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官印与微篆刻体系的极致发展

1368年的正月，朱元璋在应天（今江苏南京）登基，明朝建立。半年多以后，伴随着元顺帝的北逃，元朝覆灭，这是蒙古人在世界历史上最后的高光时刻，从此以后，曾经战无不胜，建立起横跨欧亚大陆帝国的蒙古人，在历史中只能充当配角，再未恢复过荣光。

伟大历史的开端，总是稍显乏味的。朱元璋在登上皇位的那一刻，并没有想到明帝国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更未想过这个伟大的、位于亚欧大陆板块最东边的帝国，将在此后几百年间，如何影响这个世界。

这一年的世界，除了明朝的建立与元朝的覆灭外，再无大事发生，甚至在东亚的这场巨变，还不为欧洲所知。但整个世界终究逐渐向着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世界演化。

印章是这场演化中小小的一个旁证，单独来看什么也不能说明；但将其放在历史当中，却可以看到中国政治与文化在这几百年间的演进历程。

单以古代政府的行政体制和权力模式来说，明朝可谓已经走到了顶峰，在近代化大生产到来之前，没有比明朝更先进的体制。清代也只是在明朝的政治体制上进行了一些修订。这种到达顶峰的政治体制，对文化和政治的影响是非常强大的。明朝的文化基因，继承于宋，但与宋代不同的是明朝的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对文化的影响非常巨大，这也是明代文化特征形成的重要原因。

明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同时在政治、经济上都给予了权力体系内知识分子相当程度的优待。这会形成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即知识分子阶层在顶端创造力的逐渐缺乏和在各类技能运用上的逐渐娴熟。

以文学作品为例，在明代没有产生唐诗宋词那样惊艳绝伦的文学作品，诗词的高度一直没有超过前代，但文学作品却开始在这一时期泛化、俗化，不再是只由社会上层所独享的艺术。这固然与宋代开始的市民阶层的扩大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在于很多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员参与到了这样的创作中来。这也造就了明清时期小说艺术的繁盛。

明代的书画也同样如此，没有构建起超越宋代的绘画体系，但在底层构建上却超过以往。

如果说宋代开启了文化从顶层向底层扩散的大门，明代则是将这一大门直接拓展成了通路。在明代之前，社会上几乎没有以绘画等艺术创作谋生的文人。宋元时期文人参与的绘画，要么是文事之余的创作消遣，要么是隶属于政府官办的“画院”，虽然民间不乏流传，但总体来说还是高高在上的。而到了明代，很多著名文人都以销售艺术品为生。到了明中晚期，当白银大量内流，中国的商业进一步发展之后，商品画更为普遍，甚至成为了一时的风潮。

金农“梅花图册”

如果说，明代的文人艺术家们开始鬻画时还有点遮遮掩掩，似是不得以而为之；到清代之后，文人鬻画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种风潮。从清初到清中期的扬州八怪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清末的吴昌硕等海派艺术家，更是将艺术品交易推上了新的高峰。

在谈及这一问题时，需要再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关于艺术品定位的问题，这一定位的改变，对于艺术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明代以前，当绘画、书法还是独属于社会上层时，其风格流变、艺术特征，都会受到社会上层文化偏好的影响。在宋元时，作为艺术品受众的主流知识分子大多不直接从事生产，更偏重精神世界的感官，所以宋代的艺术是以清淡、典雅为主要特征。而步入明代之后，伴随艺术向着市民阶层的扩散，诸多烟火气也交杂其中，这在清代中晚期达到中国古代的最盛。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传统艺术的风格，在明清时期为何有了比较大的形式上的转变，这对印章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清代中晚期各种印学思想不断涌现，时至今日众多艺术家的创作依然没有超越这个范畴，其中固然有因为考据学的发达，新素材出现的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艺术的世俗化，拓展了其生命力。

明清的交替，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从国力上而言，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政权完全无法和明朝匹敌。后金政权在战场上取得的所有胜利，都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要么是明军战略失误，要么是因为明军内部的问题。虽然后金的战斗力要强过明军，但每一场胜利，从力量对比上而言，都不是碾压，甚至后金的军力还处于一定的劣势。(www.xing528.com)

从战略上而言，即便当清兵入关之后，也存在退回关内的思想，甚至想效仿当时的蒙古人，劫掠一番即走。只是后来局势的演化，才让清廷坐定了江山。

从行政体制上而言，清代是明代的延续，基本的政策都因袭于明代，只是因为清廷见到了明代中晚期财政的崩溃，在税收制度上进行了调整。雍正的摊丁入亩，解决了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人头税问题，但这也只是制度的补充，而非更替。毕竟，在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就已经施行了一条鞭法，开始尝试将人头税取消。

清代因为是少数民族政权，“夷夏”之别，成为了满清统治者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们采取了与数百年前元代统治者完全不一样的做法，在尽量保留自己身份独立性与特殊性的同时，在文化上要彻底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因此在清代，文字狱盛行，对思想的控制非常严苛，在继承明朝僵化制度的基础上，清代更进了一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禁锢了文化的创造力与生命力。训诂学、考据学在清代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文化形态对于创造力和自由思想的压制。

清代的文化基本延续明代，无论从导向还是实践来看都是如此。甚至在清朝的皇室中，也可以看到皇帝在自己的画像里，模仿明人、宋人的穿着打扮。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对于华夏文化的向往。

清代的文化无可避免地要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影响，同时清中期以后，伴随着列强的入侵，华夏文化也受到了不小的冲击。这些冲击一方面击溃了传统文化的部分基础，另一方面则打开了人们的视野，至少不遵循古法，有新的创造，在当时看来就没有以往那么不可接受。清代中晚期，在篆刻这一领域中诸多思想和流派的涌现，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雍正行乐图”故宫博物院藏

历史的发展，始终是具有两面性的。从元到清，是中国古代王朝逐渐“精致到腐朽”历程的展现，但这些残酷的历史却也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确立起了“中国”的大一统观念。

在唐宋时，只有关于民族观念的区别；元代时，将很多在唐宋还被视为“藩国”的地区纳入到大一统的“中国”概念里。明代对这种概念进一步加强，而满清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势必要更为强化这种观念，最终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民族观与家国观。

在明清两代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文化艺术表现形式的内在逻辑便已十分清晰。将其放置在印章这一载体上，明清两代可谓是中国古代印章发展最鼎盛与辉煌的时期。官印体系进一步发展，与前代相比差别不大，无非是制度和管理使用上的调整。最为值得注意的是私印体系的大发展。私印体系在元代产生，篆刻是私印体系的重要构成，其发端是在元代末年。

毋庸置疑，私印体系是从官印体系中发展而来，而篆刻这种艺术形式，则是将日常使用印章艺术化，最终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皇冠上的明珠之一。

明清两代在在官印的印制上都没有太过突出的特点，可以看作是对宋代建立的完备制度的因袭。但同时在明清两代，又因为自身的政治环境等因素，有了一些细微调整。明清两代对这些史实的记载都比较完备，同时又有较多的文献实物和印章实物留存，因此今天对明清两代官印体系的还原，可以做到非常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