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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与失误同等重要,必须记录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一部地方志,应当全面记载反映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既然是全面,那就要成绩和缺点、成功和失误都加以记载,而不能只写成就,不写失误。此事《浙江省军事志》有否记载,我不得而知。诸如此类,各地也可能会有,我认为各地军事志都应记载。因为这个内乱不仅遍及全国各地,而且持续10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因而称之为十年浩劫。

成功与失误同等重要,必须记录

作为一部地方志,应当全面记载反映这个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既然是全面,那就要成绩和缺点、成功和失误都加以记载,而不能只写成就,不写失误。上一轮修志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好多文章已经指出的“报喜不报忧”。为此,我在《方志学通论》修订本中曾列出“民国时期内容记载太少”,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副作用很少记载,“‘文化大革命’十年许多新修志书是个空白”。你们上一轮军事志编修情况如何?我了解不多,不好发表议论。而全军武警志编修培训班在杭州举办时,曾请我去作了报告,事前并给我送来《北京武警志》和《贵州武警志》两种。我翻阅以后发现,前者对“文化大革命”曾有数条记载,说明当时军事训练受到了干扰和影响;而后者则只字未提,我当时在报告中就指出,难道你们当时是生活世外桃源?否则为什么一点不受影响呢?记得当年驻浙某部防化连,是江青的点,是“评法批儒”的“典范”,一段时间,前去参观者门庭若市,当时他们还通过浙江省委,要杭大历史系派教师去和他们一道编写《先秦法家军事著作选注》,我们几位教师曾住在那里达半年之久。此事《浙江省军事志》有否记载,我不得而知。又如在“文化大革命”中,驻浙江部队某部竟然会夺了浙江省军区的权,这也是全国罕见的怪事,对此,《浙江省军事志》又记载了没有?诸如此类,各地也可能会有,我认为各地军事志都应记载。李铁映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讲话,其标题就是:《求真存实 修志资治 服务当代 垂鉴后世》,讲话第四个问题就是讲志书质量是志书的生命。指出“志书以真实、准确为本,这是志书的基本特征。唯存真求实、存史资治才可流传百世。名志、良志都以其资治当代,通鉴后世而名垂。不真、不准,不能明鉴。必须坚持求真存实、存史资治的要求”。“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不得半点的虚假。”讲话中反复强调志书编写“必须坚持求真存实”。王刚同志在《‹关于编修地方志工作的若干规定›说明》中提出,“要把地方志书的质量,当作一件头等大事来抓;要树立全面的质量观念,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保证地方志书的质量”。“从指导思想来说,‘要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这就是说记录历史,记录时代,必须客观真实,既要记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写出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这里讲得就更加具体了,记载必须客观真实,既要记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写出经历的曲折道路、艰难险阻。事实上,军事斗争时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经济建设时期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然而,上一轮修志中,许多志书只记载成绩,很少记载失误,使人看了总觉得形势一直都是大好的,事实上并非如此。20世纪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端缺乏,大家都吃不饱,有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现象。这就说明我们在建设道路上遇到了困难,主要是“人民公社化”以后,全国上下大刮“五风”所造成的。对于这些情况,有些新修方志作了如实的记载。如甘肃《通渭县志》可称得上是实事求是、如实记载的典型,这部志书的编纂者们敢于坚持“实话实说”的精神,自然值得人们的尊敬!是他们的敬业精神,修志工作者的责任感,驱使他们要把通渭的历史和现状如实地书写出来,要把真情留在人间。为此,我为这部志书特地写了一篇书评《留得真情在人间——读‹通渭县志›》,发表在《广西地方志》2003年第4期。我在这篇书评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也要感谢为这部志书审稿的各级领导同志,由于他们的开明,没有用‘左’的眼光将这部志稿扼杀在摇篮之中,他们的放行之功不可抹杀。”前不久我在和该志主编张尚质同志通电话时,他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当时县委书记审读该志稿时,曾把他找去,问及三年困难时期所发生的事件有志稿记载那么严重吗?他就将当年有关档案搬给书记查看,书记看到志稿所记载是有根有据,于是就签了字。看来这位县委书记既认真负责,又通情达理,认为志书编写必须实事求是。当然,记载这些内容,有时也会遇到一些阻碍。如地处“鱼米之乡”的江南水乡浙江嘉善县,在1958年全国大刮“五风”时,有一个生产队发生饿死人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田家英曾来作过调查,并写了调查报告。嘉善的修志同志们征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同意,决定将这个“调查”收入新修志书中,尚且仍有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和压力,他们虽然排除了一切干扰,将此内容写入了志书,但毕竟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志书在记载负面效应时,任何时候都会有人站出来反对,可见总结经验是容易的,总结教训就不那么容易了。尽管许多领导都再三强调,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是宝贵的财富,但真正总结起来就不是等同看待了。这就要靠每位修志同志的责任感和主观能动性了。上述两部志书能够实事求是地记载当年的负面效应,在全部新修志书中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少数。而大多数则是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法,将这类内容就简略了。这就很难说记载内容是全面完整了,其质量如何,读者自然会下结论。至于“文化大革命”,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早已为其定了性,称“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因为这个内乱不仅遍及全国各地,而且持续10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因而称之为十年浩劫。不仅生产遭到破坏,教育更是全面停顿,整天停课闹革命,实际上是在搞破坏,全国各地的文物古迹,几乎都遭到了破坏。凡是经历过这“十年动乱”的人都有亲身体会,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科研水平,与国外差距越来越大。对于这些历史事实,无论是历史研究工作者还是方志编修工作者都必须正视,并给予足够的重视,千万不可忽视,更不可回避现实。我们党承认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性的内乱。严肃地做出历史决议,在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前,其威信不是降低了,而是增高了。这正足以说明我们党是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正确伟大。我们党既然已经作出表率,为什么许多修志同志对这些内容都还不记载呢?新中国成立当时仅50年,其中10年的历史不记载,还算得上内容完整的新方志吗?认真检查起来,你算得上是准确、真实吗?讲到这里,我要真诚地告诉大家,一部完善的历史,总是善与恶、美与丑斗争所构成,缺哪一方面都称不上是完整的历史。唐代杰出的历史学评论家刘知幾早就在其代表作《史通》一书中指出,编写历史,就是要“彰善瘅恶”,“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因此,如实编修历史,从来就是既写正面的,又写反面的,因为“存善”是信史,“书恶”亦是信史,只有善恶皆书,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实录”。这本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古往今来史书从来就是这样做的,而所流传的旧方志自然也不例外,我们新修方志难道还能例外!我们上面所引王刚同志讲话指出方志在“记录历史,记录时代,必须客观真实,既要记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也要写出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其实不就是要求大家作全面记载吗?只讲成功,不讲失败;只讲成绩,不讲失误,自然就谈不上“客观真实”,当然也就谈不上是一部完整的志书。(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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