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绝书》：探寻地方历史的卓越之作

《越绝书》是一部十分奇特的地方史著作,由于未署作者姓名,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成书时代和作者一直是悬而未决的疑案。自明代杨慎根据所谓隐语分析,认定是东汉袁康、吴平所作后,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据此法而定。此后,许多著作遂相沿袭。笔者在1983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也采用了这一观点。此后,笔者通过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该书性质、内容的研究,发现上述结论很值得怀疑,尤其是方志学界把它说成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更为不妥。因此,对《越绝书》究竟是地方史还是地方志,以及成书时代及作者,很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笔者出于这种考虑,特作此文,就教于方家和读者。

《越绝书》十分奇特,不仅表现在它不署作者姓名和成书时代,而且更表现在体例上的与众不同。它既不是编年体,也不是纪传体,虽然有些类似《国语》或《战国策》,但又不尽相同,因而使历来目录学家在分类上无所适从。从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和五代、宋初所修《两唐志》以来,人们多认为该书作者为子贡。不过前者称《越绝记》,以后则多称《越绝书》。直到宋代,陈振孙才对其成书时代和作者表示怀疑,在其所著《直斋书录解题》中说:“《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其书杂记吴越事,下及秦汉,直至建武二十八年。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附益之耳。”余嘉锡对此说十分赞赏,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广征博引,将有清以来所有考证该书作者的观点一一加以辨证后说:“自来以《越绝》为子贡或子胥作者,固非其实,而如《提要》及徐氏说(引者注:指徐时栋在《烟屿楼读书志》卷十三云袁康作,吴平删定),以为纯出于袁康、吴平之手者,亦非也。余以为战国时人所作之《越绝》,原系兵家之书,特其姓名不可考,于《汉志》不知属何家耳。要之,此书非一时一人所作。《书录解题》卷五云:‘《越绝书》十六卷,无撰人名氏,相传以为子贡者,非也。盖战国后人所为,而汉人又附益之耳。’斯言得之矣。”这实际上是说,该书不是东汉人所作,著之者非一人也,成之者非一世也。汉人是在前人已作的基础上附益而成。究竟是谁所作呢?余氏同意《外传本事篇》所云,是吴越贤者所作,并指出“古之《越绝》,虽袁康、吴平辈,已不能确指其人,吾谓当以吴越贤者所作近是”。此言自然是相当有道理的。而顾实在《汉书艺文志讲疏》“伍子胥”条中说:“审其文字,当即杂家之《伍子胥》书,而余为后汉袁康作也。《文选注》、《太平御览》并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法,当为《兵法篇》之佚文。”看法虽与余氏有别,但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提出原书并非袁康、吴平所作。这些考订,尤其是余氏所论,应当说是颇为精详,言之成理的。可惜至今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各类著作,仍都相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定之说。笔者以为陈振孙和余嘉锡所言比较准确。该书实际上正像《战国策》一样,是当年一些政治家游说吴越国君,由战国后期人追记汇编而成,直到东汉还有人“附益”,因而并不是一人一时的作品。

该书内容,杂记吴、越两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等人活动事迹,反映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争霸史实。其材料来源,主要取之于民间长期流传的关于吴、越两国之事的传说,再参之于《国语》、《左传》和《史记》的有关记载编纂而成。有些问题的记述,还可以补充正史之缺漏(必须注意的是,由于该书写法与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相类似,故其虚构、夸张成分亦在不少,使用时应当审慎),其性质显然属于地方史,历来学者也一直将其视作一部史书。自《隋书经籍志》将它与《战国策》等书列入杂史,此后公私书目便都相继列入杂史。如上引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亦即列于杂史之首,位《战国策》之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入载记。当然,也有些目录学书将它列入古史。总之,一直都视之为史书。直至明万历年间所修《绍兴府志》卷五八云:“其文奥古多奇,《地传》具形势、营构始末,道里远近,是地志之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明确提出《地传》两篇是“地志之祖”。而到清代毕沅和洪亮吉便分别在乾隆《醴泉县志序》和《澄城县志序》中直接提出“一方之志,始于《越绝》”,于是后来许多方志学家遂相沿其说。尤其是朱士嘉先生在《宋元方志传记序》中说:“《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方志。”而洪焕椿先生又在《浙江方志考》中将该书列为浙江方志之首部。因而,当前方志学界对此说更是深信不疑,似乎已成定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应当看到,万历《绍兴府志》所云只是该书两篇。研究一部书的类别,不能以一两篇来定全书之性质。正像《汉书》中有《地理志》,不能说《汉书》就是地理书;有《艺文志》,也不能说就是目录学书;即便该书共有十个志,同样也不能说是政书体,道理是一样的。一部书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决定全书的性质。至于还有人说该书是方志定型之作,更属无稽之谈。因为方志发展的历史事实说明,直到宋代,方志才趋于定型。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拙著《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版)中已作了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如果我们冷静地对《越绝书》加以研究,则无论从其著书宗旨、著作体例,编纂形式、记载内容诸方面来看,它都与方志无共同之处。只能说它是地方史,而不是地方志。

首先,从著书宗旨来看,该书作者明确表示是拟《春秋》而作。首篇《外传本事》曰:“当是之时,齐将伐鲁,孔子耻之,故子贡说齐以安鲁。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强越,其后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盖要其意义,览史记而述其事也。”又说:“《越绝》谁所作?吴越贤者所作。与此之时,见夫子删书,作《春秋》,定王制,贤者嗟叹,决意览史记,成就其事。”而在卷末《篇叙外传记》又说:“圣人没而微言绝”,“发愤记吴越,章句其篇,以喻后贤”,“圣人发一隅,辩士宣其辞;圣文绝于彼,辩士绝于此,故题其文谓之《越绝》”。如此不厌其烦地声称《越绝书》是继孔子《春秋》而作,因为孔子“作《春秋》而略吴越”,故决意“览史记而述其事”,因此,清人俞樾在解释“越绝”之时才说,即《春秋》绝笔于获麟之绝,其意在记吴越之事以续补《春秋》,而重点更在于越,故曰“越绝”。应当指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史家作史,一般都不敢自比孔子作《春秋》,更不敢说续作。司马光等编修《通鉴》,所以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三家分晋,即缘于此。刘恕曾当面请教:“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公曰:‘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曰:‘曷不始于获麟之岁?’曰:‘经不可续也。”^[1]关于这点,清代史家王鸣盛还曾作过评论,说:“司马光《资治通鉴》托始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赵、韩为诸侯,以为周不能守名器,故托始于此,盖借此以立议论,示鉴戒,为名教防闲,其实公本意则不敢上续《春秋》,但续《左传》,而始于此。”^[2]可是《越绝书》的作者却毫无顾忌地声称他是在续补《春秋》,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春秋》原是一部史书,被推崇为经,乃是从汉代开始,这一思想倒可以为研究《越绝书》的成书时代提供重要线索。因此,《越绝书》绝不是汉以后社会的产物,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只不过后人作了一些“附益”,当然它的真正作者也不是袁康与吴平。即使是作些“附益”,也还是隐姓埋名,这与当时其他著作相比显然不同。

《春秋》既是史书,续补者自然也是史书,这是显而易见的事。那么既是写越国之事的史书,为什么要称《越绝书》呢?《外传本事》曾对此作了说明:“越者,国之氏也。何以言之?按《春秋》序齐、鲁,皆以国为氏姓,是以明之。绝者,绝也,谓勾践时也。”并且又自问自答说:“何不称《越经书记》,而言绝乎?曰:不也。绝者,绝也,勾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背叛,于是勾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取舍以道……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作此者贵其内能自约,外能绝人也。贤者所述,不可断绝,故不为记明矣。”其实这样来解释书名,仍旧含糊不清,还是俞樾所说,能使人得其要领。特别是联系到作书之旨,再看俞樾之说,更觉其言之有理。总之,从著书宗旨来看,《越绝书》与方志全然不同,没有一部方志公开声明要续补《春秋》,因此笔者认为它是一部欲申明《春秋》大义的史书,而不是方志。

其次,从著作体例来看,《越绝书》也不像方志。该书既有经传之称,又有内外之分,这是任何一部方志也不曾有过的一种体例。《外传本事》对此解释曰:“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复载,或非其事,引类以讬意。”其实这个解释并不能说明问题,“论其事”与“道其意”有何区别?从现存文字来看,并无两样。如《计倪内经》与《外传计倪》两篇,同是记勾践与计倪论政,只是所谈内容不同,并无形式区别。或许原来亦在仿《春秋》经传的形式吧。据《崇文总目》载,该书原有25篇,“旧有内记八,外传十七,今文题阙舛,才二十篇”。可见在宋代已经缺佚,今传者尚有19篇,首尾两篇实属叙、跋之性质,真正记事者仅中间17篇。为了便于说明问题,现列篇目如下:(1)《外传本事》,(2)《荆平王内传》,(3)《外传记吴地传》,(4)《吴内传》,(5)《计倪内经》,(6)《请籴内传》,(7)《外传纪策考》,(8)《外传记范伯》、《内传陈成恒》,(9)《外传记地传》,(10)《外传计倪》,(11)《外传记吴王占梦》,(12)《外传记宝剑》,(13)《内经九术》、《外传记军气》,(14)《外传枕中》,(15)《外传春申君》,(16)《德序外传记》,(17)《篇叙外传记》。

该书现传的版本分卷颇不一致,有分14卷,有分15卷,也有分16卷,而内容均为上述19篇。从这些篇目可以看出,任何一部方志的体例都与它无相似之处。

再者,从编纂形式来看,《越绝书》也不是方志。除《外传记吴地传》与《外传记地传》两篇外,基本上都是采用问答形式,首尾两篇为自问自答,其余皆为勾践与计倪、大夫种等人论政,与《战国策》相类似,而每篇又多有特定的目的和要求,双方论述,大多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展开。关于这点,《德序外传记》篇末曾有自述:“观乎《太伯》,能知圣贤之分;观乎《荆平》,能知信勇之变;观乎吴、越,能知阴谋之虑;观乎《计倪》,能知阴阳消息之度;观乎《请籴》,能知囗人之使敌邦贤不肖;观乎《九术》,能知取人之真,转祸之福;观乎《兵法》,能知却敌之路;观乎《陈恒》,能知古今相取之术;观乎《德序》,能知忠直所死,狂 通拙。”在这17篇中,每篇自具首尾,单独记事,不相连属。这种形式,更多地与《战国策》相似,而与早期地记“编记杂说”、“人贤物圣”的特点并无相同之处。(www.xing528.com)

还有,从记载内容来看,《越绝书》也不是方志。全书除《记吴地》与《记越地传》两篇主要记载吴越山川、地理、城邑外,其他都是谈论治国、用兵之道。所以张宗祥在为该书校注本所写的序中说:“越自勾践归国,行计倪、范蠡之术,覆吴报仇,霸于中国。其道在富民贵谷,古所谓‘民为邦本,民食为天’,‘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道,越尽行之,此其精神,详于《计倪内经》、《外传枕中》两篇之中,最此书之要旨也。”这一段话,将该书的中心思想做了简要的概括。虽然钱培名将它称为“复仇之书”,其实也离不开上述内容和思想。既是复仇,必然要讲两国交兵。而要取得复仇成功,就得首先富国强兵,方能达到目的,进而称霸中原。因此,中间既要谈治国富民,又要讲兵法权术。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文纵横蔓衍。与《吴越春秋》相类,而博丽奥衍则过之。中如《计倪内经》、《军气》之类,多杂术数家言,皆汉人专门之学,非后来所能依托也。”

综上所述,从多方面考察,《越绝书》只能是一部地方史,而绝不是地方志。著名方志学家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未将此书收入,看来绝非出于偶然。所以谭其骧先生1981年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中就曾提出批评,指出:“《隋书经籍志》列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于杂史,东晋的《华阳国志》于霸史,这几种汉晋著作显然都是地方史。近代有人把它们目为地方志是不对的。”^[3]谭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专家,而方志与历史地理是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的,故他的说法自然是有道理的。

(原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

【注释】

[1]《通鉴外纪后序》。

[2]《蛾术编》卷一一,《通鉴续左传》。

[3]载《江海学刊》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