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流动在家庭层面对住房的位置、空间和权属进行调整的同时，也在社区层面造成居民的异质化。流动过程中本地与外来居民是如何看待对方的？拥有不同职业、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的两个群体能否分享新村这一公共生活空间？新来的移民又在多大程度上融入地方社区生活？
在访谈中，大多数的本地居民对移民化的现象持否定但又无可奈何的态度。留在村里的老居民经常回忆起当年的单位制社区生活，他们普遍认为，那时的社区环境和邻里关系较现在的更为和睦。
我们周围几家邻居都是纺织工人，如果有人上夜班，我们走路说话都尽量轻，怕影响他们休息。如果大人去上班家里没人的话，我们都互相帮忙看孩子、做饭或照顾老人什么的……60年代凭票买西瓜，三家就凑一张票，买来一起分着吃。自己的小孩在邻居家玩、吃饭、做功课什么的更是常有的事。（CY018）
移民化出现以后，老邻居被新来的外地人所替代，几十年的邻里关系消失了，本地人与外来人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得原有住房的各种问题都立刻凸显出来了：
很多在这打工的外地人都是上晚班的，晚上很晚回来还要煮东西吃，洗澡。周末还有一帮朋友来玩。这里的房子都是一九五几年的老房子，楼板和墙壁都是木头的，他们在上面动静一大，我们根本没法休息。（CY007）
我现在找房客要特别选一选，一定要找爱安静讲道理的。不好的外地人我真的不借，否则人家邻居要怪我的呀。（CY030）
由于社会变革带来的住房调整和社区转型恰好与移民化同时出现，不少本地居民就坚持认为，新村环境品质的下降与外地人的增加有密切关系。(www.xing528.com)
以前我们夜里开着门睡觉都没关系，现在大白天入室盗窃每月就好几起。听说都是外地人干的，上海人不会去做这些事。（CY034）
但是留守的本地居民也明白，环境品质的下降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本地居民外迁，这种进程是无法避免的。除了等待动迁，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想办法也搬出去—但是，留下来的恰恰是那些最没有能力搬走的。这种无力感在一定程度上也加深了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之间的隔阂。
而对于外来人口，他们要适应城市生活必须要满足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三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二是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可以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三是在与当地人接触过程中、在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下逐渐对当地人价值观产生认同。[16]调查发现，住房条件差、租金低廉的曹杨一村吸引的大多是来自安徽、江苏、江西和河南等地的贫困地区、从事低端服务业的农民工，他们在语言、生活习惯和价值观方面与本地居民存在较大的差异。不稳定的职业和经济收入，社会网络的缺乏使他们在三个层面都难以产生价值观认同。他们的交往圈子往往限于亲属和仅有的几个同乡，甚至一些居住时间超过了10年的外来居民也很难与本地邻居发展出积极的邻里关系。
我在这儿除了亲戚就两个朋友，还是坐火车时候认识的老乡。我没上海朋友。怎么说呢，感觉上海人说话做事跟我们外地人不一样，挺难的。（CY066）
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从来不跟上海人交朋友，他们很烦的。修个水管收他5块钱他还嫌贵，嘟嘟囔囔的。有些人看你赚点钱就不开心，天天站在小区门口说你的闲话，特别差劲。（CY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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