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转变管理思维和方法
第一，树立宗教宽容的执政理念。宽容思想发源于宗教仁爱学说，16和17世纪，西欧各国政府将其提升为国家意志，认可了宗教宽容。现在，它变成了一个法律概念，在法律的规范约定下，宽容逐渐成为国家的一种政治美德和行为准则。“9·11”事件以后，哈贝马斯极力提倡宗教宽容，因为宗教宽容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不仅宗教与世俗需要宽容，而且宽容是民主法治的政治共同体平等相处的要素。[66]我国历代有对宗教信仰宽容但对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严苛的传统。作为现代社会中的法治政府，应当树立宗教宽容的执政理念。在公民均享有平等权利的前提下，允许公民奉行自身宗教所规定的生活方式，或贯彻自身世界观所主张的伦理道德原则而不加以制止或者干涉。这也是建设现代法治政府题中应有之意。
第二，由管制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宗教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地方政府宗教管理对家庭教会仍然存在“约束为主，只管不理”或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管理模式，将宗教置于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而非法治之下，政府的行政干预大于对家庭教会社会关系的法律协调，旧的宗教管理体制早已不适应社会变化与时代发展的需求，这样必然要造成信教群众与政府宗教管理部门之间的张力，导致宗教管理领域问题丛生，许多顽疾难以根治，甚至使得政教关系更加复杂化。当务之急是，政府应当转变宗教事务管理的管制型理念，尊重宗教团体的发展、引导、规范、服务宗教团体事务，这对于法治国家的形成大有裨益。(https://www.xing528.com)
2.界定宗教活动的合法范围
如何对待宗教、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者，是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管理者的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宗教与国家、宗教团体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政教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法律实体，宗教组织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也有自我存在和发展的权利。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界定宗教组织活动的合法范围，是当代宗教法治改革中的重要问题。政府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的原因在于，宗教团体作为一个组织体需要进行宗教活动，有活动就会与社会中的其他实体产生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与社会其他公共事务必然取得联系。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在所难免。在当代政教分离的宪政背景下，明确宗教团体自治权的界限和范围，划定国家法与宗教信仰规范之间的界限，防止政府权力在社会公共领域范围内肆无忌惮地扩张。界限的划定，意味着政府和宗教团体只能在法定的界限范围内依法活动。在宗教事务活动空间内，从政府角度上来说是依法对宗教团体及其活动进行管理；从宗教团体角度上来看，是在法律划定的范围内接受政府的管理。最后，在政府的管理理念中，应当确立司法和诉讼在解决纠纷机制中的决定和最高作用，保障公民能在遭遇行政不公时求助司法救济的权利。[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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