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爱妻的痛与学术的成就

申明锐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

现在是2020年4月27日早晨，我记得听到噩耗的那天是一个星期一。在去鼓楼上班的路上，我照例打开手机刷微信，打发通勤时间。突然，我看到宋伟轩师兄朋友圈的消息，说吴老师走了。我们在南京的几个，2019年时就对吴老师的病情有所耳闻，但是才过了没多久就传来了这样的消息，我真的无法接受。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我熄灭手机屏幕，茫然地看着地铁车厢，车厢如此喧闹，但我特别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待着。那一刻，好多思绪涌上心头，我感到呼吸困难，过了好一阵子才缓过来。我通过微信，向伟轩师兄询问了一些具体的情况。

吴老师是我们南大规划领域的一位杰出的校友。读书的时候，我就听老师们说过他的一些故事。写博士论文期间，吴老师选择了一个在当时的老先生们看来非常激进的题目，走访了南京大大小小数百个小区，完成了他的那篇关于中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经典之作。读博的最后阶段，吴老师顶着爱妻车祸离世的巨大悲痛，出色地完成了论文的定稿和答辩。毕业以后，他只身回到云南，与崔老师和师兄弟们基本失联，后来大家再次联系上他的时候，他已经在云南大学创建了城市科学系……在我看来，吴老师传奇的学术经历和人生轨迹，真的就是一些文学作品为云南籍人士所勾勒的脸谱——一生游历飘荡，潇洒不羁。

吴老师的英年早逝，对学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的为人处世、他的学术贡献、他的勃发英姿，我已不必多言。作为晚辈，在接受吴老师的学术探索精神对我们的激励之余，我想结合跟他相处的一些片段说两点体会。

首先，健康的工作状态是第一位的。吴老师的健康危机实际上早有端倪。近5年来，吴老师在圈内很出名，出名的原因是他这几年在很多“牛期刊”发了很多“大文章”。可是只有走进他的生活，才能发现他在这些耀眼成就的背后透支的体力和精力。2017年的秋天，我带着“青椒”生涯的很多困惑，去吴老师在南京仙林的家中拜访他。彼时，吴老师仍然保持着大部分时间在国内工作，偶尔回加拿大和家人团聚的两头跑的工作节奏。其间的辛苦不是常人能够承受的。走进他和园的家，我看到阳台上杂草丛生，室内也是乱糟糟的，家里最亮堂的客厅中摆放着一张他工作的大桌子。他在跟我交流的间隙还在回复各种各样的邮件。其在生活饮食方面毫不讲究，总是潦草应付。当时，陈浩我们几个就私下讨论过，认为吴老师再这样下去身体会不会吃不消的，偶尔也会提醒他一下。但是我们知道，他当时正处于如痴如醉的状态，真的什么都听不进去。(www.xing528.com)

2013年5月26日，吴老师（左五）参加我（左六）的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当前，学术界竞争异常激烈，各种考核指标和晋升评报逼迫我们这些年轻人不得不四处奔波。环境对年轻人并不够友好，完成了一个阶段的目标后，事业心和危机感又会驱使你向下一个目标进发，而下一个目标的达成，需要投入的是更高的工作强度。作为学者，我觉得我们对于真实生活的感知、对于学术的那份最初的好奇心，很容易在这样的“升级打怪”比赛中逐渐消逝。吴老师的离开，也促使我不断反思。事业心、进取心是需要的，但是适量的工作强度、合理的工作节奏至关重要——我们要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环境中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状态，把自己对学术和教育的热情在一个可调控的节奏中逐步释放出来。

其次，追求学术的初心是弥足珍贵的。吴老师是一位沉醉于学术的“纯学者”。这些年，他换了好几个学校。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排除外界干扰，从而让自己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舒适环境”。但我想，这世上不存在长久的“舒适环境”，做任何事都会有阻力，做学术也不例外。这也就对我们学者通过自身的调适，去营造回归本源和初心的“小环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有时候，在处理完一堆的繁杂事务后，于夜深人静之时，我会坐在家里的书房中，让自己平静下来，回顾一天的所见所得，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如果说这个时候会有一个具象的人物出现在我意识中，追问我是否还拥有最初的那份执着和热爱的话，那便是吴老师。

我算不上吴老师真正教过的学生，但我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获得过吴老师的很多提点和帮助。伟轩师兄前段时间说吴老师的学生们计划给老师出个纪念文集，就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知道自己一定不是一个够格的追思者，但既然是对吴老师有益的事情，我绝对不会推脱。更何况云南大学是吴老师出发的地方，我觉得这非常有纪念意义。吴老师这一生如流星般划过，确实需要再留下一点东西，那火焰般的思想和才华的延续，或许也是老师最在乎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