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方法论（这两种理论将城市看作是社会供给和福利服务的场所）在西方城市研究领域占据重要地位之际，Harvey Molotch首先提出了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的概念［4］，随后Norman Feinstein和Susan Feinstein提出了城市政体（urban regime）的概念［5］。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两种密切相关的理论有了较大的发展，John Logan、Clarence Stone以及Stephen Elkin等人对增长机器和城市政体这两种理论做了深入的分析。［6－8］
作为解析城市发展策略的城市政治经济研究方法和理论，无论是城市政体论还是增长机器论，均对结构主义和芝加哥社会生态学派表现出反感，这种反感来源于Peterson的公共选择论（即城市政府的策略只能是侧重发展政治，而非分配政治）；但是二者又不约而同地反对Peterson所做的地方政治对城市决策无关紧要以及城市只有唯一一套统一的利益的论断。［9－10］它们均认为城市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不是外在结构或逻辑的结果，而是场所政治经济争斗和协调的结果，总会有输家和赢家之分。［4－8］城市政体以及增长机器论都关注城市政治的生产而非消费（福利）作用，同时强调群体、个人以及机构（human agency）在政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这两种理论的关键在于，它们都认为构建增长的上层建筑[3]（政体）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加。它们的主要目标都是将城市政治带回到政治经济中去，都试图通过对团体、个人和机构行动的观察来解释城市的变化，认为这些集团和个人是产生城市变化的动力而非被动的接受者。
两种理论的差异在于：(www.xing528.com)
首先，城市政体论认为地方发展实践是由政府激发并组织其他成员形成行动的，即是自上而下的。其次，基于新多元主义（neo-pluralist），城市政体论强调政治与市场的相互作用。它认为公私部门联盟的上层建筑内系统化的讨价还价机制极其重要，这表明政府是通过诱导而非采取强制措施使企业行使必要职能的。再次，政体可以调节公私部门之间的利益，并使它们相互支持，它接近、传递权力资源，从而促使政治经济群体组合在一起。［7，11－14］此外，与增长机器理论不同，政体理论并不认为共同的意识是形成联盟的基础。在描述地方管制类型时，城市政体论更具有广泛性和动态性。
增长机器论认为地方发展实践的动力是自下而上的，占主导地位的地方商业社区通过利诱、唆使或胁迫的方式，使其他利益集团参与地方发展实践。［4］增长机器论更注重对增长策略中主要参与者的分析。Logan和Molotch认为增长机器论的关键在于，地方资本以何种方式创造将非地方的、城市的资本吸引到特定地方（场所）的条件；而地方资本体系中最活跃的是产权人或土地所有者，他们通过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或以其他更优的收益方式替代原有方式，尽可能地使地租收入最大化，借此与其他商业集团形成增长联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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