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青铜器及铸造工艺简介

青铜器的命名是对红铜器而言的。最早的铜器是用红铜制的。红铜是纯铜，在我国原始社会时期就已发现。红铜质软，甚至还不及燧石坚利。所以，红铜虽然发现很早，但对经济生产起不了多大作用。能够起到划时代作用的，是青铜器的铸造。

青铜是纯铜与锡的合金。这种合金熔点比纯铜低，硬度比纯铜高，制造出的器物远较纯铜器用途大。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青铜器，但由于青铜器在当时所占的比重不大，还不能排除石器，其作用还不显著。随着青铜器所占比重的逐渐增大，社会生产力也因之渐次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逐渐丰富起来，社会面貌起了很大变化。社会生产有了剩余产品可供剥削，于是产生了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原始社会逐渐为阶级社会所取代。

中国青铜器最初的出现远在先商阶段（时间相当于夏代）。到商代后期，青铜器已达到繁荣阶段。在郑州发现过两处较大的商代铜器作坊遗址。一处在今南关外东南，总面积约1050平方米。遗址范围内有坩埚残骸、红烧土、炼渣、木炭和上千块陶范等。另一处在紫荆山北，出土的陶范主要是镞范和刀范，表明它是以铸镞和刀为主的作坊[619]。1959—1960年发掘安阳小屯东南的苗圃北地铸铜遗址，知其总面积至少在1万平方米以上，出土陶范达三四千块[620]。从郑州和安阳小屯铸铜遗址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商代青铜器的铸造是很复杂的。根据学者的研究，至少要经过这样几个步骤：

选砂　铜矿砂在入炉之先，必须经过选择，使铜的成分提高。在殷墟炼铜遗迹中，曾发现孔雀石（氧化铜的一种），1929年秋发现一块较大的重18.8公斤。还发现炼渣、炼砂和炼铜的坩埚（有人称之为“将军盔”）等。

提炼　冶炼时需要达到能熔化金属的高温，故矿砂入炉时，要加入一定分量的熔剂——木炭。再经提炼，获得纯铜。

掺锡　炼得的纯铜，再加入一定量的锡，使成合金，即青铜。青铜合金中铜和锡的比重，是依器物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比例。

制模、翻范、浇铸　合金既成，还要制模（母型）、翻范，然后再浇铸成器。

修饰　由铸范产生的器物，表面粗糙，棱角槎枒，自难十分光润。从青铜器精致的花纹估计，当时铸工对铸件必定进行过琢磨和修饰，这是铸造青铜器的最后一道工序[621]。(www.xing528.com)

商代的青铜器，铜胎厚重，器体与所附的耳、足、鋬等，一般都是整体铸成，不易分裂。1974年9月在郑州出土了两件商代大铜方鼎，从铸造痕迹观察，我们初步认为它们是采用分范分铸的方法制成的，即先铸鼎耳，再铸鼎腹，后铸鼎足。鼎耳由两范铸成，铸鼎腹时再把鼎耳铸结在一起。从伴随的遗物判断，这两件铜方鼎属于商代二里岗期上层，比安阳殷墟的年代略早[622]。到商代后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大大增加。历年来出土的青铜礼器，粗粗估计总数可达数千件之多，加上其他种类如兵器、车马饰等，可达万件。巨型青铜器，如1938年在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通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8厘米，重量竟达875公斤。这是迄今出土的最大青铜器。像这样的庞然大物，出现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真可以说是奇迹了。

铸造八九百公斤重的大鼎，在当时的条件下确非易事。由于铜液冷却很快，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把铜液灌注完毕，否则就会形成冷隔，器物会分裂。已发现的“将军盔”坩埚，一个一次只能熔铜12.5公斤。要铸875公斤重的青铜大鼎，必须有七八十个这样的坩埚同时熔铜，才能一次满范。坩埚多，需要大场地才能摆得开。当时从事铸造工作的，有烧炭、观火色、运料、运铜液浇灌等诸种分工。以一个坩埚配一至二人计，也需要一二百人。灌铸只是铸造过程中的一个工序，若再加上其他工序，则需要二三百人以上。这就需要有合理的组织，密切的协作，才能有条不紊地顺利进行。并且必须有受过多年专门技术训练的专门人材，才可以胜任。这充分反映了商代青铜器制造所达到的高度发展的技术水平。

商代后期青铜器种类很多，从遗址中发现的陶范观察，主要有礼器、生活用具、生产工具和武器等。常见的有：鼎、鬲、、、爵、斝、卣、壶、尊、觚、觯、觥、盘等，约十数种。1976年春在安阳殷墟发现一座保存完整的“妇好墓”，出土1400多件青铜器、玉石器、牙雕等珍贵文物，其中有四面铜镜，使我国铜镜出现的年代较旧说提早了500年[623]。商代的各类青铜器，每一件的大小、式样各不相同。有的像动物，如鸮卣、豕卣、象尊等。器物上都有富丽繁缛的纹饰，如饕餮纹、夔龙纹、夔凤纹、蝉纹、云雷纹、蟠龙纹等，令人对器物产生一种神秘、庄重的感觉。当时铸造的青铜武器有戈、钺、刀和镞等。值得注意的是最易浪费铜的青铜镞，在商代前期就已大量生产，这显示了商代青铜工业的高度发展。

青铜器上有的铸有族徽或铭文。较早的有铭器物，只有一个或几个字。商代末年的有铭器物，有的铭文长达几十个字。

青铜工具有斧、锛、刀、锯、凿、钻、铲等，主要的是手工业工具。

商代青铜器的出土地域非常广。在北方，长城以北300公里的克什克腾旗出土了商代的青铜器；在辽宁许多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喀左北洞村等处，也有商代的青铜器发现。在南方，长江中下游的商代遗址不断发现，除已讲过的湖北的盘龙城外，见于报道的还有湖北黄陂袁李湾，江陵张家山，汉阳纱帽山；湖南石门县皂市，宁乡县黄村；江西清江吴城；安徽阜南月儿河等处，都有不同数量的商代青铜器出土。在东部地区，山东益都苏埠屯发现商代后期大墓，出土的青铜器上有铭文“亚（丑）”，卜辞中有“小臣丑”（《林》2.25.10），两者有什么关系，还有待研究；苏北铜山丘湾和滨海的海阳等地，也发现了商代青铜器。在西部地区，陕西一些地方也出土了商代青铜器。这表明在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在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广泛发展起来。

再谈谈用陨铁制造的铁刃铜兵器。关于商中后期的铁刃铜兵器，除了1949年以前已流入美国的河南浚县出土的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各一件外，1977年8月在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一座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铁刃铜钺[624]。这件铁刃铜钺的刃部已锈蚀残损，残长8.4厘米，阑宽5厘米。直内，内上有一穿孔，孔径1厘米。钺身一面扁平，一面微凸。这件铁刃铜钺与河北藁城出土的形状大体相同，但约小三分之一。经北京钢铁学院进行X光透视，发现铁刃包入铜内的根部残存约1厘米，尚有少量铁质未氧化。经放射性同位素X光、荧光鉴定为铜锡合金。铁刃残部锈块有明显分层现象，经光谱定性分析含有镍，没有发现钴的谱线。与已有资料对照，估计仍系用陨铁锻制。把铁镍合金的陨铁锻造成2毫米左右的薄刃，再将薄刃与青铜浇铸成一体，在当时使用原始工具的条件下，充分显示出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总之，铁刃铜钺的再次发现，给我们研究我国早期铁器的锻造提供了新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