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除魅为力量的故事元素优化

在中国古代，妖精与灾祸相互诠释的观念由来已久，这些异类往往被人们视为众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与灾祸的一种潜藏原因。在《白泽精怪图》《搜神记》《夜谭随录》中记述了大量的精怪与祸事的“联系”，例如民间的传言：动物变怪预示着有人暴死，蛟的出现暗示着洪灾的到来，旱魃的出现则预示着干旱，等等。这些精怪、妖怪、鬼魅经由后世神怪小说的夸张渲染，被创作者披上了一层狰狞恐怖的气息。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它们或是直接干扰人类的正常生活，或是破坏人的事业的成功，严重的甚至会危害人的生命，以美丽、迷人的面貌吸人精血，获得人类的精气，得以生存与修炼。正是如此，自古以来民众对妖魔鬼怪的态度多数抱有恐惧的心理情感，人们怕妖、疑为有妖，以至于心理极度紧张，所以要加以厌甚，同时又极为期待神仙、英雄等有识之士可以借助威力无穷的法术或法器将其驱除，还百姓一个安宁。早期这些神怪故事的流传与发展是出于实用目的，告诉人们如何去防范和辨别它们，通过吸取前人战胜妖怪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满足一种安全的需要。以致后来，这种抵御鬼怪的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将人们猎奇的审美心理培养了起来，它能够满足大众对未知神秘事物的审美需要和虚幻的祈求，对民众来说充满了艺术的吸引力，而“降除妖魔”也成为后世神怪叙事作品中一种根本的叙事动力。

在现代汉语中，“魅”字通常表示一种极具诱惑力的事物，但是从“魅”字的起源来看，它与精怪、鬼魅、妖魔的异类有着密切联系，其不仅带有邪、恶的含义，而且透露着一股诡异、惑人之感，同时在人类与“魅”较量过程中演化为各种“除魅”之道。在中国神怪故事里，这种以“除魅”为动力的情节元又可以衍化出一系列富有奇趣的神怪故事情节，主要表现为“人神遇合”“异类幻化”“降妖除魔”和“起死复生”这四大类。

“人神遇合”是“除魅”情节的先导环节，是神怪故事发展的开端。在古人看来，精怪鬼魅等异类如自然环境一般普遍存在，而“魅”本身又具有喜人、扰人的特性，它们会不请自来，潜藏于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不经意地与这些异类相遇。人与异类相遇这一行为的产生，既包括人与鬼、怪、妖等异类形象相遇之后的彼此投合，发生更深层次的男女情爱关系，也包括短暂相遇后的一种常规性的交往。在传统神怪文本中，这类情节的异类多是具有主动意识的女性形象，其重视对交往过程中人物的情感刻画。此外，“人神遇合”也涉及仙凡感遇模式，通常是凡人遇到仙人，仙人传授法术，并告诉凡人修炼成仙的方法，最后凡人历尽险阻，功成圆满。如清代李百川的《绿野仙踪》。

“异类幻化”在中国神怪故事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的母题，它通常渗透在神怪叙事的各个环节中，表现为异类化人或人化异类，两者生命形式相互转换的奇异情节，有时在“除魅”情节中也表现为异类幻化为动物、植物、物品等除去自身原形之外的常规事物，去与人较量。对于精怪鬼魅来说，它们受到某种灵性和神力的影响，拥有强大的通灵变幻本领。这些精怪鬼魅在与人类亲密接触的过程中，往往化形为人，企图得到人的庇护。在故事中它们虽然用尽方法隐藏自己，但有时难免会露出自身原形的破绽，在恰当的时候创作者也会让这些异类显一显原形，增添一些戏剧性效果。(www.xing528.com)

“降妖除魔”是“除魅”情节的关键环节。当异类频繁地与人类接触，特别是一些作恶多端的妖魔鬼怪以化形为人的手段想要祸害百姓。这种行为必然会招致人们共同的反抗和斗争，这就引出“降妖除魔”的故事情节。在中国神怪故事中“降妖除魔”的情节通常被描绘得神乎其神、异彩纷呈，它主要涉及佛道高僧、神仙和鬼魅、妖精等邪恶势力激烈打斗的场面，其中各门各派的武功招数、法器仙术种类之庞杂，令人叹为观止，它们成为故事中展现矛盾冲突的浓墨重彩的一笔。

“起死复生”这一情节在传统神怪故事中绵延了数千载，它作为“除魅”效果的一种实现，体现了华夏民族潜意识中对“生”的极度渴望，反映的是一种中国式的生死观和生命观。在神话思维中，死亡并没有被看作生命的结束，反而被视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延续，是一种转化与重生，这其中也涉及了佛教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和轮回再生的观念，以及道教长生不老、超凡脱俗的精神境界。在传统神怪文本中这种“复生”情节无论表现的是人类还是异类，都寄寓了影片的主题情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循环观念。这类故事情节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回避尖锐现实的解决方式，传达了中国人对现实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精神寄托。从审美愉悦的角度分析，人都有追求完满、向往自由的天性，都有着超越自身局限趋向崇高的欲望，“降妖除魔”“起死复生”情节中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无限的想象空间正好可以满足观众这种期待心理。

纵观这些故事原型，都是艺术家驰骋想象力的极好舞台。它们不仅反映出华夏民族集体思维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神怪故事情节表现的主要内容，其在中国魔幻电影中具有广阔的生成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