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11-1的多变量检验的优化措施

假设11-1推断商帮文化与委托代理成本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表11-4为该假设检验结果。所有的t值均基于年份和行业聚类调整后的稳健标准差计算而得（Petersen，2009，下同）。

如表11-4所示，MGC_R（R＝100、120、140、160、180、200）的系数均为负向显著，表明商帮文化与委托代理成本变量费用率（AC_ER）显著负相关，为假设11-1提供了支持。此外，该发现反映出古代中国的商帮文化仍持续不断地对现代公司和管理行为发挥着重大影响（Zhang，2011），表明商帮文化促使现代企业的管理层提高运营成本控制效率、减少委托代理冲突，并最终降低了委托代理成本^[5]。再者，MGC_R（R＝100，120，140，160，180，200）的估计系数表明费用率平均减少了0.71%、0.48%、0.75%、0.72%、0.82%和1.07%，乘以一个标准差后，MGC100、MGC120、MGC140、MGC160、MGC180和MGC200分别使AC_ER平均降低4.04%、2.73%、4.27%、4.10%、4.67%和6.09%。显然，该结果具有经济显著性。

有关控制变量的符号及显著性：（1）在（1）～（6）列中，FIRST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更高的持股比例使得大股东有更强的动机监督管理层，因此降低了委托代理成本（Du，2013），该结果也与前期文献一致（如Du，2013）；（2）DUAL的系数在（1）～（6）列中也均显著为正，说明更高的管理层权力（由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的虚拟变量度量）会带来更高的委托代理成本^[6]，该结果与Du（2013）的发现一致；（3）CEO_CH的系数在各列中均保持正向显著，表明CEO更替与委托代理成本间存在正相关关系；（4）各列中TOBINQ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相比投资和成长价值低的企业，高成长性企业有更高的委托代理成本；（5）SIZE的系数在各列中负向显著，意味着公司规模与委托代理成本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该结果与Du（2013）的发现一致；（6）（1）～（6）列中，LISTAGE的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总体上上市年限较长的公司委托代理成本较高；（7）STATE在各列中保持了负向显著，说明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有更低的委托代理成本，该发现与Du（2013）一致。

表11-4　商帮文化与委托代理成本的回归结果(www.xing528.com)

续表

注：“***”“**”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双尾）。z值经过公司与年度的双重聚类调整（Petersen，2009）。变量定义见“附录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