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土地投机现象的城市政治经济结果

简而言之，“地王”这一土地投机泡沫经济现象是发生在城市尺度内土地开发领域中的各政治经济群体博弈的城市政治经济结果。2000年及其后几年内，地产泡沫的出现可以视为偶然、随机的事件；但是2008年之后的房价和土地价格反弹已经超出这种观点的解释范围，更多体现为地产增长联盟之间的合谋和同盟。“地王”现象中的城市政治经济力量主要包括由占主导作用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商业社区组成的增长联盟、中央政府以及反增长联盟。在增长联盟内，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收入的追逐为“地王”的产生提供了温床；而地方商业社区则因为想从土地投机中牟取暴利而成为“地王”的直接缔造者。前者为土地投机提供地方政策支持，后者实施了土地投机行为，二者共同推动“地王”的产生。针对这一事实，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加快地方房地产市场国有化的进程压制高地价、高房价，同时利用增大对地方政府发展资金划拨力度、减轻地方社会福利负担、增加公房供给以减小市场商品房刚性需求等手段，减少地方增长链条中的寻租行为，按市场供需规律理性地降低房价^[14]。因为中央政府的策略是在经济发展和民生大计之间找到一个历史的折中点，从而实现全社会综合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中国30多年持续增长的奇迹，与其政治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有密切关系，它缓和了改革过程中的社会冲突和内部矛盾，有效降低了社会发展成本。正如邓小平所提出的，要在改革中摸索，解决发展中产生的问题并继续前进［1］。反观近邻的泰国、菲律宾等国，它们虽然通过采取激进改良方式成为西式民主社会，但接踵而来的社会动乱和冲突让国家和国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地王”这一土地投机现象的增长与反增长活动中，尽管弱势群体的力量因为《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而在国家层面上有所变化，但反增长联盟中地方的弱势地位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在增长机器中的上层建筑内，当远离权力—利益中心时，增长联盟内部会出现对立分化。因此，增长联盟与反增长联盟构成的是“合作—反抗”连续统而非传统观念中的完全对立的模式。此外，与西方对照样本有异，中国城市政体／增长机器作用尺度突破了城市范围的局限，增长联盟的博弈被从地方、场所推到了国家的层面。(www.xing528.com)

作为一种泡沫经济现象，“地王”的实践过程越发育、越漫长，就越不可能持续下去；但是“地王”现象作为一种城市政治经济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必然会导致社会财富分配走向极化，城市社会空间分异加快［37］，使得住房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畸形关系长期化、恶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