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图书馆的发起人及其贡献

陶行知最早参与图书馆事业是1922年，当时他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赞助下，一些受过现代教育训练的图书馆学者组建了中国图书馆学会。1923年，他主持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把筹建教育图书馆列为事业之一，当时商务、中华、亚东、群益、上海医学等各书局以及北京晨报社、中美图书公司、牛津图书公司都捐赠了大批图书。1927年，陶行知开展乡村教育运动，他把图书馆列入乡村学校的规划并在晓庄办了一所图书馆，取名为“书呆子莫来馆”。该图书馆接收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许多书籍，是当时南京学校藏书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陶行知一向认为图书馆事业是教育事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他把图书馆纳入了他的生活教育规划之中，并吩咐各方面的朋友“遇有好书，随时寄来”。陶行知办学校有一条死规定，就是图书经费不得少于学校总经费（含教师工资及学生的衣食住行等）的十三分之一。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进乡村教育运动计划预算书中，每年购置图书的经费为2000元。在《宝山县观澜义务教育急成方案》中：他计划的图书费为8000元。在办竹柯工学团时，总共4275元经费，1000元用于图书。所以在抗战困难时期的育才学校，仍有图书2万册，每年用于增加图书的款项均在万元以上。足见陶行知对图书馆事业的热心和重视。

在极度困难时期，陶行知日夜为米奔跑，仍不忘学校图书馆事业。他一面为小朋友的物质食粮呼号，一面为“充实小朋友的精神食粮”奔走。当时，洪范五、张瑞芝、张军光、楚图南、郑一斋、钱平阶、程潜（时任河南省主席）、菲律宾纳卯中华学校全体小朋友等都参加了募捐活动。(https://www.xing528.com)

陶行知对图书馆事业的热心还表现在他精心收藏书籍上。30年代，因陶先生两次遭反动派通缉，出访欧美亚非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他精心收集了四箱外文书籍，带至香港托人保管，后竞去向不明。他四处寻找，并致函朋友杨槐，恳请他代为寻找保存。1943年他曾致函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程潜先生，请求为育才学校捐款购买中西图书。在抗战艰苦的岁月里，陶行知提出用穷办法改造育才图书馆。当时史良同志住处有一些旧书架、桌凳及藤椅，陶行知便让育才的师生搬来育才图书馆使用，他对学校图书馆事业的用心可谓良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