却有理由相信,旋转不止的天盖,其边缘应该是圆形的;静止不动的大地,其边缘应该是方形的。(www.xing528.com)

第三,类比引申,触类旁通,是古人在科技水平、科技手段相对有限的情况下,认识客观世界的常用的思维方法。例如,先秦、秦汉时期的阴阳五行家们正是应用了这一方法,把纷繁复杂的各种自然现象乃至社会现象,都与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物质分别联系起来,井井有条地建立起了庞大的包罗万象的阴阳五行体系。可以说,天圆地方观念的建立,也是这种认识方法的具体应用和体现。

其实,早在三国时期,为《周髀算经》作注的赵爽,就已在注文中明确指出“天圆地方”与“天动地静”之间的关系。他说:“物有圆方,数有奇偶。天动为圆,其数奇;地静为方,其数偶。”不过,由于他信奉眼见为实的原则,因而对无法直接证实的“天圆地方”说,还是表示了否定态度。所以,他接下来又说:“此配阴阳之义,非实天地之体也。天不可穷而见,地不可尽而观,岂能定其方圆乎?”不过,赵爽的议论在古代似乎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天圆地方”观在古人心目中的牢固地位并没有被其所动摇。例如,后来取代盖天说、在古代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浑天说,虽然把对天空形状的认识由圆盖改成了圆球,但其信奉者依然相信大地的周边是方形的,相信“天圆地方”与“天动地静”之间的渊源关系。现存于苏州博物馆内的南宋淳祐丁未年(1247 年)的石刻《天文图》,其说明文字中就记有:“天体圆,地体方;圆者动,方者静;天包地,地依天。”[171]

当然,近代天文学已经探明,全天恒星的周日视运动其实是地球自转的反映,“天动地静”这种人们的直观感觉并未客观地反映恒星天与大地之间的真实运动关系。另外,整个天空的真实面貌既不像盖天说所说的那样为圆盖形,也不像浑天说所说的那样为圆球形,而是一个无形、无际的广漠空间;整个大地的真实面貌既没有棋局那样的方形周边,也没有棋局那样的平坦表面,而是一个浑圆的圆球。也就是说,“天圆地方”观实际上是以“天动地静”这种假象为依据建立起来的非正确的天地结构观。与近代天文学的科学认识相比,“天圆地方”观的确显得十分幼稚和匪夷所思。然而,人类认识大自然历史,是一个不断由幼稚走向成熟、由肤浅走向深刻、由谬误走向科学的前进过程。因此,“天圆地方”观的历史地位是不应被低估和抹杀的。因为,它毕竟是我们的祖先在探索自然、认识自然的漫漫征途上,对天地形状探索这一重大课题所进行的具有相当创造力和合理性的第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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