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女性：集体记忆与自我实现的辩证

《女篮5号》和《沙鸥》中处理的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在电影《夺冠》中同样被反复讨论。或者可以说，这是中国体育电影中无法绕过的核心议题。与前两部电影不同，《夺冠》的时空跨度更大，它以国家女子排球队一波三折的发展来勾勒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流露出某种史诗叙述的野心。正如编剧张冀本人所言，“用两个人物、三场比赛来展现改革开放的时代、展现一支三代人球队的结构是很早就定下来的”^[27]。而这种叙事结构，使得影片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出体育观念的变化及其背后文化精神的迁移。

在美国学者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看来，历史文本的本质乃是一种虚构的诗性语言，其制造意义的机制主要依赖于隐喻、转喻、提喻和讽喻等四种修辞方式。其中，提喻是用综合性的方式来看待对象和整体之间的关系，“这个整体本质上不同于部分之和，各部分只是作为整体之微观复制品”^[28]。《夺冠》便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提喻法，即从女排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是三场重要比赛）这一切口入手去展开对整体改革开放历史的想象。不过，由于故事与人物的原型在现实中的影响实在太过深远、太为人熟知，导致影片的创作空间大为受限。创作者无法过度偏离历史来讲述一个充满未知的、打破观众期待视野的故事。正如有论者所言，“‘夺冠’的影片标题更像是对一段已发生的历史的再度确认，而不是对预期中有待实现的目标的想象”^[29]。甚至有人称其为一部充满了各种符号和形容词的“过气的报告文学”^[30]。这种戴着镣铐的舞蹈，导致影片在故事层面的感染力大打折扣。

尽管如此，创作者还是通过“郎平”这一独立女性形象的塑造传递出体育观念与女性意识的变化。影片看似塑造了郎平和陈忠和两位主人公，实际上把叙事重心几乎都偏移到了前者。也因此，很多人质疑影片为郎平的个人传记，连陈忠和本人也因影片对自己的不实塑造而表示抗议。有趣的是，与《女篮5号》中林小洁与田振华的“父女”组合、《沙鸥》中沙鸥与沈大威的恋人组合不同，《夺冠》中塑造了郎平和陈忠和这一对亦“敌”亦友的朋友组合。林小洁需要精神之父田振华的引导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新女性，沙鸥在恋人去世后陷入彷徨无依的境地，但《夺冠》中的郎平是一位独立自强的、无须男性引导甚至敢于挑战男权秩序的女性形象。影片中有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在上任女排主教练后召开的“女排发展”专家研讨会上，郎平只身面对前主教练、顾问、教授等组成的清一色的男性专家团队以及他们偏于保守的发展立场，响亮地提出女排只有“改革”这一条路可走的决断。在改革遇到挫折之际，面对专家们提出的让国家青年队参加国际女排的提议，她颇有魄力甚至有些专断地现场予以反击。在独立的郎平面前，陈忠和这一人物便显得更加隐忍和谦让。(https://www.xing528.com)

如果将影片中1981年与2016年的两场比赛放在一起，会有一种强烈的嬗变意味。在第一场对阵日本的比赛中，面对严峻的局势，老教练袁伟民说出了这样一番激励队员的话语：“如果你们在这场比赛输了，你们会后悔一辈子，因为你们是代表着中华民族来到这场比赛的。”而几十年后，现场聆听过这番话语的郎平在面对自己的队员们时却说“我希望我的队员不只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还是优秀的人”，并鼓励她们打出自己的比赛，“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从代表民族比赛到代表自己比赛，这并非一种二元对立式的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迁移，而是经历了改革开放进程后国家崛起所带来的一种文化自信的体现。影片中的郎平经历了这一变化，深刻体验过体育运动过分被国族荣誉所裹挟的感受，体验过国家落后的现代化焦虑，才由衷地认识到享受比赛、自我实现的重要性。

如果进一步分析会发现，郎平/陈忠和这对人物形象被塑造为全球化/本土化两股力量的象征。后者不会说英文，没有留洋经验，始终秉承着本土传统的训练方法。前者则游学并执教美国，汲取了国外先进的体育理念，并将其运用到自身发展中。更有趣的是，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竞争与博弈的关系，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姿态。尽管影片中的陈忠和不具备前沿的全球视野，但他并没有一味泥古不化，而是坦然地让贤举能，接受并配合郎平的上任。郎平在追求国际先进发展理念的同时，又并非以洋为尊，而是内心秉持着自身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这种对中国/西方、本土化/全球化关系的探讨，与其说是对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历史的简单复写，不如说是立足当下的一种重新叙述和想象。在影片的书写中，不再是男性凝视/引导女性，而是女性引导/挑战男性。而“郎平”这一独立自觉的“大女主”形象，又十分显著地与当下全球范围内身份政治潮流下女性意识的崛起形成了有趣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