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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国末帝孙皓残暴行径-三千年文祸

时间:2023-08-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孙权死后,其少子孙亮、第六子孙休先后继位,一黜一死,最后由末帝孙皓为吴国送终。朝臣守正道有所谏诤议论,孙皓一律指为“谤讪”,处以重罪。中书令贺邵上疏有所规谏,大司农楼玄召对时说了几句直话,孙皓一一记恨在心。有一回两人相逢谈笑数语,孙皓就诬为“谤讪政事”。即命将张尚逮捕治罪。孙皓一概不听,悍然将韦昭处死,家属流放零陵。7年后,晋武帝灭吴,孙皓被俘送洛阳,封“归命侯”,又4年死去。

吴国末帝孙皓残暴行径-三千年文祸

孙皓孙权之孙,东吴末代君主。要认识孙皓,不妨先看看孙家祖风。

孙权继承父兄遗业,开辟江东,建立吴国,一时人才济济,气象非凡。遗憾的是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三国志·吴书·大帝传赞》),听不得逆耳忠言。名士虞翻犯颜谏诤,被流放交州而死;才子沈友提批评意见,被诬为谋反而遭诛。孙权晚年疑心尤重,像曹操那样设置“校事”人员侦探臣民言行。江夏太守刁嘉被“校事”吕壹诬为“谤讪国政”而入狱,赖有人为他辩白始获释。因为废黜太子孙和,杀了十多个进谏的人,有的甚至被族灭。选曹郎暨艳、徐彪敢于议论批评,被迫自杀,与二人通过书信的选曹尚书张温被黜为吏役。曹操当年领军伐吴,见东吴军容整肃,有“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字仲谋)之叹,宋人辛弃疾犹用于词中,而史家笔下却另有一个孙仲谋。看来知人甚难,褒贬尤当慎重。孙权死后,其少子孙亮、第六子孙休先后继位,一黜一死,最后由末帝孙皓为吴国送终。

孙皓是废太子孙和之子,即位后迁国都、造新宫、征美女(后宫多达万人),国中已是怨声载道,他还当作太平盛世,广求“瑞应”,“甘露”、“凤凰”之类多多益善。为了昭示“天庥”,年号一改再改,在位17年改元8次。明人杨慎谓“乱王年年改号,穷人日日更名”(《丹铅总录》卷九),前一句孙皓当之无愧。

孙皓的荒淫残暴真是出格:群臣宴会,命众人都要痛饮大醉,派人专门监视,如果不醉或醉后失仪就立即处罪以至杀头。宫女妃嫔随意淫弄,稍不如意立即处死,尸体抛入水沟。杀人也不按常法,有的先剥下脸皮,有的凿出眼珠。

朝臣守正道有所谏诤议论,孙皓一律指为“谤讪”,处以重罪。中书令贺邵(名一作劭)上疏有所规谏,大司农楼玄召对时说了几句直话,孙皓一一记恨在心。有一回两人相逢谈笑数语,孙皓就诬为“谤讪政事”。楼玄流放交趾,被迫自杀,子孙受诛。贺邵后来也被收付酒藏,掠考千所,烧锯截头,家属徙临海。死时年仅49岁。

会稽太守车浚因郡中遭旱上表请求赈灾,孙皓说他收买人心,派人把他处死,枭首示众。尚书熊睦对此事稍有谏言,孙皓竟亲自动手杀人,用刀镮把他捣得体无完肤。

中书令张尚学问渊博,争强好胜的孙皓故意经常问他一些难题,但每次都难不倒他,孙皓因妒生恨。有一回和张尚谈论琴道,张尚说起春秋时的一段故事:晋平公命师旷奏清角之音,师旷说:“主上功德未圆满,还不是欣赏清角的时候。”张尚是善意讽谏,孙皓则认为是恶意讥刺,久藏的妒恨至此就要烧成怒火,而张尚懵然不知。后来孙皓饮酒,问张尚道:“我的酒量可比谁?”张尚回答说:“陛下有百觚之量。”书上说孔子有百觚之量,张尚这样回答应是无疵可求。谁料孙皓却别有歪想,发怒说:“你明知孔子没有称王的命运,却拿我比他!”即命将张尚逮捕治罪。朝臣一百多人为张尚叩头求恕,孙皓不依,命将张尚押送建安造船处做苦工,不久把他处死。(www.xing528.com)

侍中韦昭是一位著名学者,著有《吴书》等,所注《国语》流传至今。他为人正直,对当时上上下下折腾“瑞应”的风气十分厌恶。孙皓曾根据谶纬书的记载,向他询问“瑞应”的事,韦昭鄙夷地回答道:“谶纬书不过是民间箱笼中的破烂而已。”这句话等于一瓢冷水,浇在被“瑞应”热昏了头的孙皓身上,然而并没有使孙皓清醒,反而使他恼怒,祸根从此埋下。

韦昭奉命修《吴书》,孙皓想为他父亲孙和开设本纪,韦昭不同意,认为孙和没有登帝位,只可以立传。

这类“忤旨”的事不止一二件,孙皓觉得韦昭处处同自己作对,决心除去这个对头,并且毫不费力地找到了机会。孙皓常在酒宴后命人戏弄公卿大臣,拿人家的隐私寻开心。有一次命韦昭承当这差事,韦昭一本正经地只提经义学问上的问题,一句戏谑的话也没有。孙皓扫兴之余,把韦昭关进监狱,罪名是“不承用诏命,不尽忠”。

韦昭(晋人避司马昭讳,书作曜)字弘嗣,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他是一个以著述为生命的学者,在狱中上书陈述自己的著述情况,所著书也呈上。因书中有污垢,孙皓诘问,韦昭特地“叩头五百下,两手自搏”,请求宽恕,以完成未竟之业。东观令华覈也连连上疏申救,把韦昭比作司马迁叔孙通,说韦昭年已70,剩余岁月无多,而《吴书》尚缺叙、赞,有待韦昭完成。孙皓一概不听,悍然将韦昭处死,家属流放零陵。时为凤凰二年(273)。

7年后,晋武帝灭吴,孙皓被俘送洛阳,封“归命侯”,又4年死去。在三国统治者中,他是最著名的暴君。吴亡不久,名士陆机作《辨亡论》,指出吴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是失去“人和”。的确,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失去“人和”而能国运长久的。暴君之所以称为暴君,就在于践踏“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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