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珍贵的中国藏书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自从两汉产生以后,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这种地方性著作都很重视,故每个朝代都有明确规定,各个地方政府都必须按时编写,及时呈送。自隋唐以来,直到清代,从未中断。对于这种规定,史书都有记载,真可谓有案可查。甚至对编写内容都有具体要求,这就保证了我们这一优良的文化传统、特有的文化发展现象得以代代相传而不衰。尽管其内容总是不断地在发展与丰富,体例也不断地完善与更新,但是作为方志所应有的特点始终保持不变。正因如此,自宋以来为我们留下了各种方志(包括山水志)有8500多种,共11万多卷,占我国现存古籍十分之一左右。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文献宝库。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地方史志协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中就已指出:“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来八千多部方志,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这中间有大量的可贵的史料。”^[1]台湾学者陈捷先教授在其《清代台湾方志研究》一书中将其称为“全世界文化史中的一项特有的瑰宝”。为我们研究祖国各地的历史、地理、物产资源、风俗民债、农业生产、自然灾害、教育思想等提供很多宝贵的资料。其中有不少内容还可补正史记载之不足。如各地设置的机构,正史等著作往往缺载,而在地方志中却往往都有记载。宋元以来,由于各国商人到我国来经商日益增多,因而在上海、杭州、宁波、温州等地都曾先后设立过市舶司,可是正史都不曾记载,而在有关方志中却有记载,因此,研究我国古代对外贸易及中外交通的历史,地方志自是不可缺少。故陈高华、吴泰先生所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一书,就曾引用了20多种地方志资料。邹逸麟先生所撰《上海地区最早的对外贸易港——青龙镇》^[2]一文,共引前人著作18种,其中地方志就有12种,占三分之二,而文中许多重要结论,都是根据地方志记载的材料而得出的。又如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已进入了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从明代中叶开始,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地区、某些部门已经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它反映在手工业、商业和农业各个生产领域。尤其是手工业,这时有了长足的发展。就全国而言,虽然占统治地位的手工业仍是依附于农业的家庭工业,但在江南许多城镇,特别是许多著名的乡镇,则早已突破了这种情况。纺织、采矿、冶炼、制瓷等独立手工业都十分发达,并且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资本主义萌芽的许多特点。而能够反映出这些内容的,恰恰又正是当时各地所编修的各种地方志。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凡是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发展的论著,尤其是研究明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的论著,几乎无不引用江南一带明清时期所修方志材料为主要依据,而这些内容正史中却又很少有记载。仅从上述两个方面,已经可以看出作为地方性综合性著作的地方志其重要价值之所在。至于记载各地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特别是各地的土特产,更是地方志的重要强项,若要研究这些内容,如果没有方志这种地情著作,可以想见势必困难重重。所以,8500多种旧方志是一个珍贵的、巨大的、不可多得的文献宝库。

但是,在这8500多种历代方志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散在海外,为日本、美国等国图书馆所收藏,其中有些国内甚至仅存其目。为了保存祖国的文献,发扬传统的民族文化,满足国内学术界的研究需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主要是国际交换的方式,广泛查寻,搜集流散于海外的方志,并制成缩微胶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对这批胶卷进行了整理,并于20世纪90年代初选取其中现为日本所藏、国内罕见的地方志近100种,编成《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影印出版。该丛刊出版后在学术界反响很好,至今已近售完,可见很受学术界的欢迎。现在出版社又精选日本所藏中国稀见地方志16种,编为《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其中明代11种,清代5种,汇编为20册,影印出版。特别要指出的是,这16种志书,不仅在国内均为稀见,而且有好几种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亦不见著录。如《崇祯肇庆府志》50卷,陆鏊、陈炬奎纂修,崇祯十三年(1640)刻本,《联合目录》不见著录,著录的只有《万历肇庆府志》22卷,再后则为《康熙肇庆府志》32卷。又如《万历沙河县志》8卷,姬自修、王九秋、李国士同纂,谷师顾重修,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联合目录》不见著录,《联合目录》中最早的也只有《康熙沙河县志》8卷。再如《崇祯蔚州志》4卷,来临纂修,崇祯抄本,《联合目录》不见著录,而《联合目录》著录最早的也只是《顺治蔚州志》2卷。我们如此不厌其烦地列举,目的在于说明这部续编所选之16种志书,确实均为国内罕见,足以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其学术价值显而易见。

当然,这批罕见的地方志,对于研究方志发展的历史同样具有学术价值。特别是《崇祯肇庆府志》,居然有序11篇,其中崇祯五年(1632)、六年、十三年各1篇,当然都是为崇祯新志而作。另外保存下来旧志之序8篇,这在明代所修众多志书中还是不多见的。计有正统五年(1440)2篇,成化九年(1465)1篇,嘉靖四十年(1561)2篇,万历十六年(1588)3篇。从这些序言中,人们可以了解到肇庆这个地方在明代编修方志的大体情况。据《明太宗实录》卷二〇一载:“永乐十六年六月……乙酉,诏纂修天下郡县志书。……仍命礼部遗官,遍诣郡县,博采事迹及旧志书。”而正统五年梁致育在为《肇庆府志》所作的序中亦说:“国朝永乐十七年檄纂修方志,吾郡奉行”,“至今又二十年”。这就说明肇庆于明代最早编修的一部志书也是在永乐年间。崇祯六年,王鏊在为新修的《肇庆府志》所作的序中则说:“国初诏辑《一统志》”,“嗣是正统、成化、嘉靖、万历间修辑再四”。可见肇庆府在有明一代就先后6次修过方志,而最早的一次同样是为《大明一统志》编纂而编修的。并且全国各地无不如此,所以万历十六年黄时雨在为《肇庆府志》所写序中说:“宇内郡各有志,盖自文皇一下诏,而志业上献矣。”这些内容对于研究明代各地修志情况无疑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又如,在明代修志过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修志工作者已经很注意研究方志的性质,强调方志的作用,这在上述11篇序中就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何乔新在成化九年所写序中说:“夫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史载天下之事,其所书者简而严;志纪一郡之事,其所书者详以尽。然而史之所书多本于志之所录,则其所系亦重矣。为政者岂可忽而不之究耶!昔宣宗,唐之英君也,命词臣纂次诸州境土风物为分处语,故能成大中之治;萧何,汉之贤相也,收秦图籍,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寡之处,故能成佐命之功。彼为天子、相天下者且然,况于郡之守佐,于其统内山川之险易、风俗之淳漓、贡赋户口之登耗、人物之盛衰,皆当究而知之,以为出治之资者也。能究而知之,则所以施诸有政者,不出户庭而得之矣。”这段文字既讲了志书的性质,又讲了志书的作用,特别指明为地方官吏“出治之资”。若要治理好一个地方,对于这个地方的历史和现状若是一无所知,自然是不可能的。应当说这些都讲得很有道理。嘉靖四十年黄佐在所写序中,直称“郡乘,乃史之支流”,更是史不多见。序文说:“迁、固而下诸史,文有工拙,而记载源乎《诗》《书》,褒贬祖乎《春秋》,举相似也。郡乘,乃史之支流,具体而微者,其所裒集,惟恐文献之不足,……”同年徐鹢所写序中,则强调志书的作用,“志者,君子之所以观风考俗、监古证今以彰治道者也”。“志亦君子所由以适治道之路也。”诸如此类,议论虽然不多,但对此后方志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要指出的是,该志在《凡例》中专门列出1条,撰写人物,必须实事求是,“志乘宁信毋疑,宁核毋滥,宁缓以质舆评,毋逞笔于臆见,宁缺以俟后日,毋阿意于目前。其真惠真廉,必闿泽曾编,穷檐冰玉,可风百代。即立言立功,必捍御著有劳勋,经纬蔚为文采,使作者无腴词,受者无愧色。它若职守平常,不敢概为传述”。作为封建时代的修志工作者,能够提出如此严格的要求,自然是很了不起的,写的人不允许有阿谀奉承的语言和内容,要让被写的人当之无愧。尤其可贵的是,对于官吏们,如果政绩平平,也就不必为之作传。对于这条凡例所规定,我敢大胆地说,我们不少新编方志的作者未能做到,只能说甘拜下风。像这种优良的道德作风和思想品质,自然是我们方志发展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优良传统,应当加以继承和发扬。不过我们也要指出的是,明代修志中也有一种不良的倾向和风气,就是喜欢发表空洞的议论,而这些议论与所修志书毫无关系。这种风气在上述11篇序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征引。

在这16部志书中,《嘉靖山阴县志》的《述志》写法很有特色,不称序而称《述志》,并且毫无空洞的议论,尤其是《述志》开头的几句话,却讲出了方志的起源是秦置郡县之后,“夫自禹绝封,秦皇肇制列县,称名张官置理,分合代更,群职联叙,志为邑而作也”。这就是说,由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度,派官吏治理,郡县之划分也常有变更,于是为一邑而修的志书也就产生了。看来这位《述志》的作者确实很有点见解,能够知道邑志是产生于秦始皇行郡县制之后。很显然比我们今天有些方志理论工作者还来得高明,因为这些方志理论工作者还在抱着《周官》、《禹贡》等书坐而论道,总希望方志产生于西周或者更早能够成为现实,就是不愿意面对历史现实,有的固执到连正史记载也不承认。所以我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连封建时代的方志学家还不如。

这里我还想向大家介绍一部名称非常特别的志书《寿宁待志》,其作者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明代著名的通俗文学家、戏曲家冯梦龙。也许因为他编纂了通俗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而使他出了名,其实他还编著和改编了大量的传奇戏曲,因此在明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今许多文学史论著中自然也就少不了对他的评介。在众多的评介中,却很少有人提到他编纂的《寿宁待志》。尽管他从小就有才华,但在科场上却是一位失意者,为了名登仕籍,进了国子监,成了一名贡生,于是不久被破例授丹徒训导。崇祯六年(1633)结识了巡抚苏松的山阴祁彪佳,也许因此于次年升任福建寿宁知县。清代修的《寿宁县志》,将他列入《循吏传》,称其在任期间,“政简刑轻,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以礼”,是一位正直的文人和清官。在崇祯十年,即离任前一年修成了《寿宁待志》2卷。至于为什么称为《寿宁待志》,他在该志《小引》中作了回答:

曷言乎待志?犹未成乎志也。曷为未成乎志?曰:前乎志者有讹焉,后乎志者有缺焉,与其贸焉而成之,宁逊焉而待之。何待乎?曰:一日有一日之闻见,吾以待其时；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吾以待其人。然则何亟亟乎待志之刻也?曰:天运如轮,昼夜不停；人事如局,胜负日新。三载一小庚,十载一大庚,经屡更之故,实质诸了不关心之人,忽忽犹计梦然。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略旧所存,详旧所缺,四十五季间时事之纡促,风俗之淳浇,民生之肥瘠,吏治之难易,一览三叹,司牧者可以不兢兢乎哉!不敢志,不敢不志,待之为言,欲成之而未能也。然则旧志可谓成乎?曰:否。言待不言续,总之未成乎志云尔。旧以待余,余以待后之人,有其待之,其于志也,功过半矣。

他认为要写好一部志书是不容易的,前人所写的志书有错误,后人所写的志书有缺漏,既要纠正错误,又要补充缺漏,何必急于求成?况且闻见总是不断增加,各人才识又各不相同,应当集思广益,使志书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充实。在这短短300字左右的《小引》中,包含了很有意义的人生哲理,还有许多欲言又止的深层内容。尤其是那“一览三叹”,岂不令人深思?表现了一位清官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总之,他认为一部志书的记载应当完善而真实,一个人的精力见识有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有后人的纠误、补遗及增加新的内容,只有这样,志书的内容才能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他在该志《旧志考误》中有这样一条:“志书即一邑之史,旧志成于邑人叶朝奏之手,未免贡谀戴令,叙事中多称功诵德之语,殊乖志体。宜直载其事,稍删赞美。”这就代表了他的修志之指导思想。因此,他在《寿宁待志小引》中所体现的修志理论和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的新志编修工作者借鉴,特别是对那些主张断代续修的人来说,尤其是一篇很好的教材。《寿宁待志》虽然仅有2卷,约4万字,但篇目设置和所记内容却相当完备,这与一直为前人所吹捧的康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的《朝邑县志》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们都是以文学家角色参与修志,其结果却大不相同,看来这只能归结于冯梦龙所说的“一人有一人之才识”。可以想见,这部志书的出版,对于研究冯梦龙的为人性格、学术思想和治学之道等方面都有重要价值。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文学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修过一部县志。(www.xing528.com)

总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将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陆续编辑出版,可以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不单是对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使这部分流散海外的志书能够回归故里。希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今后能够将流散在美国各图书馆的中国方志,亦通过各个渠道加以搜集,编辑出版,以使更多流散在国外的方志回归祖国,为发展祖国学术文化做出贡献。

(原载《文献》2003年第4期)

【注释】

[1]《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第5、6合期。

[2]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