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的伪造原因及其关联

《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应由谢能静伪造，伪造的原因与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有关。具体说来，应是谢能静在谢李互控案中提供的一份证据。

该赤契出自谢能静之手。遗存徽州文书中，《李舒户黄册抄底》和《宣德十年祁门县谢能静供状》两份文书应由谢能静书写。比对两份文书，不难发现，两份文书笔迹一致，可以断定出自一人之手。将这两份文书同《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比对，可以看出，前两份文书书写工整、流畅，后者笔迹生涩，似乎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不过，细细比勘，不难发现，三份文书所写的“李务本”三字，极其相似，高度吻合。由此看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可能为谢能静所作。现存的《明永乐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祁门谢阿胡出卖山地契约（赤）》[11]就是出自谢能静之手的一份文书。该赤契书写不整、笔迹生涩，与《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十分一致。尤其“谢能静”三字，与《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简直如出一辙。由此看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为谢能静所作殆属无疑。

另，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还藏有《明洪武三十五年八月中秋日祁门谢氏兄弟（谢志显、谢志中）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祁门谢阿许卖地基契约（赤）》《明永乐二年七月十三日祁门谢曙光卖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五年三月初八祁门谢曙光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六年十月初十日祁门谢志中卖山田契约（赤）》《明永乐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李茂瑞出卖山契约（赤）》《明永乐十年十二月初七日李阳生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祁门方氏荣弟娘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谢福恩［兴］、谢福巧兄弟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三年十月十二日祁门汪奇宗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五年九月十五日祁门谢曙光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祁门李双荫立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六年二月初三日祁门李茂昭出卖田契约（赤）》《明永乐十七年五月初三日祁门谢曙光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九年十月十五日祁门李乙昌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二十年八月初一日祁门李诱循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二十二年正月十六祁门谢则贤卖山地契约（赤）》和《明宣德元年五月初三日祁门李道弘立卖基地屋宇契约（赤）》[12]等18份谢能静购买田地的赤契。这18份赤契书写者皆非谢能静，在书写“谢能静”三字时，与《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和《明永乐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祁门谢阿胡出卖山地契约（赤）》中所书明显不一致。这说明，不同的人在书写“谢能静”三字时，笔迹是不一样的。由此可以为《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出自谢能静之手提供反证。

该赤契与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有关。对于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学界多有论述，这里再略为简述。宣德年间谢李互控案涉及祁门十西都王源谢能静、孚溪李舒和杨源李胜舟三个家庭，三方诉讼人物分别为谢能静家庭的谢能静，李舒家庭的谢荣娘，李胜舟家庭的李景祥和李景昌。其中，谢荣娘为李舒之妻、李务本之母；李景祥、李景昌两人为兄弟，为李胜舟之子。三家关系相当密切，谢能静为谢荣娘之弟、李胜舟好友，谢荣娘为谢能静之姐，李胜舟为谢能静好友、谢荣娘夫李舒同族。该互控案案由大致为：洪武年间，谢能静姐姐荣娘招赘孚田李舒，洪武二十七年（1394），子务本出生；三十一年（1398），李舒去世，留下相当田地。约永乐初年，因母寡子幼，荣娘招赘十四都一图胡为善来家。永乐四年（1406）、六年（1408）生有两女；九年（1411）（一说八年）为善去世，十年（1412）务本病死。务本去世后，李氏族人、务本族叔、与能静交厚的李胜舟，私下通过能静将自己次子景祥过继给务本为子。宣德七年（1432），荣娘以昭穆失序、疏违不行奉养为由，经投里老及首告本县，将景祥改正归宗。景祥归宗后，在姻亲谢彦良的唆使下，景祥兄景昌向府县控告谢能静侵占李舒家产。

该互控案核心是争夺李舒户土地。据《李舒户黄册抄底》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李舒已独立门户[13]并拥有一定的家产，这些家产包括民田地18.525亩、诸多山场和瓦房2间。在洪武二十四年黄册攒造后、永乐元年黄册攒造前，李舒户又先后数次购买了田地，主要有谢尹护户下田10.43亩、谢乞安户下田5.585亩、谢天锡户下田0.721亩、谢兆保户下田0.817亩和谢尹晓户下田1.637亩。至此李舒户田地达37亩之多。其中，所购谢尹护和谢乞安两户田地实为购自谢能静，购买时间在永乐元年、黄册攒造前夕。对于这两户田地，李景昌和李景祥兄弟认为是购买，谢能静说是诡寄。诡寄的原因是，永乐元年李务本承继李舒户，年仅10岁，属于“年幼无差”，通过诡寄谢能静可以逃避赋役。[14]从当时李舒户的家庭经济情况看，这两号田地应为诡寄而非买卖。至永乐八年（一说九年）胡为善病故后，荣娘怕李姓谋夺其田产，也为自身日后着想，兼之从其弟谢能静那里多次“借用财谷”，于是趁务本尚在，将其夫李舒和胡为善在世时置下的田亩、屋基房屋卖给其弟谢能静。待李景祥过继后，谢能静批给李氏田地11亩。这11亩包括李舒生前购买的上坞田和胡二坞等田地。宣德七年，李景祥归宗后，李景昌、景祥兄弟并不甘心，“仍前贪财”，“捏计贰岁男善庆继务本为子”。李阿谢与族长李可大等商议，“摘应继亲族李永福男用通继务本为子”，以杜李景祥兄弟“挟从贪财私谋”。李景昌兄弟无计可施，于是便告荣娘将李氏财产诡寄给其弟能静、谢能静侵占李氏财产。(https://www.xing528.com)

该赤契应为谢能静在互控案中提供的证据。《李舒户黄册抄底》载：永乐十年，李景祥承故兄李务本户开除事产，“转除民田三十七亩七分六厘九毫。田三十五亩五分八厘二毫”。其中，“田二十九亩二厘三毫，永乐四年二月卖与谢能静为业”，“田陆亩伍分伍厘玖毫，永乐五年四月卖与汪进得为业”，“地二亩一分八厘七毫，永乐四年二月卖与谢能静为业”。显然，该赤契与《李舒户黄册抄底》记录相一致，用以证明《李舒户黄册抄底》相关内容。而《李舒户黄册抄底》应是谢能静在互控案中提供的证据。由此推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也是谢能静在互控案中提供的证据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该赤契在今天看来还存在不少瑕疵。一是涂改文字。该赤契中文字涂改至少有5处。其一，在“唐字四百一十六号，计田八分有零。东至能静及路，西至达先田，南至路，北至能静田，土名青林原恨丘”中，涂改有2处：一处为“八分”2字，细细辨认，可知“八分”原文为“一亩”；一处为“达”字。其二，在“唐字　号，土名李木坞，计田地一亩六分二厘五。东至地，西至田，南至坟山，北至山”中，涂改有1处，为“李木”2字，细细辨认，可知“李木”原文为“胡二”。其三，在“唐字一千五百三十七号，土名住基，并山，计地二亩七分。东至显先田，西至路、显先地，南至田及溪，北至岭”中，涂改有1处，为“南至田”的“田”字。其四，在“面议时价宝钞三佰贯”中，涂改有1处，为“佰”字，细细辨认，可知“佰”原文为“仟”。二是该赤契卖主“李务本”签名画押两次。就文字涂改而言，明代前期徽州田地买卖契约中，这种现象相当普遍。在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卖田地赤契中，就有《明洪武十九年七月十五日祁门李茂怡卖山契约（赤）》《明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十二日（十二都）冯伯润卖山地契约（赤）》《明洪武二十八年三月初七日祁门谢永寿卖山契约（赤）残》《明洪武三十年八月二十一日祁门李（鹏）宗铭卖山契约（赤）》《明永乐十一年二月初一日祁门方氏荣弟娘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二年十月十七日谢福恩［兴］、谢福巧兄弟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三年十月十二日祁门汪奇宗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李祖生出卖山契约（赤）》《明永乐十七年五月初三日祁门谢曙光出卖山地契约（赤）》《明永乐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祁门谢阿胡出卖山地契约（赤）》[15]和《永乐八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等，存在涂改现象。如《明永乐十七年五月初三日祁门谢曙光出卖山地契约（赤）》（图3）中存在多处涂改插字现象，明显涂改的有“土名仙人岩”“伍拾”“土名金”和“买人□行用”等处（下划线文字）；“唐字二千壹十三号”中的“三”字、“唐字一千一百六号”中的2个“一”字，也似乎有涂改。又在“计山肆亩”和“又将土名”之间插入“令”字，在“水竹坞”和“经理唐字”之间插入“磨刀石”3字。由此看来，《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的多处涂改，还不是判定其为伪作的依据。至于《永乐四年祁门李务本卖田地赤契》中李务本两次签名画押，原因不明，难以深究。

图3　永乐十七年五月初三日祁门谢曙光卖山地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