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早中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概述与优化

与二里头时期相比，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器形有较大的变化，而这与铸造工艺的变化密切相关。

食器中最重要的是鼎，数量比二里头时期大大增加，而鼎的铸型工艺已经有较大的变化。二里头时期鼎的三足连线不是等边三角形，而是等腰三角形，其铸型是由对分的腹范、1块底范和1块腹芯形成，并从侧壁浇注。而二里冈期鼎的形制是小耳，深腹，短锥足，底部圆形，锥足中空（图9-22）。耳足分配一般都是四点式，即把一耳叠在三角形的一顶点上，另外一耳落在底外的一中分线上，从上俯视，只可见两耳两足的四个点。此时已经形成3fz（Y）（万家保称之为3Y+1型）的铸型形式，即使用三块腹范过足包底的铸法，在底面形成“Y”型的范线，形成鼎体空腔的芯一般带三足芯，形成锥形空足。因为锥形的足芯相对更易取出，所以这时期的圆鼎都采用较短的空心锥足。郭宝钧猜测这种铸型的产生是由于当时是仿照陶鼎的办法来制造铜鼎，所以他们使用的型芯和陶鼎一样，带

图9-22　郑州铭功路M1出土鼎

（引自《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图三九）

b.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9-203、412-428页。着三条锥足^[109]。这种空心锥足以及较大的鼎采用槽耳的做法均是早中商时期青铜三足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等壁厚原则和同时凝固原则在实践中应用的结果。台阶状口沿的做法可能是为了加强鼎耳等附件与器身的连接，这种结构也见于其他早中商时期带耳、柱的器物。甗、盉的铸型工艺均与之相似，只不过甗因器形内部有分隔，需用两块型芯，而盉的盖、流需用单独的铸范成形罢了。

鬲的形制和分裆鼎接近，铸型工艺也与之类似。但是到中商的白家庄期，鬲C8M3∶2（原报告称为分裆鼎）的短锥足已为实心。这件器物的腹芯已不向足部延伸，这是鼎类三足器铸型工艺发生变化的一种过渡形式。该鬲与盘龙城M1出土的鬲纹饰和形制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是前者的足是实心的，而后者的足是空心的。实心锥足的工艺晚于空心锥足，因为这意味着底面的封闭，显然是出于实用的考虑，而在工艺上则必须解决由于壁厚不均匀而导致的凝固问题，有可能产生铸造缺陷。考古学家按照形制的变化认为白家庄M3晚于盘龙城M1^[110]，以上现象说明这期间工艺是有变化的。

斝和爵的铸型也有明显的变化。斝为短柱，平底，空足，足有三棱形、圆袋形两种。在器底均可见明显的“Y”形范线，因此铸型构成与鼎近似，鋬的空腔由腹范上自带泥芯或使用1块鋬芯形成。有些折腹斝由于在腰部有一个突然的转折，容易造成应力集中，如白家庄M3：6的铜斝就从腰部平行裂开。爵为长流、短尾、平底、直足式，横截面比较扁平，可能采用2块腹范、3块足范和1块型芯成形，器底也可见明显的Y形范线。柱钮由早期的小短柱发展成为较大的菌状钮，有些顶端有乳突，并有涡纹。盘龙城李家嘴M1出土的两件铜斝的鋬是在斝体上铸接的，关于这一问题，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

瓿、罍、盘等新出现的圈足器均为薄壁，一般需使用3块腹范、1块腹芯与1块圈足芯组成的铸型。圈足上一般有三个较大的方形、十字形或“凸”字形镂孔，均匀分布，这是腹范自带泥芯撑形成的孔洞，主要是为圈足芯定位所做的工艺设计，在铸型组装时具有重要的作用。觚与其他圈足器不同，一般采用对分的腹范、1块腹芯与圈足芯组成的铸型，圈足上带有两个十字形镂孔。由于陶范铸造工艺尚处在形成期，因而此时与范扣合的、定位用的泥芯撑还比较大，工艺较为原始。(www.xing528.com)

这一阶段的铜器的纹饰风格大都处于罗越所说的前两个阶段^[111]，比如突起的弦纹、兽面纹，带连珠纹的宽带兽面纹、夔纹等。器物上大都设有弦纹，圈足器足部的弦纹往往因圈足上明显的足孔而中断。主要采用刻划范纹的办法制作凸起的阳纹，用在模上堆雕或刻划纹饰的办法来形成宽带纹饰，或者采用从模上翻制主体纹饰，在范上刻划连珠纹、弦纹^[112]。在盘龙城有特殊的镂空纹饰做法出现，应是采用深刻模纹的方式做出的。

浇注系统的设置开始显现向殷墟方向演进的痕迹，三足器的渡口多设在鋬上或者腹部范线处，但是在中商晚期可能已转移至足部；圈足器的渡口多设在圈足上。

这个时期铸后加工受到关注，开始考虑掩盖器表的铸痕，有些范线经过仔细的打磨。在纹饰之间有扉棱出现，如巴纳所说扉棱可能起源于合范形成的溢铜。

补铸较为多见，说明当时的工匠技艺不够熟练，经常有铸范变形、浇不足等现象发生，但因此也成为新的工艺——分铸法出现的契机，足部的补铸也可能与浇注位置的改变有关，后两者在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物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将在下节中详述。

郑州窖藏坑出土的青铜器铸造年代不一，工艺复杂，其中大方鼎的铸型工艺尤为特殊，它不同于盘龙城PLZM1出土青铜簋那种主体上铸接附件的分铸法，而是采用化零为整、分块铸接的分铸法。

商代早中期时，青铜合金的配制技术大大提高，铜、锡、铅比例合理，合金化程度较高。郑州出土的青铜器经检测的只有几件，大部分为高铅的铜锡铅三元合金。其中，郑州张寨南街2号方鼎含铜75.09%、含锡3.48%、含铅17%，该鼎高87、口径61、腹壁厚0.4厘米，重64.25公斤；郑州回族食品厂出土的2号铜鼎含铜为87.73%、锡8%、铅0.1%、锌1.25%，此器高81、口长53、壁厚0.7厘米，重75公斤。前者使用了高铅的三元合金，而后者使用了中等锡含量的锡青铜。相比而言，前者与二里头时期的合金成分较为接近，具有较好的可塑性，因此器壁较薄；而后者的合金成分已经接近晚商，器壁较厚。可见这里的工匠已能根据不同情况，采用适宜的合金比例^[113]。郑州紫荆山北和南关外铸铜基址出的铜矿石经过化验测试，发现其中不含铜、锡、锑，可见青铜器中的锡、铅的确为有意加入的。在紫荆山基址中还出有铅块，也是为熔炼青铜准备的原料。

郑州两处铸铜遗址中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陶范，这些经过烘烤的范表面印记清晰，形状规整，纹饰线条清楚，表面光洁，边缘有榫卯以备扣合。当时的工匠对范的材料性能有经验性的了解，通常使用含细砂的当地原生土作为原料，并加入草木灰，但还未有背料和面料的区分。泥料可能未经练泥、陈腐，经较高温度焙烧，使范具有高的强度、耐火度和退让性及优良的铸造性能^[114]。

目前在中原地区出土的早中商青铜器，未见使用金属芯撑的报道，但湖北盘龙城^[115]、北京平谷刘家河^[116]及安徽阜南月儿河^[117]的青铜器都已使用了金属芯撑工艺。其中，湖北盘龙城的青铜器时代最早。

综上所述，在早中商时期，陶范铸造的各项工艺步骤已初步确立，合金的配制也渐趋合理化，主要器形的铸型工艺也已开始形成规范，浇注位置也已经与晚商时期甚为接近，分铸法和金属芯撑等工艺已经开始使用。这就为殷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