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城和利马：总督的权力与职责优化

人们可以谈论的，唯有宗教节日和庆典。

——赫苏斯·苏亚雷斯·德·佩拉尔塔，1562年，墨西哥

总督、最高行政长官、都督是西班牙王室授予西属美洲统治者的最高头衔，尤其在16世纪早期，王室更是将“阿德兰塔多”（adelantado）的头衔授予他们，这个头衔曾被授予从摩尔人手中夺回土地的西班牙人^[1]。阿德兰塔多相当于殖民地最高统治者，在与王室签订协议后，阿德兰塔多自费进行远征，作为回报，王室许可其对殖民地拥有行政管理等大权，同时，其子孙可以继承其权利和头衔。事实上，阿德兰塔多这个头衔很少能延续超过一代人^[2]。

在墨西哥城和利马，继阿德兰塔多之后，总督成为殖民地的最高统治者，是卡斯蒂利亚国王的代言人，享有军政大权，他们的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同君主没有什么两样。

16世纪，新西班牙的总督通常由西班牙国内的大贵族担任：1535—1550年，安东尼奥·德·门多萨（Antonio de Mendoza）担任总督；1550—1564年，路易斯·德·贝拉斯科担任总督；1566—1568年，法尔塞斯侯爵加斯东·德·佩拉尔塔（Gaston de Peralta）担任总督；1568—1580年，马丁·恩里克斯·德·阿尔曼萨（Martín Enríquez de Almansa）担任总督；1580—1583年，科鲁尼亚（不是拉·科鲁尼亚）伯爵洛伦佐·苏亚雷斯·德·门多萨担任总督；1584—1585年，墨西哥城大主教佩德罗·莫亚·德·孔特雷拉斯（Pedro Moya de Contreras）担任总督，他其实是在总督权力交接期间担任该职的；1585—1590年，阿尔瓦罗·曼雷克·德·祖尼加（Álvaro Manrique de Zúñiga）担任总督；1590—1595年，小路易斯·德·贝拉斯科担任总督；1595—1603年，蒙特雷伯爵加斯帕·德·祖尼加-阿塞维多（Gaspar de Zúñiga y Acevedo）担任总督。这些人当中，只有莫亚·德·孔特雷拉斯主教不是贵族出身。1

秘鲁总督与新西班牙总督一样，血统高贵，出身贵族。第一任秘鲁总督是布拉斯科·努涅斯，1544年在任。曾担任新西班牙总督的安东尼奥·德·门多萨后调任秘鲁总督，1550年到1552年间短暂地统治过秘鲁。继任门多萨的是卡涅特侯爵安德列斯·乌尔塔多·德·门多萨，1556—1561年间担任总督。1561—1564年，涅瓦伯爵迭戈·德·阿塞维多-祖尼加任秘鲁总督。1564—1568年，业士洛佩·加西亚·德·卡斯特罗统治秘鲁，他不是贵族出身，但受过大学教育。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是最伟大的西班牙殖民地总督，于1569—1580年间担任总督；马丁·恩里克斯·德·阿尔曼萨之前曾任新西班牙总督，又于1581—1583年担任秘鲁总督，后来还在利马建立了圣马丁大学。1586年，统治秘鲁的总督为葡萄牙的比利亚尔东帕尔多（Villardompardo）伯爵费尔南多·托雷斯（Fernando Torres），比利亚尔东帕尔多是哈恩省（Jaén）的一个小村庄，托雷斯就是在这里继承伯爵头衔的，他本人也有葡萄牙王室血统。第二位担任秘鲁总督的卡涅特侯爵是加西亚·乌尔塔多·德·门多萨，1589—1596年在任。小路易斯·德·贝拉斯科也曾担任新西班牙总督，又在1596—1604年间担任秘鲁总督，他为改善印第安人的境况做了许多工作。上面提到的这些总督大多思想独立，处世温和。

按照卡斯蒂利亚地区的统治惯例，帝国境内的所有市镇都可以在市政议会（cabildos）的领导下享有自治权，市政议会的组织严格遵循卡斯蒂利亚枢密院的组织方式，由当地居民选举出来的市政议员（regidores）和由议员提名的市政长（alcaldes）组成。在16世纪末之前，市政议员通常由王室任命，议员职位世袭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市镇上凡持有财产的成年男性有时也会举行例会。虽然王室指派的官员日益加强了统治，但所有自治市镇在辖区内仍然拥有行政权、司法权，甚至是立法权。此后还产生了“印第安保护者”的头衔，它有时还能发挥一定的作用。^[3]财政权从一开始就受塞维利亚最大的商业机构贸易署的监督管理，贸易署通过其会计人员、监督人员、司库及代管人员行使权力。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其他殖民地多多少少采取类似的统治模式。

议员理论上应由有产者选举产生。新西班牙检审法院第二任主席塞巴斯蒂安·拉米雷斯·德·福恩勒阿尔（Sebastián Ramírez de Fuenleal）曾对这里印第安人井然有序的选举感到十分惊愕，他还评论道：“吸纳印第安人加入西班牙人主导的市政议会，意味着印第安人将会发现西班牙人所犯下的所有罪恶。”2善良的巴斯科·德·基罗加主教对印第安人在奥登巴省（科尔特斯征服的城市之一）的选举持类似观点，认为这次选举成效之高、组织之有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西班牙帝国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是委托监护制，即把土地及其范围内的人口分配给某个征服者的制度。然而，这种半封建制度的效果并不怎么好^[4]，西班牙王室更倾向于把固定额度的贡赋和劳力分配给监护主。到16世纪末，委托监护制变成了定居者从特定区域收取贡赋的形式。第一代监护主死后，西班牙王室直接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实行委托监护制的地区。

组织庆祝宗教节日是西班牙裔拉美官员的另一职责。现代历史学家卡洛斯·吉布森（Charles Gibson）曾就此睿智地评论道，统治者如果不再组织庆祝宗教节日的话，那么无人会服从他们的统治。这同古罗马时期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何其相似！3

16世纪后半叶，美洲和西班牙主要的地方行政机构都是市政厅，市政议会（cabildo）一词常见于西班牙国内，尤其是在安达卢西亚地区使用，它逐渐替代了市议会（ayuntamiento）一词。大多数市政厅都有两名市政长，10名市政议员。

西属美洲的所有管理机构的经费主要来自名目繁多的税收：首先便是皇家伍一税（quinta），即私人承租开采者要将当地金、银、钻石和其他贵金属产量的五分之一上缴国王；第二种是关税；第三种是印第安人头税；第四种是教会和政府征收的什一税、国家专卖税（media anata），还有一种是救赎税（cruzada），缴纳这种税是为了来生能有望过上好生活。

除了征收重税，西班牙还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宗主国垄断殖民地通商权，由塞维利亚专享贸易垄断权；封锁殖民地同西班牙竞争的所有经济活动；殖民地之间不得通商4，殖民地同宗主国之间的贸易只能在波托韦洛港^[5]、农布雷-德迪奥斯港、卡塔赫纳港（后来的哥伦比亚）及新西班牙的韦拉克鲁斯港进行。

1556年12月，一名新官员被任命前往加的斯港登记、注册驶向美洲的船只。当时圣罗卡河口的沙洲给从塞维利亚出海的船只造成了航行困难，因此需要变更既定航线，安排新的航线。这位新任官员是胡安·德·阿维拉（Juan de Ávila），起初，他一年的俸禄是11.2万马拉韦尔迪（16世纪西班牙最小的货币单位），1557年后增加到了13万马拉韦尔迪。自此，所有出海船只都将在加的斯港装船出发。旅客登记这项重任仍然由塞维利亚担当，所有归航船只都必须径直返回塞维利亚，哪怕这些船只是从加的斯港驶离的，回程时也必须直接返回塞维利亚。5（归航时沿着瓜达尔基维尔河逆流而上比驶离时沿着沙洲行驶要容易得多。）

虽然西班牙对殖民地设置了诸多限制，但在宗主国与新西班牙之间建立文化联系却产生了很多积极的影响，其中，知识和学问是万万不能忽略的文化因素之一。1551年，墨西哥城和利马^[6]都建立了大学；1558年，圣多明各建立了圣托马斯·阿奎那大学。大学的规章制度仿照萨拉曼卡大学设立。1535年，总督门多萨在墨西哥城成立了第一家殖民地出版社，胡安·克龙贝格（Juan Cromberger）主管出版社事务，他的父亲是塞维利亚名人——雅各布·克龙贝格（Jacob Cromberger）。我们可以根据1540年胡安死后留下的财产来衡量他取得的成就，他存有446册《阿马迪斯·德·高拉》副本，上千册《骑士的镜子》（Espejo de Caballerías）^[7]，325册费尔南多·德·罗哈斯的悲喜剧作品《塞莱斯蒂娜》（Celestina）。胡安收藏的印刷书籍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1529年去世时留下的藏书。6

在西班牙帝国，墨西哥书画家通过绘制基督教壁画、抄写《圣经》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这些手抄本是法律认可的贡品。很多墨西哥的宗教物件都改造成了代表基督教教义的物品。于是，曾经弃用的有大量玄武岩的曲型盆地被用作墨西哥城大教堂的领洗池，我们依然能够通过外面的雕刻看出这里曾经是人祭场。7有几位印第安画家参考欧洲传来的印刷品，创作了精美的基督画像。手稿画不仅在宗教宣传中起了重要作用，还是证明继承权、财产权、身份地位和劳力的重要物证。同时，这些艺术作品还有其他的用途。以著名的、已经失传的《特拉斯卡拉的帆布画》（即“The canvas of Tlaxcala”）为例，这幅画完成于1550年，传达的政治内涵远胜于其所描绘的历史事件。画作展现了特拉斯卡拉王子1520年归顺西班牙的历史事件，轻而易举地忽略了王子也曾激烈地反抗西班牙的侵略这个历史背景。8

16世纪60年代，新西班牙（墨西哥城）和秘鲁（利马）都有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发展，先来看看新西班牙的发展。一方面，西班牙征服者与当地印第安人相互之间达成谅解，科尔特斯和后来的征服者控制着印第安的上层社会，笼络有资历、有身份的印第安长者，于是轻而易举地成功控制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劳动力。虔诚的方济各会修士莫多里尼亚以此为证，谴责拉斯·卡萨斯夸大了印第安人的艰难处境。9当时大多数印第安人已经归顺了西班牙王室，西班牙的征服削弱了原本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墨西加为例），却让不顽强反抗的部落增强了力量（以查尔科部落为例）。101564年，来自塔拉韦拉-德拉雷纳、毕业于萨拉曼卡大学的总视察官（the Visitor）赫罗尼莫·德·巴尔德拉马（Jerónimo de Valderrama）视察新西班牙后向腓力汇报，说这里的修士似乎希望能尽快让印第安人不再缴纳贡赋。（在新西班牙的腹地，贡赋算得上是一大笔收入。）1561年，墨西哥城市政议会建议，应当在墨西哥城的24名市政议员中吸纳6名印第安人，市政厅应当“促进两个种族之间的团结，加速二者的融合”。现代历史学家费利克斯·欣茨（Felix Hinz）坚信印第安文化“没有完全受到压制，只是部分地受到了压制，很多原住民文化在被征服之后依然幸存了下来”。11

征服者在殖民地进行的许多改革都是势在必行的，例如废除人祭，取消墨西哥的祭司制度，坚决贯彻一夫一妻制，停办旧式墨西哥学校，废除印第安人传统的贡赋制度。还有一些改革较为隐晦，例如改善原住民奴隶和普通劳工的境况，同时废止当地的蓄奴制。之后没过多久，西班牙王室允许墨西哥旧政权的前首领、前王室成员以及资历较深的老者佩剑或随身携带火绳枪，可以骑配有马鞍和辔头的马匹。当地一些有封号的印第安人可以继续保有封地，封地依然可以由后代继承。12

墨西哥和加勒比海港之间有了更为便捷高效的供给线。早在1540年，每天可能有100辆骡车往来于韦拉克鲁斯和墨西哥城之间；稍后几年，每天都有3000匹马往来于墨西哥城外的塔库瓦（Tacuba）与西部之间；到1600年，每天有3000头骡子进入墨西哥。

至1560年，委托监护制开始让位于西班牙私人所有的大庄园制（hacienda），在这种制度下，庄园主不受任何封建契约的限制，也无须承担任何封建义务。蒙提祖马的3个孩子就这样悄无声息、轻而易举地跻身西属殖民地贵族之列。几年之后，一些韦霍钦戈^[8]的印第安市政议员对西班牙的政策深表感激：“陛下把我们聚居到新的市镇，我们的身心都由此受益，这种好处难以用言语描述。事实上，我们聚居在一起之后，如果有人生病了，他可以随时进行忏悔、接受洗礼，当然，如果他愿意，邻居们也可以帮助他，死后将他安葬在教堂里……我们可以来教堂听布道，大家都可以生活在一起……如果我们散居在山野的话，所有这一切将无从谈起。”13就算有少数印第安人会赞同上述说法，这种说法也的确不同寻常。韦霍钦戈镇曾是来自卡斯蒂利亚的征服者迭戈·德·奥尔达斯（Diego de Ordaz）的监护领地，他是科尔特斯的部下。

当地教友会（cofradía）促进了种族之间的合作。教友会是圣事主持者组成的世俗性质的宗教组织，主要是为了崇拜某一位女神或圣母马利亚。参加教友会可以让人获得精神的宁静和集体认同感。教友会组织源自西班牙本土。早在15世纪，仅塞维利亚就有12个类似团体，有些在21世纪依然存在。16世纪时，有些教友会以独立的形式在墨西哥得以重建，17世纪时，出现了更多的教友会。自16世纪20年代起，富有想象力的方济各会修士佩德罗·德·甘特（Pedro de Gante）就力图促进基督教庆典仪式与当地文化的融合。融合后的宗教仪式和庆典可能意味着崇拜当地主保圣人或某位早期传教士的圣物。通常情况下，这类宗教庆典都会在基督教与异教之间形成一种“调和的妥协”。14

新西班牙被征服后依然留存了传统的“各色市镇”15，正如雅克·苏斯戴尔（Jacques Soustelle）在《古代墨西哥的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Ancient Mexico）中所描述的一样。总镇（cabeza）是旧贵族的所在地，是征收贡赋的中心，是雇佣劳工的集聚点。但在被征服之后，原有的印第安贵族失去了权力，贡赋的征收和劳工的招募形式发生了改变。很快，私有的大庄园成为新西班牙最大的社区。16即使所有的督办（corregidor）都要履行基督教的相关使命，有义务公正地对待印第安人，保护他们的财产，例如保证西班牙人放牧牛群时不得侵害印第安人的农场，他们也还是得保全庄园主的利益。到16世纪60年代，在墨西哥河谷地区仅有的36个委托监护区中，已有11个收归王室所有，而这11个监护区的收入占总监护区收入的四分之三。17第一代监护主去世后，监护领地逐渐沦入私人之手，这意味着必须重新分配土地。

和第一任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一样，新西班牙的第二任总督路易斯·德·贝拉斯科也是一位有教养、有身份的绅士。1511年，贝拉斯科出生于卡斯蒂利亚省帕伦西亚附近的历史名城卡里翁-德洛斯孔德斯。我们已经提到过他极其热情好客，擅长骑射、热衷赛马。18因为他的敬业勤恳，贝拉斯科比门多萨的俸禄高出了四分之一。19贝拉斯科还主持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改革。西班牙征服新世界后，带去了大量的鸡、猪、驴、山羊、绵羊、牛群、骡子和马匹，还引进了“畜牧制”，有多少西班牙人来到美洲，就有多少牲畜跟着他们一起来到了这里。西班牙人专注于他们特殊的“癖好”，比如，第一代征服者砍伐了大量原生木材，用作建筑材料或燃料。西班牙的犁比原住民的掘地棍耕得深很多，牛羊群把那里的土地啃得寸草不剩（造成了水土流失）。据载，到16世纪末新西班牙已经有羊群1.2万只或1.5万只，在正常情况下，羊群的数量一年之内就可以翻一番。20(www.xing528.com)

有些变化的确引人注目。当时印第安人扩大了龙舌兰、仙人掌的种植规模，面对传染病肆虐和传统社会崩溃所带来的焦虑，新一代印第安人要靠龙舌兰酒来缓解焦虑。到1570年时，主要的玉米种植园都掌握在西班牙人手里。尽管如此，西班牙征服者还是会使用印第安人在被征服之前的耕种方法，例如把农作物种植在整齐排列的小山丘上，一个小山丘播撒五六粒种子，每公顷土地播撒约4000粒种子。

当时墨西哥的黄金河谷地带大面积实行委托监护制。这块监护地本来是授予胡安·哈拉米略（Juan Jaramillo）的，他是埃斯特雷马杜拉人，来自赫雷斯-德洛斯卡瓦列罗斯附近的塞尔瓦铁拉-德巴尔卡罗塔。哈拉米略娶了科尔特斯身边著名的翻译官玛丽娜，由此才得到了这块面积庞大的监护地。16世纪60年代，这块监护地受到了奇奇梅克人的威胁，后者开始劫掠温顺的奥托米人（这个民族在12世纪时就发展到了顶峰）和西班牙定居者21。奇奇梅克人四处打劫时，西班牙的犁正在取代原住民的掘地棍，畜牧制正在遍地兴盛，单一农作物——通常情况下是玉米、小麦——正在培植，不再像过去那样种植多种农作物。

虽然耕作方法与农作物种植正在发生改变，但原住民的饮食习惯相比之下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印第安人的主食依旧是玉米，他们依然喜欢特斯科科湖产的食盐，喜欢吃青蛙、虾、蝾螈、幼蜓、水蛇等水产品，也喜欢食用其他鸟类、丛林狼、狗、鹿、犰狳及鼬等动物的肉。原住民把玉米做成玉米粉圆饼（墨西哥薄馅饼），每顿必须现吃现做，不像面包，玉米粉圆饼很容易变干，几小时候后就不能食用了22。节庆时原住民会杀狗吃肉。他们还制作各类饮品，绝大多数都含酒精，例如梅斯卡尔酒、赤攰骰酒（chinguito）、兔血酒等，最主要的饮品是用产自科利马州或索昆斯科（Socunusco）的可可豆制成的巧克力饮料。

到16世纪末，新西班牙所有的牧草地、荒地、林地及水源全部向居民开放。实际上，可以说任何有草地的地方就有放牧。原住民没有畜牧经验，也没有任何规章制度来管理牧草的使用，相反，在西班牙，农民的行为会受到许多复杂的习惯法的影响。在西班牙本土，牧民通常精通农业，既是庄稼汉又是牧牛人。在新世界，放牧者是欧洲白人，而农民是被征服的原住民。牛的主人一般都是欧洲人，经常无视原住农民的权利。为了控制牧草地，西班牙人经常使用非洲黑奴，他们身强体壮，却又麻木不仁、残酷无情，往往充当西班牙庄园主的代理人。西班牙统治美洲的早期，绝大多数牧羊人的确是黑人和奴隶，有时庄园主索性不用牧羊人，实行放养。

1520年前，原住民的水上交通工具通常是把橡树干中心挖空而制成的大型木舟。木舟凹槽较浅，船底呈方形，熟练的木工大约一周就可以造好。印第安人保留了他们的造船技术，而当地西班牙人则主要使用畜力运输或使用轮式运输工具。

监护主与放牧者之间自然存在竞争关系，虽然他们都有西班牙血统。监护领地在监护主的管理下，成为大地产制的雏形，监护主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他们还可以利用监护领地上分配的印第安人开展各种各样的拓荒活动。

16世纪晚期，墨西哥河谷地带有26个农场，每个农场种植了不到1440平方米的小麦23，小麦产量占墨西哥河谷地带谷物总产量的5%。还有80块规模中等的农场，小麦产量占总产量的70%，每个农场小麦的平均种植面积在1440—6480平方米之间。另有7个大型农场承担着河谷地带22%的谷物产量。到1570年时，绝大多数小麦农场的面积达到了60.7万平方米，最大的有242.8万平方米。241560—1600年，小麦的种植面积增加了4倍，谷物产量增加了12倍。25

为了防止不负责任的放牧者在耕地上纵容牲畜啃食牧草，总督贝拉斯科花了很大力气来清除印第安村落的牲口，甚至禁止在4.8千米以内的公用牧草地放牧，将牲口啃食麦茬的时间限制在两个月内。但到1600年，因为原住民人口锐减，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家莱斯莉·伯德·辛普森（Lesley Byrd Simpson）所说，放牧者主导了一场“大规模的生态革命”。26这场革命（如果这算一场革命的话）的推进伴随着大庄园制的到来，监护主或是耶稣会等宗教团体进一步促进了革命的发展。位于梅斯基塔尔河谷的圣卢西亚（Santa Lucia）耶稣会占有的大庄园在这场革命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7

原则上讲，在分配监护领地时，西班牙统治者已经尽其所能地尊重了印第安人的许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例如，蒙提祖马就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片广阔区域。科尔特斯原本打算直接认可印第安人的私有土地和西班牙人占有的监护领地，但因为征服者的破坏和西班牙人的贪婪，科尔特斯的这一计划基本上算是中断了。在征服墨西哥后的100年时间里，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河谷地带约有850块私有地产。28

如果原住民能证明自己手中的私有财产是在被征服前通过继承而得来的，那么他们就可以保有这些财产。然而，原住民大规模的死亡导致人口锐减，短短几个月，很多土地成了无主之地。

西班牙人一门心思想要破坏传统墨西哥社会留存下来的一切有价值的元素。他们禁止墨西哥人举办传统的球类比赛，认为传统球类比赛受到了魔法和巫术的操控；还禁止墨西哥人举办飞鱼公演，就是一名印第安人拽着一根绑在高杆顶端的绳子不断地旋转，直到最后缓缓落地。不过这两种活动都还是保存了下来。原住民的服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布料改用龙舌兰纤维、棉花或羊毛织就，后来龙舌兰布料（赫纳昆纤维或剑麻）逐渐被棉纺织品替代，棉纺织品主要由妇女纺织，当然，也有印第安男子纺织棉布。

总之，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新世界的西班牙人即克里奥尔人与当地印第安人都做出了惊人的改变与调整。暂且搁置他们相互之间的偏见不论，当然，存在这些偏见是可以理解的，如此大的改变调整要归功于这两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

【注释】

[1]在从摩尔人手里重新夺回西班牙时，阿德兰塔多是国王在前线派出的代表，拥有崇高的权威。——编者注

[2]大多数阿德兰塔多只能在几年或稍长一点的时间里维持其地位和权利，他们多数死于同印第安人的战斗，或者死于相互之间的争斗，或者其权利和地位后来被王室剥夺。——编者注

[3]1573年、1603年，西班牙王室先后在新西班牙和秘鲁总督辖区设立了“印第安人法庭”，以保护美洲殖民地印第安人的权利，由此产生了“印第安保护者”的头衔。印第安保护者代表殖民地总督行使保护印第安人的职权，限制殖民者的权力，防止印第安劳动力灭绝，但其实际效果十分有限。——编者注

[4]监护主势力的不断膨胀必然对王权统治形成威胁，加之拉斯·卡萨斯主教对监护主暴行的强烈谴责，使得王室决心取消监护制，但由于殖民地白人土地贵族的强烈反对，王室只能做出调整。——编者注

[5]位于巴拿马科隆省。——编者注

[6]利马建立的是圣马科斯大学。——原注

[7]该书是马特奥·玛丽亚·博亚朵的浪漫史诗《热恋的罗兰》的散文译本。——原注

[8]地处依兹塔西华特尔火山（Iztaccíhuatl，又称“白夫人”）的东侧。——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