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对“技术的追问”，提出了有关现代技术带来技术与文化关系的历史转变的思考，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应用的范围迅速扩大，甚至超出了文化的限制，并主导了文化。[5]放眼当下的电影创作，以技术为支撑的影像奇观主导了电影叙事、文化的表达，停留在玩弄影像技巧的杂耍水平，不仅忽视了技术语言的表意作用，而且没有了鲜明的情感倾向和意义价值取向，这样的影像文化在技术的完全主导下被严重削弱了。针对这种技术主导文化的现象，技术史学家雷蒙德·菲尔汀结合电影实践说：“每一种技术优势都孕育着可供电影制作者应用美学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实现有赖于艺术实践在技术所提供的空间中进行探索，电影数字技术的运用与人文内涵的阐述应该如何契合同样需要探索。”[6]菲尔汀强调技术在电影领域的应用应该与人文内涵相互契合。
从根本上说，电影技术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是为了电影表现需求而创建的，其本身不是最终目的，既然其自身不是最终目的，那它就必须为了表意这个最终目的服务。而影像表意的最高层面，则是一种美学的精神境界。只有当技术有了明确的旨归性，它能够在影片中推动叙事、表达情感、传达精神意义的时候，技术也就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具有了美学的色彩。在这个时候，技术才真正从形式变为内容，它不再是一种理性的创作工具，而成为艺术本身的一部分，成为审美对象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魔幻电影生产的基础和构成要素的数字技术正是这样，虽然它对东方神怪美学的表现与推动作用不言而喻，但是，这种表现却不能完全陷入技术的窠臼中，完全为了展现奇观而玩弄影像技巧。技术在表现奇观的同时，还应该用来阐释某种深层的美学意蕴。东方神怪美学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审美理念，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起到调制和塑造作用，其不仅是技术产生的源泉，也是技术活动的过程及目的。因此，只有以东方神怪美学为内涵旨归，数字技术才不会偏离原有的轨道，沦落为表意链条断裂的“影像碎片”。数字技术的表现离不开东方神怪美学，在两者融汇表现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只有能够表现东方神怪的美，符合影片中人物、叙事、思想的表意需要，它才真正意义上成为一种语言，而这种语言的表达能够使数字技术超越其自身的技术层面，进入为主体而存在的人文层面，获得美学存在的意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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