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渔文化：源远流长

宁波海岸线漫长，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温暖湿润，热量丰富，雨量充沛，生物生产量大，多支水流交汇，带来大量的饵料。沿岸海流与台湾暖流交汇，使得近海盐度低而季节变化大，营养盐丰富，众多岛屿、难以计数的岩礁周围浅海海域和潮间带，为海洋生物栖息提供了良好的场所。因而，宁波沿海渔业相当发达，渔业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

1973年5月，在姚江之滨发现了河姆渡遗址。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表明这里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母系氏族的原始村落，人们称之为“7000年前的文化宝库”。河姆渡遗址出土文物有6000多件，生产工具有石斧、石凿，其干栏式建筑遗迹，梁柱间用榫卯结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具有相当成熟的木构技术。尤其是在遗址中发现了船桨，还有船型陶器、大量鱼骨，说明原始居民以捕捞为业，并已掌握了远海操作的能力，可捕到深水中的海洋生物鲸鱼、鲨鱼以及喜在滨海口岸附近生活的鲻鱼和裸顶鲷等。可见，7000年前，先民已懂得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开始了“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水上航行生活。舟楫的发明不仅使河姆渡人得以下海捕鱼，还使他们得以沟通原先为江河阻隔的四邻部落。

20世纪80年代，位于宁波的最南端象山塔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将象山的渔文化历史推到6000年前的久远岁月。塔山遗址位于象山县城塔山南麓的缓和山坡上，面临大海，离古海岸线只有几十米，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塔山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其遗址文化层堆积厚80～230厘米，分作十个地层，分属于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早期时代相当于余姚河姆渡遗址三期，泥质红陶、夹炭陶、夹沙陶比例较高；中期文化内涵接近良渚文化，泥质灰陶、黑皮陶大量出现；晚期时间上相当于商周时期，几何印纹陶数量较大。主要器形有豆、釜、鼎、罐、钵、碗、壶、盆、陶环、支座、石刀、石斧、石犁、破土器、耘田器、箭镞、网坠、石球、石凿、石管、玉玦、玉珠、玉桂饰等，其中月牙形镂孔褐衣陶豆、单耳矮圈足罐等器具具有鲜明的塔山遗址的个性。装饰性纹饰在塔山遗址早期文化中的大量出现，如绳纹、锥刺纹、鱼纹、鸟纹、月牙形装饰、涡纹、附加堆纹等，说明塔山人已懂得怎样美化生活了。从塔山遗址出土的文物看，早在商周时期，地处大海边的象山半岛的文化与外部文化实现了更大程度上的融合。如根据商周时期出现的石坠器，可以推断塔山人已经掌握了利用原始的网具进行近岸海洋作业的技术。

河姆渡遗址^[1](www.xing528.com)

元《四明续志》记载，象山的石浦因为独特的港口之利，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海上渔、商活动。至唐代以后，象山海上捕捞业及航海业已经十分发达；明清时期，象山石浦被冠以“浙洋中路重镇”之称；清末，县北的爵溪大黄鱼捕捞产量居浙洋前列，所产“爵鲞”被列为朝廷贡品。

在长期与海共舞的实践中，宁波先民学会了造船、织网，制作各类船具、网具，掌握了出海与归航的时间、气候以及海上作业的一系列程序（包括劳动禁忌、服饰要求等），形成了与内陆和山地文明迥异的独特的以渔为核心的文化现象。以这种物质性的文化现象为基础而逐渐成形的渔区风俗、信仰和崇拜与劳动伴生的号子、歌谣、传说、故事等精神品质的要素开始丰富渔文化：渔业的渊源以及发展的历史；各个时期考古发现有关鱼类、渔船、捕捞工具、渔村遗址等；从原始社会到现代，不同时期的各种渔业生产的渔船、渔具、渔法；各地渔村、渔民不同时代的生活习性与风俗习惯，渔村的建设和风土人情；渔民生产生活的典故、传说、故事、渔谚、书画、戏剧、渔歌等；历代文人墨客、书生雅士、达官贵人、诗人学者描写渔村、渔区、渔民的文章、书画、诗词等；各种鱼类的习性、典故以及历代不同阶层、不同层次积累的观赏鱼文化；各种鱼类的烹饪技术以及年年有“鱼”丰富繁多的华夏饮食；渔业和海洋、湖泊、岛屿以及佛教、道教、儒家文化结合的各种故事和传说……走进宁波，就会感觉到渔文化的深邃莫测，变幻无穷：渔港、渔区、渔村、渔民、渔宅、渔盐、渔埠、鱼汛、渔事、渔行、渔节、渔商、渔史、渔谚、渔俗、渔具、渔服、渔饰、渔船、渔风、渔食、渔市、渔歌、渔号、渔谣等，每个“渔”字都是一本书，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