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廷卿生活空间地名的统计与分析

民众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生活于社会中，其行动与思维皆受制于此，这一点在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中皆有讨论。[1]但社会亦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之中，因此空间、社会、社会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关系，一直成为学界探讨的对象之一。[2]有关个人生活空间，前辈学者已有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学者稻田清一即对江苏省吴江县一位乡居地主柳兆薰的日记中的地名加以细致统计，讨论晚清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与社会结构问题。[3]六年后，中国学者洪璞亦利用包括柳兆薰日记在内的两部晚清日记中的地名记载，通过生活空间和社会关系两个视角，探讨了地主自乡下移居至城镇后生活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变化。[4]此后，学界则鲜少涉及，直到十多年后，刘永华利用晚清民国时期徽州府婺源县一家小农祖孙三代所留下的排日账，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他首先根据账簿并结合实地走访复原了账簿的记录者——婺源北部程家的活动空间范围，然后指出程家活动空间范围的确立与六个因素有关，即粮食种植、茶叶生产、亲戚往来、集市贸易、食盐贩卖及齐云进香。可以看出，这六个方面基本上涵盖了小农家庭日常生活的四个方面：农业生产、社会交往、贸易往来及宗教信仰。然而，他的研究并未止步于此，他还从时间的纬度，历时性地考察出程家在六十多年间其生计模式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导致了活动空间范围的变化。最后他通过程家个案的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的乡村并未如费孝通所概括的是“孤立、隔膜”的，而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活动空间较大，空间的流动性也较高。[5]

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讨论带来了启发。但是，此一问题尚有探讨的空间。稻田清一与洪璞的研究，皆是从宏观上探讨生活空间、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问题，然而仅是对社会现象的复原，对产生现象的原因并未涉及。刘永华对婺源农家的探讨不仅勾勒出了这家人的生活空间，也揭示出其中的原因。本文所要讨论的胡廷卿则是一位乡村塾师，与刘氏探讨的小农所生活的地域相同，都在徽州府，且时段相近。不过，从社会阶层来看，由于二者身份不同，其生活的空间却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且其背后的原因亦有较大区别。由此可以发现，在徽州府内，不同阶层的人物由于职业与社会身份上的差异，他们各自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空间，两者相较，可以看出同一时空中不同阶层的人群有着各自的生活图景。另外，相较于上述三位学者的研究，本文可资利用的文献更为丰富，如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族谱、分家文书等，由此可以对更多问题加以讨论，亦可以窥测出更丰富的社会面相。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以为，本文的讨论对于丰富地方社会以及比较不同阶层人群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借此亦可重新审视学界所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因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研究，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在探讨胡廷卿的生活空间之前，首先对本文中“空间”一词的含义作一个交代。[6]本文对“空间”概念，主要是从两个层面上加以使用：第一，胡廷卿及其家人所居住生活、因各种原因到过的地方；第二，胡廷卿及其家人虽未去过，但对胡廷卿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的地方，如广州、饶州等。

本文所要讨论的胡廷卿，为徽州府祁门县南乡人，有关胡廷卿的情况，在民国时所编撰的《贵溪胡氏支谱》里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兹录如下：

兆祥，名品福，字廷卿，号和轩，邑增生。曾修阖族宗谱，倡办本村养正国民小学校，精通医学。民国癸亥年（1923），寿登八秩暨泮水重游，县长徐公赠“泮水耆英”匾额。生道光廿五年（1845）十月十二申时，殁民国十三年（1924）二月三十申时。原娶郑氏，未婚而卒。继娶汪氏，生道光廿七年（1847）六月二十卯时，殁光绪廿九年（1903）十月十五卯时。[7]

由此可以确定胡廷卿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间，他是一名生员，且在地方社会中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当太平军于同治二年（1863）最后一次被祁门军民驱逐出祁门时，胡廷卿十九岁（虚岁，以下同）。同治七年，二十四岁的他参与了本门宗族出拼本都（即十二都）七保白石坑东培山山业分单[8]，可以看作其介入家族事务的开始。光绪七年（1881）其父胡昌陞去世，作为长子，他正式接手家务，[9]他于该年的六月份开始记账，本文所利用的核心资料即是他从此时直至民国四年（1915）持续记载的系列账簿。

这些账簿被收入《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影印出版，使学界得以识见。对于这批账簿，学界此前已有利用，但皆未涉及生活空间的讨论。[10]胡廷卿账簿种类较多，综合起来，可分为流水簿、各项誊清簿、茶叶簿、祀会簿以及粮局兑则共计五类，其中流水簿是账簿的主体部分。[11]本文所用账簿基本是流水簿。流水簿的主要内容是胡廷卿在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收支记录，但不限于此，也包含对自己所经历事件的记载，是介于账簿与日记之间的一种类型，类于排日账。由于账簿中详细记载了胡廷卿以及与他相关人物的活动地点，为笔者探讨晚清乡村民众的活动空间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由于资料的保存情况，笔者所得数据并非全部。其中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记录，笔者未能找到，而光绪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1902—1905）、光绪三十三年（1907）、宣统元年至民国元年（1909—1912）这九年的数据由于流水账未能保存下来，笔者只能利用胡廷卿的《洋蚨总登》《春茶总登》以及《各项誊清》的相关记载加以补充。其时间跨度为光绪七年至民国元年（1881—1912），共计三十二年。

笔者统计了胡廷卿系列账簿中记载的全部地名，统计的方法是将账簿中所载地名全部表格化，然后使用Excel表格做统计列表，最后将各个地名按照不同的区域划分出来，进而探讨相关问题。虽然这些数据并不完整，无法反映胡廷卿生活空间的全部，但它基本反映了胡廷卿生活空间的大体比例，并不影响笔者对相关问题的分析。(www.xing528.com)

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笔者对其资料中所记载的地名进行了全面统计并加以分类，兹将胡廷卿账簿中所提及的地名按照不同等级列表如下。

表1　1881—1912年各行政区地名分布统计表

（续表）

表2　胡廷卿祁门县地名记载分布表

表3　南乡部分地名记录次数列表

上面三个表格从省际、祁门县城以及祁门南乡三个层次分别标识出了胡廷卿的生活空间范围。那么这些空间是如何形成的，其背后的因素有哪些？下文将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