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中国社会的重要公众媒体

“媒体”（medium）是指信息传递等的手段、形式和方式,主要指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是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公共媒介向受众传递大量信息的一种方式,亦称大众传播、大众传媒和媒体^〔2〕。据约翰·费斯克（John Fisk）的研究,媒体可分为三种类型：（1）是“展示性媒体”（presentational）,包括声音、表情、身体的运动等,这种意义上的媒体是指交流本身。（2）是“再现性媒体”（representational）,包括书籍、绘画、照片等,即用某种“文本”形式。（3）是“机械性媒体”（mechanical）,包括电话、广播、电视、电影等,它综合性地传送“展示性媒体”与“再现性媒体”所传达的内容^〔3〕。总而言之,要表现或传达人类活动本身就是媒体的本质含义。

依据日本媒体研究学者井上宏的观点,从交流理论考虑媒体传播问题时,必须预设一定程度的限定。首先是信息发送体,它在面向接收信息的受众发送信息这一系列交信传送过程中,承担传送信息的东西（机构、装置或形式等）被称为媒体。此外还有聚集受众群体,表演技艺与才能的剧场、演奏大厅、体育馆以及集会所。从媒体的角度来看,这一类可以被称为“空间系列的媒体”^〔4〕。

媒介不仅从空间角度,也可以从时间角度来理解。因为信息在向应该被传送的对象（个人与群体）传递过程而为社会共有共享,这种情况一般可以称为是具有“时效性”即现在的媒体。通常情况下,信息是面向当下,即通过对现在生活着的人们传送而同时共享的^〔5〕。

相对而言,有关传播媒体的研究现在还是一门较为新兴的学术领域,因为涉及很多学科领域的交叉,有很多问题,包括概念和复杂的内容还需要进行各种探讨。这里我从戏剧的形成与社会功能的角度,认为作为媒体研究的关键性问题,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信息和人类社会生活中相互沟通的需求。

（2）公众（大众）社会的诞生（或存在）。

（3）一定的空间范围。

（4）时间,特别是即时性（时效性）。

（5）传播和表达的技术与效率。

由于时代的不同,以上所列的内容、相关的质与量、范围等也都各不相同,这些差异其实也是媒体研究时的基本内容。

这一章并不着重考察有关传媒的理论性问题,而是把戏剧当作媒体的一部分内容,将其置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环境之中,从传媒的角度,对清朝和民国时期的戏班和演员如何被视为媒体一部分的问题进行考察。(https://www.xing528.com)

在每天向大众发行的日报和晚报等新闻报纸,以及周刊和月刊等杂志,每小时向公众传递信息的广播、电视乃至互联网等电子传输技术、方式、系统,也就是说人们主要依靠视觉、听觉等感知形式认知的动画、图像、音声以及文字等日常性传播媒体出现之前,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类似现代的媒体主要包括有官方的公报和印刷品等。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社会,造纸技术,特别是印刷技术（木版活字印刷）发明很早,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应用广泛。即便如此,在清朝,唯一看起来像新闻报纸,流通于全国的只有邸钞和京报（邸钞和京报是官报,主要内容有清朝的政策、大臣上奏的奏文、朝廷的人事与皇帝的御旨,以及简要的时事等）。从当今意义上来看,京报和邸钞是当时社会,尤其政治系统中传达“信息”的主要传播媒介。但京报和邸钞不像现在的日报是通过全国范围的发行渠道与网络即时面向所有的公众,因地方不同,接受的速度不一样,接受者范围也极为有限。因此京报和邸钞接收的范围主要在市镇,尤其是在大城市,而且主要限于读书人和官僚阶层。

书籍如同官报一样,通过印刷、发行及其流通来传递各种信息,而在传统中国社会里,一般的书籍类并无即时性特征,即不是通过发行网络将信息即时传送给公众的媒体。换句话说,尽管书籍能够传达各种各样的知识与信息,但是由于当时印刷、传输形态与技术、交通环境和经济等条件的制约,对于当时的普通人而言,获取最新信息以及信息传播的范围等都受到限制。

在清代,官僚和知识分子等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极少,更多的则是都市的下层居民和农村人口,他们大多基本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或者没有接受过充分的教育,识字水平不高。那些不能充分利用文字符号这一非自然的系统来感知与认识世界的人,主要是通过口耳、音声、表情以及图像等,即通过身体的感知系统,身体的交流器官结合大脑的综合作用,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相互交流的。其中,随着人们空间移动范围的扩大,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谣言”虽然很容易扩散,然而这种传播主要是通过个人与个人间的嘴巴和耳朵来完成,这种方式必然会受到空间范围的限定,而且在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内容等会发生变化,或者容易被扭曲。此外,谣言这种东西的传播及其社会功能是不容忽视的,但是需要有另外专门的研究。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戏曲表演是基于剧本作者编写的故事情节,演员在舞台上通过扮演角色的对话、念白和动作等,表演人物故事情节以及思想情感等,让观众接受的综合性艺术。戏曲表演的特征不同于前面所述的京报等官报以及书籍,戏曲表演不是一个如果没有接受专门教育,就不能很好理解的文字符号系统。而是通过包括表情、动作和对话等可视的、音声的、形体在内的综合性艺术形象,向观众传送信息的全方位多频道形式,其中当然自然包括如果不具备相关知识也无法理解的内容。不过,普通的戏曲表演中,存在即使不识字,或者识字水平较低的人也能理解的各种方式与内容。此外,即便是残疾人（如聋哑和失明的人）,他们也能从音声、形体表演中理解其中的内容和所传达的信息,从戏曲表演中得到充分地享受。因此可以说在传统中国社会,戏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公众媒体。

事实上,戏曲由复杂的艺术符号系统构成。如前所述,明末清初,经由“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等地方性“唱腔”,以及乾隆期以来因各地方戏曲交流和相互吸收过程中形成的超地域戏剧形态——“京剧”产生于民间社会,其中蕴藏丰富的相关符号系统的意义逐渐为社会共有,经过演员的表演以及艺术加工,被各地观众理解,并能够明白其中的奥义。但是,在传统的中国戏曲史上却有一个例外,直到明末,由江南地域开始传播到北方的“昆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戏曲类型,但是它的音乐表现形式和脚本的内容都很难,特别因为使用了江南地域的方言,而且演员表演的符号系统也因其独特性不容易被人理解。如果没有相当的教养以及丰富的地方方言知识,否则就无法进入“昆曲”的世界。虽然“昆曲”在知识分子和上流社会中很有人气,但最终的结果,它还是因为受众的问题,即偏向于江南地区的知识分子阶层以及上流社会,未能形成大众化,得不到广大地域的广大观众的支持而衰落下去。除此例外,我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戏剧因为它具有音声的、视觉性的、形体性的表现诸元素而被社会共有,作为一种容易被接受的形式,其实已经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媒体特征。

现代意义上的媒介作为信息传递的手段和方法,具有大众化、传播速度快,覆盖大范围的地理空间,以及高效率的传播过程等特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中国媒体（如印刷物和音声形式）在传送的时间和效率等方面存在几个问题。

首先,地方戏曲具有使用方言和地方文化元素的特点,只要不存在诸如电子之类的传播媒介,那就只能在小范围地域内上演,其传播的空间范围受到相当的限制。

其次,表演戏曲的“场”是以一个个舞台为中心,在演出方与观众之间建立起交流沟通的存在。但是这样的空间很小,容纳观众的人数也较少。总而言之,以一个舞台为中心的戏曲表演和欣赏戏曲的“场”的半径不太大。但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戏班,一般不具有自己常设的永久性戏曲表演舞台,戏班通常在各地方巡回演出,被迫在各地区之间经常性空间移动,正因为这一点,使得戏班具有很强的信息传播能力。

第三,有关戏曲表演的脚本。虽然剧本的内容通常不是同一时代人的活动的最新信息,但是其中的内容在传播过程中,涉及与地方社会秩序关联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等,这些内容在传统中国社会中长期发挥着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考察传统中国社会之际,戏剧与现代无线电播放（广播、电视等）以及电子网络传播相比,其信息的质、量、传送信息的形式、技术系统与组织机构、传播速度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效率等等,都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世界和不同的空间维度。但是,考虑到当时的技术环境和社会发展水平,戏曲演出自身肯定是一种重要的媒体。如上所述,包含地方戏元素的“京剧”成为一种超越年龄、性别、贫富、社会阶层与地域,让各种各样的人痴迷的娱乐形式。特别是在传统中国社会,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书籍中的文字宛如一堵深厚的墙壁,阻隔了通过阅读来理解自己文化的通道。但是,无论使用的文字种类（例如满族文字）如何,无论识字水平如何,都不直接发生作用,戏剧是通过演员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语言与声音（对话和音乐歌舞）来传达各种信息与情感等。对于演员而言,要想传递各种故事情节与内容就必须要掌握复杂而特殊的表演——一系列的符号系统。而对于看戏的观众来说,演员演出来的故事都必须是很容易理解和有趣的内容,戏班与表演才能获得评价与追捧,特别是对于大多数不识字的城市下层居民和农村的普通人,能够没有任何障碍地理解和接受演员演出所表达的内容是他们看戏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些都推动或者逼迫戏班以及演员给大众提供的是通俗易懂的表演。从戏班、戏曲表演与市场的关系上看,也可以说戏曲是当时文化娱乐生活中起着支配作用的大众主流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