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些未在宋代的历史进程中留下显著作用的人物出现在越南笔记小说中。即那些事迹不彰、在中国史书及其他文献中并不多作著录，并非很著名的宋人甚至疑似宋人，由于地方性知识、边缘接触之类的原因，而为越人所知所载。例如《敏轩说类》一书在叙及富良县洞达社的名胜点山时，提及这里是李朝驸马杨嗣明的祠庙所在；由此，作者引史书所载杨嗣明事，涉及当时在安南颇掀起地方动荡的南宋初年人谭友谅：
点山在富良县洞达社，山前片石起伏如龙骧首。下有双巨石如象拱朝。顶上腰间，各有祠寺。相传李朝驸马杨嗣明显灵处。
按：杨嗣明，富良观朝人。史记：李英宗大定三年，遣富良府首领杨嗣明如广渊县名，属高平招集州民。四年，诏嗣明勾管陆路诸沿边溪洞等公务。以韶容公主嫁之。封驸马郎。既而宋妖人谭友谅入寇广源即广渊，杨率兵讨之。友谅奔归宋，方民以宁。后入朝，以诸公谋诛奸臣杜英武不克，死。后显灵，民祠祀之。
（《敏轩说类·附古迹》）[3]
越南后黎朝编成的官修史书《大越史记全书·李纪·英宗》所记，与此“史记”有出入。大定三年（合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的记载同，杨嗣明勾管事亦确在大定四年，但韶容公主下嫁，杨嗣明因封驸马郎则是大定五年春二月的事情。谋诛杜英武一事在大定十一年，并且，其实非杨嗣明，乃是左兴圣火头阮杨跟人发表议论，“我与汝必不免于英武之手，不如先杀之，以免后祸”，当场“执戈欲刺之”不成，“知不免，遂赴井死”。而杜英武事件，最终是“诏降……玉阶火头同利等八人斩于西阶市，殿前都指挥武带等二十人枭诸江头，驸马郎杨嗣明等三十人流远恶处，诸预谋者并徒田宏犒甲，果如杨言”。[4]最后的“杨言”亦即前引阮杨的卓识，而非杨嗣明的先见之明。这里并可知杨嗣明并没有直接死于杜英武之难，《敏轩说类》的表述多有阙乱。至于谭友谅一事，在大定六年八月，《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亦详于此，除时间外，很可能更加准确：
宋妖人谭友谅窜入思琅州，自号召先生，诈称奉使谕安南，沿边溪峒多从之，友谅遂率其徒入寇广源州。时宋广西路经略帅司赉书，请追捕友谅。诏驸马郎杨嗣明，文臣阮汝枚、李义荣讨之。未几，又命太师牟俞都都陆路沿边溪峒诸军继之。时嗣明已拔通农州陇堵隘，擒友谅党伯大等二十一人，惟友谅走脱，窜山泽间。诏管军吏义荣，管押伯大等交还于宋。
先是，邕州假为官诰使以邀友谅。友谅以为然，与思明州首领二十人余，奉其铜印、地图、土物附归于宋。至杨山寨，邕州守赵愿擒友谅及其党送帅司。宋人见其党中有杨于者，胸刺黑龙，及蒲州首领五人，知是我越人，皆还之。[5]
谭友谅当年在安南李朝的思琅、广源、思明三州等地颇能得到地方认同，尤其是地方菁英、溪峒头人纷纷归附——也正基于民心方面的考量，安南朝廷以原“富良府首领”，曾有“如广源州招集州人”经历的驸马杨嗣明出马为帅征讨，但可能还未必放心杨嗣明的出身即所代表的地方势力动向，所以，先有文臣监军，再有太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地方动员。从“妖人”和“自称召先生”的表述中判断，谭友谅采用的政治动员策略一方面带有民间宗教性质，有可能以天授与神通示人。[6]而依附于他的越人如杨于，也有“胸刺黑龙”这样的文身——单述杨于表示当时越人的文身并不普遍，却依然被宋人视为是百越传统中一千年前东汉《吴越春秋》所记“断发文身，以象龙子”的符号。而另一方面，越方记载谭“诈称奉使谕安南”，即他打着北方中央政府的旗号获得合法性，越方以“诈称”以及“宋广西路经略帅司赉书请追捕”为由回应，将其描述成一个国际通缉的诈骗犯；但从前述大范围的用兵可知，其国家安全或许才是更重要的目的，而谭最终吞食邕州守的诈降之饵，“以为然，奉其铜印、地图、土物附归于宋”。可知，更早时候很有可能他在溪峒之间，乃以北属为号召。这未必不出于宋方的授意，越人似乎并不知道谭最终的下场，亦可知其中蹊跷。但诈邀以及更早时候可能有的“赉书请追捕”，或指谭的擅自行动并未在宋朝国内得到广泛认同（此前绍兴十一年宋金和议刚刚达成，年底岳飞被杀）；也不排除其政治投机，摇摆斡旋于宋越之间，试图有所倚重而最终失败。[7](https://www.xing528.com)
这一事件在《宋史》中无载，仅曾任静江府兼广南西路安抚使的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有记载，但略去了谭友谅在安南的过程，而提到李英宗的剧烈反应，以及谭及思明州诸首领在中越各自被杀的结局。其文为元人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四裔考》所袭用。[8]
绍兴十二年，妖人谭友谅窜入思浪州，诈称奉使，谕下州洞，天祚大恐。已而帅司檄安南，捕友谅。邕州又以伪官告身招之。友谅与归顺首领二十余人各奉其铜印、地图、土物诣横山。知邕州赵愿缚友谅，赴帅司斩之。首领悉送还安南，皆死。交趾安居，至今无议之者。[9]
范成大乾道九年（1173）到任广西，淳熙二年（1175）自桂林徙官成都，《桂海虞衡志》序署作于淳熙二年夏至。“交趾安居至今无议之者”，指的是自1142至1172年三十年间中越边界无事。而元代的马端临一并抄了下来，竟未细审其究竟，显然这到不了十三四世纪。
范成大的记录提醒我们，《敏轩说类》的系年可能是有出处的。佚名所编《越史略》置其事于大定四年即1143年下：“秋八月，宋妖人谭友谅入思琅州，自号吕先生，率众寇广源州。”[10]又有出入。[11]《越史略》中“吕先生”与“召先生”字形相近，疑“吕”字是。吕先生或有可能牵涉吕洞宾信仰，越南汉文小说中有《何乌雷》一篇，广见于《岭南摭怪》《天南云箓》《南天珍异集》等书，其中提到吕洞宾，其情节涉及吕仙曾干涉越南地方信仰与宫闱传闻云云。
这位在越南风云一时的谭友谅，可知只有地缘性的影响；在越南汉文笔记小说及其他史部、集部、说部文献中，他都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而只在《敏轩说类》此处，作为配角的配角，偶一露峥嵘。严格意义上，这还不是文学叙事或民间传说意义上的表达，而近乎史家记述。这与孤本《敏轩说类》的性质相关。其书第一部分有十篇传记，体例完整。书名中的“敏轩”即越南19世纪著名诗人高伯适的号，其人并有《敏轩诗文集》及《敏轩诗集》传世。而第二、三部分杂编无细目，以“古迹”与“人品”为标题，分别有148处古迹和46位历史人物，属越南汉喃文献常有的附载、杂抄现象，今人断为张国用所作。“古迹”下原有一位名叫“琇”的读者批注：“以下疑非高周臣之笔。琇谨志。多从舆地志夺出。”[12]本文小题大做，则可以表明，在越南汉文笔记中，曾有宋人表现为如此边缘化，甚至是双重的边缘化存在。
除了谭友谅之外，查越南各地神迹文献可知，有一位被封为高山大王的神祇，其信仰颇为广传。而该神原名高显，字文长，一说为宋人，一说是明人，籍贯为“广南郡宝山”，其事迹主要是“文武全才，官至丞相，讨伐东夷有功，死后封神，令诸侯各国立庙奉祀”[13]。该人传说色彩浓重，是否真是中国历史人物，有待考实，我们尚未发现中国史料中的明确记录。从“东夷”和“诸侯”的叙述语气，以及“广南郡”这一地名上辨识，大约不会真是赵宋时期的人物，只是借用北方符号，作为其威信的来源。而在汉文笔记小说中，也几乎没有提到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