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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中的据事直书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可见孙盛那种不为切身利益而改变历史真相的精神,确是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史家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总之,据事直书这一精神,在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始终,尽管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其精神都是一样。

历史学中的据事直书精神的传承与发扬

中国传统史学自产生之日起就非常强调从实而书,《左传》就曾记载了南史氏和董狐两位敢于抗节直书的史官,一直为后人所传颂。唐代杰出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在《史通直笔》中就这样写道:“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韦指三国吴国史官韦曜,崔指北魏史官崔浩。韦曜主持修史,吴主孙皓欲将其父孙和立为本纪,韦氏认为不可,只宜入传,而不宜立本纪,两者相争,孙皓怒而将韦氏杀害;崔浩等修国书,“叙述国事,无隐所恶,而刊石写之,以示行路,浩坐此夷三族,同在死者百二十八人”[5]东晋史家孙盛作《晋阳秋》成,“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6]。书中敢于直书桓温北伐时枋头之战失利真相,温以灭族相威胁,他仍拒不改写,诸子虽惧而改之,他另将原稿抄存于辽东。可见孙盛那种不为切身利益而改变历史真相的精神,确是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史家据事直书的优良传统。至于司马迁的《史记》乃是用血和泪书写而成,早就被后人视作“实录”。刘知幾为了提倡史家敢于直书,特在《史通》中写了《直书》和《曲笔》两篇,对历史上那些敢于直书的史学家都加以颂扬和表彰,凡是曲笔者则一律予以贬斥。他和吴兢一道撰定《武后实录》时,以身作则,坚持据事直书,如实记载了“张昌宗诱张说诬证魏元忠事”,后来张说为相,“读之,心不善,知兢所为,即从容谬谓曰:‘刘生书魏齐公事,不少假借,奈何?’”此时刘知幾已去世,吴兢面对张说,毫无畏惧之色,理直气壮地指出:“子玄已亡,不可受诬地下,兢实书之,其草故在。”吴兢在权势面前,敢于承担责任,不使亡友受诬于地下。“闻者叹其直。说屡以情蕲改,兢辞曰:‘徇公之情,何名实录?’卒不改。世谓今董狐云。”[7]后来的郑樵和章学诚,在他们的著作中也都倡导直书,反对曲笔,希望作史者要将真实历史留给后世。到了封建社会晚期,仍旧产生了许多身处逆境而专心修史令人尊敬的历史学家。谈迁称得上是一位典型的代表。他家贫如洗,直到晚年,仍靠充当幕友,办些文墨事务、代写应酬文章来维持生活。他靠自己个人的努力,照样写出了一部108卷400多万字的有明一代编年体史书。他所以要这样做,就在于要把有明一代的历史留给后人。再如万斯同,一生坚守志节,不食清朝俸禄,但为了修好《明史》,他奉老师之命,只身赴京,以布衣身份参与编修,不署衔,不受俸,住在总裁府中审阅史稿。修好《明史》乃是他一生精神之寄托。他曾讲述自己修史的心情时说:“吾所以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者,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而不明耳。”花了10年时间,完成了500卷之《明史稿》,最后孤身一人客死京师,可谓一生精力都倾注于这部书的编纂之中。其目的自然就是为了要让有明一代历史能够如实地存留人间,单是这种敬业精神,就值得人们的尊敬。总之,据事直书这一精神,在传统史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始终,尽管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其精神都是一样。许多史家把“直书”视作比生命更为重要,为了保存真实的历史,宁可冒灭族的危险,其催人泪下的修史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对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加以总结,有选择地加以继承和发扬,特别是在当今修志工作中,更应当提倡、发扬这一精神,将应当编写的内容,如实地写入新修志书之中。(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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