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北京市尤其如此。2014年习总书记视察北京时就深刻指出：“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4]城市管理的趋势必然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展现。目前法治政府的核心内涵是依法行政，确保权力行使不能恣意、任性。若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需让公众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向社会公开权力清单，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依法行政，首先要职权法定。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和责任法定化，厘清权力的边界，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前提。2014年初春，万物复苏的时节，国务院各部门官网上悄然出现了一张张部门行政审批事项清单。这是中央政府首次晒出权力清单、亮出权力家底。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办发〔2015〕21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并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5]该《指导意见》指出其工作目标在于“通过建立权力清单和相应责任清单制度，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职责权限”，其主要任务是“全面梳理现有行政职权”“大力清理调整行政职权”“依法律法规审核确认”“优化权力运行流程”“公布权力清单”“建立健全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积极推进责任清单工作”“强化权力监督和问责”等内容。学界各阵营对此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阐述，其中有学者对此还阐述了它的行政法价值和意义，笔者将此综述为五个方面。①权力清单是行政权的文本形式，使行政权概念变得明确。相比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似乎是明确的，但行政权具体是什么，却又是模糊的。权力清单则力图通过文本列举的方式，使得行政权的具体内容明确化。②权力清单虽是发端于行政管理的非法律用语，却成为适用于行政法实践的法律用语；虽然它的出发点是内部文本，但目标上却成为运用于执法依据的外部文本。③广义上的权力清单应当包括所有公权力主体所行使的权力，狭义上是对行政主体的行政权作出的专门规范，强调在行政系统内部，（暂时）不包括国家机关之外的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力清单。④权力清单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使行政主体与职权相对应”。行政职权使得行政主体从抽象概念走向具体的“影响”关系，而行政主体也只有通过行政职权与行政相对人联系起来，才具有行政主体的属性，“抽象理解行政主体的概念是没有多大价值的”。⑤权力清单理论的目标在于落实行政法的“控权”功能。在传统行政法治理论中，行政法的“控权”乃是针对行政系统，这就决定了控权对象的模糊性，进而难以操作，通过明晰行政职权，“权力清单将每一个控权主体作了具体化的处理”，由此实现了“使控权对象明确化”。[6]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规划了今后一个时期建设法治政府的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