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市城市管理的过程中，与其他城市（如上海等）一样，访民是一个特殊群体，如同管中窥豹，在繁华的发展表面如何搞好访民工作也考验这个城市的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必须承认，信访工作的诉求和动机非常复杂，访民依据我国信访相关法律法规，来到城市有关部门表达自己的诉求，其中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也必须承认，我国各级信访部门已经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和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及突出成绩，这是我们分析当前我国信访工作的大前提。据媒体报道，记者于2017年8月22日从国家信访局举办的全国来访接待工作会议上获悉，与2013年相比，2016年全国来访总量下降幅度达25.3%。[40]究其原因，按照该报道的内容分析，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从目标上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信访系统深入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依法逐级走访成效更加明显，信访秩序更加有序，窗口形象更加提升；其二，各地各部门通过完善工作流程、开展群众满意度评价，倒逼提升规范化水平；其三，属地和部门责任进一步压实，就地化解矛盾效能进一步提升。这的确是一张可喜可贺的成绩单。
不过，问题依旧存在。当前我国信访问题主要是指“进京非正常上访”。有资料显示，从信访实战部门来看，“赴京非正常上访行为”是指“信访人不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到天安门地区、中南海周边、领导人驻地、外国驻华使领馆区域等北京的重点地区、敏感地区上访的活动”。赴京非正常上访主要情况是：“上访时间长、次数多、流动频繁是非正常上访老户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这些人‘访龄’一般都比较长，有的上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个别非正常上访人员上访已成习性，年年跑、月月跑，每年都要进京上访几次，不然就感觉生活缺少动力、精神没有寄托；个别非正常上访老户抛家舍业，以‘生命不息，上访不止’的劲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有的非正常上访老户以打工、乞讨或捡破烂为生，在北京‘上访村’安营扎寨或者露宿街头；还有个别非正常上访老户专门串联他人上访并向他们传授上访‘经验’，靠给新来上访户引路、写信访材料收费等维持生计，实际上已经成为职业上访者和上访‘掮客’。……有些上访户长期离开户籍所在地，在京上访不断，且鼓动、煽动他人多次到中央领导住地大吵大闹，制造影响。”[41]这的确都是信访阵营中不可忽视的情况。如何提升我国信访工作的实效，学者们可谓是群策群力地提出对策。有人认为，“必须从源头和机制上着手，坚持集中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按政策办事，切实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努力减少和防止此类问题的发生”。具体表现为：着力抓好《信访条例》贯彻，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着力抓好责任落实，进一步解决实际问题；着力抓好政策落实，进一步加强源头防范；着力加强协调配合，进一步增强工作合力。[42]还有学者指出，要建立立足于法治的信访治理模式，即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宪法原则下，信访制度应当以保障人民群众表达诉求和意愿的权利为要旨，法是党政机关行动的指南和标准，依法治理是信访治理的应然模式，各级党政机关应当坚守法治的原则和底线。[43]上述两类研究，客观地说，应该说是发现了问题，但对策的实效性有待商榷。就国家层面而言，现在国家机关部门有了新的设想。司法部、国家信访局还于近期联合下发意见，要求深入开展律师参与信访工作，提升信访领域法律公共服务。在此意见的指导下，“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2700多个市县实现了律师参与信访，社会第三方矛盾化解力量得到有效增强”。[44]在此，笔者赞同引进“社会第三方矛盾化解力量”来化解疲倦的信访问题。以媒体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笔者还想结合自己前期在北京某法制部门挂职和近期在上海浦东信访办的遭遇来进一步思考“社会第三方矛盾化解力量”的有效对象。总体来说，访民对教师群体还是尊重的，相比较信访办的工作人员、法制部门和法院的工作人员、律师群体而言，他们认为教师还是社会良知的体现，能够信任，愿意沟通、交流和倾诉。这是不是就提示着国家思考“社会第三方矛盾化解力量”的另外一个群体——知识分子群体呢？一方面，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独特的中立地位，访民不会产生逆反心理；另一方面，很多知识分子缺乏社会一手资料，与访民接触有助于充实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此外，我们还有很多思想品德课程的老师，他们在教室里倾心教导学生如何做一个高尚的人，现在有访民的思想工作需要提高、沟通，理论要和实际相结合，这不正好提供了机会吗？对一些长期上访户而言，他们的抵触情绪已经根深蒂固，但当他们进入课堂，和研究生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时，是是非非说得明明白白，或许更有助于化解城市发展过程中深层矛盾和问题。(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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