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发现与研究简史

河套地区目前已发现的齐家文化遗存主要位于陕北最北端的神木以及河套地区的伊金霍洛旗等地，代表地点有伊金霍洛旗朱开沟墓地^[203]、白敖包墓地^[204]和神木石峁遗址^[205]。另外，在河套地区以西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曾两次发现类似遗存^[206]。这些发现成为研究河套地区齐家文化遗存的珍贵资料。

1958年，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白音浩特镇的鹿图山遗址两次发现以双耳罐、大双耳罐、盏、单把鬲为代表的一批遗存，发现者认为其性质属于齐家文化。本次发现表明齐家文化的北界已经达到贺兰山北端的内蒙古中南部以西。

1976年、1981年，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发现一批以双耳罐、单耳罐、双耳大口尊、双耳杯、单耳碗等器类为代表的遗存，发现者将其归入客省庄文化系统。

1977—198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朱开沟遗址先后进行了四次发掘，发现大批齐家文化墓葬，但发掘者将这批遗存与该遗址的其他多种不同时期、不同谱系的文化一起命名为“朱开沟文化”，同时认为其一至四段墓葬可能是齐家文化的直接介入。

1986年、1989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对伊金霍洛旗白敖包墓地及遗址进行了两次清理发掘，共发掘墓葬69座（其中瓮棺葬1座、偏洞室墓30座，余为竖穴土坑墓）、灰坑48座、房址3座，出土陶器240余件，绿松石料珠等装饰品10余件。这是一处单纯的齐家文化居址及墓地，但发掘者依然将其归入“朱开沟文化”。

此外，在新华^[207]、老虎山与园子沟^[208]、杏花村（四期）^[209]、游邀^[210]甚至太行山东麓等地也都有少量齐家文化双耳罐、单耳罐等器物存在，但基本不构成主体因素，其所在的遗址也不应该归属齐家文化范畴。

前辈学者在进行这些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历尽艰辛，其中田广金、戴应新等学者在荒芜的丘陵沟壑间进行的筚路蓝缕的田野工作为我们今天的考古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开创性的研究工作也成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重要阶梯。(www.xing528.com)

1984年，朱开沟遗址的发掘者田广金先生首次提出“朱开沟文化”的命名，包括朱开沟遗址一至五段的遗存，年代上限为龙山晚期，下限不晚于殷墟一期，其中包括朱开沟墓地一至四段遗存^[211]。

1989年，崔璿撰文将河套地区东周以前含袋足器诸器群划分为六群，分别代表内涵独立、年代相异的多种文化。其中，将朱开沟遗址以单耳鬲、双耳罐、双大耳罐、单耳罐、高领折肩罐等为代表的大批墓葬被归属于客省庄文化范畴^[212]。1991年崔璿在《朱开沟遗址陶器试析》一文中基本延续了这一观点^[213]，并在1994年与魏坚合作发表的《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中重申了以上观点^[214]。

1997年，田广金在《北方文化与草原文明》一文中重申了自己主张的将朱开沟遗址各种遗存统称为“朱开沟文化”的观点^[215]。

此外，陕西境内的学者多主张神木石峁的单把斝式鬲和双耳罐、单耳罐、双耳高领折肩罐、单耳碗所代表的遗存属于客省庄文化^[216]，这可能是将石峁遗址龙山时代早期的单把釜形斝（式鬲）与夏纪年阶段的齐家文化遗存当成了年代相当、谱系相近的同一批遗存^[217]。当然，由于陕北考古工作和研究的相对滞后以及时空框架、谱系关系尚未完全确立的缘故，出现以上各种判断也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观点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第一种以田广金等为代表，主张朱开沟遗址的所有遗存都应归属于所谓的“朱开沟文化”，包括朱开沟遗址的一至四段墓葬，同时认为齐家文化可能直接介入了朱开沟文化；第二种以崔璿、魏坚等为代表，反对将朱开沟遗址所有遗存笼统归属朱开沟文化，而主张河套地区东周之前存在着六种含有袋足器的不同遗存，其中以单耳鬲、双耳罐等器类为代表的遗存应归属客省庄文化范畴，且年代早于双扳手鬲和空三足瓮为代表的大口文化。

本文基本赞同崔璿将河套地区（包括朱开沟遗址）东周以前遗存划分为时代和谱系不同的多种文化，但认为其将单耳鬲、双耳罐、三大耳罐等器类为代表的遗存归入客省庄文化，并将此类遗存的年代置于大口文化之前的观点值得商榷。笔者的观点是：河套地区以单耳鬲、双耳罐、三耳罐和偏洞室墓等为代表的遗存与客省庄文化基本无涉，而应属于东进的齐家文化范畴，齐家文化与大口文化在该地区存在的时代相当，二者在河套地区不同的区域相邻而居，河套东南部至陕北北部是它们的交汇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