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关联

从中国法律发展演进过程来看，自晚清修律开始，然后整个民国，再到建国后，时至今天，法律发展的基本进程就是一个法律移植及其本土化的过程。因此，在学习《中国法制史》课程中“中国近代法制”这部分内容时，应紧扣“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关系”这一核心法学理论问题，重点探讨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一般规律。以晚清修律为例，在修律指导思想中，是如何看待和正确处理法律移植和本土化两者的关系问题。在修律过程中，如何具体展开法律移植，在移植过程中如何进行本土化，两者在实际操作的彼此较量如何，其导致的结果分别怎样。再以民国时期法律制度为例，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移植大陆法系建立了完整的“六法体系”，另一方面，传统法文化思潮盛行，源自民国创建者孙中山倡言：“中国有一段最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为止。”主张恢复这些“我国固有的道德”。^[36]所以在整个民国时期法律移植的进程是不断走向本土化的过程，法治发展不断由移植西方的价值理性走向中式的工具理性。^[37]通过上述中国近代法制的教学思路，旨在探讨法律移植首先要正确对待本土化的问题，客观上法律移植不能单独进行。其次，在实践中，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是法律移植能否成功的关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展示了实现本土化的法律移植才有可能成为有效的法律。最后，法律移植的最终结果必然走向本土化。可以说，探讨中国近代法法律移植与本土化的关系之一般规律，增强对当前法律移植问题的认识，提高法律本土化的自觉意识。(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