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忠奸之辨：赵匡胤汤武革命与汉唐开基

公元960年，在大唐帝国经营起来的富有厚重文化内涵的大一统中国版图上，经过晚唐五代战乱所导致的东西南北分裂局面，由于生存在这一方国土的人心养成了渴望华夏归于一统的内在心理，所以经过主政者的努力拼搏，又出现了新的可喜迹象。这种可喜迹象至少包括两个要素：一是郭威建立的后周王朝，经过郭威本人与继任者柴荣的努力，统一华夏民族的前景已经到了指日可待的程度；二是在后周的统治集团圈子内部，又一个具有统一华夏民族的实力集团即将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如上两个要素当中，第一个要素不是这里所要重点讨论的对象，这就是说，第二个要素是这里需要重点讨论的对象。第二个要素所要说的开头语是这样：“春，正月，乙巳（初五），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称帝。”赵匡胤称帝的具体过程，史书明确记载如下：

先是辛丑朔，周群臣方贺正旦，镇、定二州驰奏，辽师南下，与北汉合兵，周帝（后周恭帝柴宗训）命匡胤率宿卫诸将御之。匡胤掌军政六年，得士卒心，数从世宗征伐，屡建功绩，为人望所归，至是主少国疑，将士阴谋推戴。

壬寅（初二），殿前副点检、镇宁军节度使太原慕容延钊将前军先发，癸卯（初三），大军继之。时京师多聚语云：“策点检为天子。”军中知星者河中苗训，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指谓匡胤亲吏楚昭辅曰：“此天命也。”

是夕，次陈桥驿，将士相与谋曰：“主上幼弱，我辈出死力破敌，谁则知之！不如先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都押衙李处耘，具以其事白匡胤弟内殿祗候供奉官都知匡义及归德节度掌书记蓟人赵普，语未竟，诸将露刃突入，大言曰：“军中定议，欲策太尉为天子。”匡义因晓之曰：“兴王异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汝等各能严饬军士，勿令剽掠，都城人心安，则四方自定，汝等亦可自保富贵矣。”众许诺，乃共部分（共同部署各自的人马）。夜，遣衙队军使郭延赟驰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守信、审琦皆素归心匡胤者。将士环列待旦。

匡胤醉卧，初不省。甲辰（初四），迟明，诸将擐甲执兵，直叩寝门曰：“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匡胤惊起，未及应，即被以黄袍，罗拜，呼万岁，掖乘马南行。匡胤度不能免，乃揽辔誓诸将曰：“汝等贪富贵，立我为天子，我有号令，汝等能禀乎？”众下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廷大臣，皆我之比肩也。汝等不得惊犯宫阙，侵凌朝贵及犯府库。用命有厚赉，违则孥戮。”皆应曰：“诺。”乃整军自仁和门入，秋毫无所犯。翼（翌）日，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见执政喻意，又遣楚昭辅慰安家人（安抚平民百姓）。

时宰相大名范质，太原王溥，早朝未退，闻变，质下殿执溥手曰：“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爪入溥手几出血。溥噤不能对。

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太原韩通，自内廷庭惶遽奔归，将率众备御。散员都指挥使洛阳王彦昇遇通于路，跃马逐之，驰入其第，杀通及妻子。

诸将翼匡胤登明德门，匡胤令甲士还营，退归公署，释黄袍。有顷，诸将拥范质等至，匡胤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质等未及对，散指挥都虞候太原罗彦环按剑厉声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不知所为；王溥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亦拜。

遂请匡胤诣崇元殿行禅代礼。召文武百僚，至哺（直到太阳偏西），班定（排定班列次序），翰林学士承旨新平陶谷，袖中出周帝禅诏，宣徽使高唐昝居润，引匡胤就龙墀北面拜受。宰相掖升崇元殿（搀扶着赵匡胤登上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群臣拜贺。奉周帝为郑王，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宫。诏定天下之号曰宋，因所领节度州名也。改元，大赦。内外马步军士等第优给。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传赉诏谕天下，其诸道节度使，别以诏赐焉。（《续资治通鉴》卷1）^[1]

上述所记载的赵匡胤称帝的过程，就是“在后周的统治集团圈子内部，又一个具有统一华夏民族的实力集团”形成的过程，所以，在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的那个时候，也就是具有统一华夏民族的实力集团形成的时候。事实证明，华山隐士陈抟“闻帝代周”所出“天下自此定矣”的预言，不是出于完全附和目的的凭空杜撰。之所以如此评价陈抟的预言，是因为出身于行伍的赵匡胤，确实是一位颇有文韬武略的政治家，除去他人所论“赵点检顾视非常，殆难测也”（韩熙载语）的赞美之语以及诸多人物之赞美之外，赵匡胤自己也曾经以《咏初日》（“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水如火发。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逐退月。”）之诗做出过自我评价。陈抟“天下自此定矣”的预言，具有深刻涵义，即预示着一个新纪元时代的开始。这个新纪元的时代，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富有“汤武革命”“汉唐开基”“革故鼎新”的划时代意义。这就需要我们细察周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于即皇帝位之时所颁发的“赦天下制”的详细内容了：

门下：五运推移，上帝于焉睠（眷）命。三灵改卜，王者所以膺图。朕起自侧微，备尝艰险。当周邦草昧，从二帝以徂征。洎虞舜陟方，翊嗣君而篡位。但罄一心而事上，敢期百姓之舆能。属以北敌侵疆，边民罹苦。朕长驱禁旅，往殄烽尘。旗鼓才出于国门，将校共推于天命。迫回京阙，欣戴眇躬。幼主以厤数有归，寻行禅让。兆庶不可以无主，万几不可以旷时。勉徇群心，已登大宝。昔汤武革命，发大号以顺人。汉唐开基，因始封而建国。宜国号大宋，改周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乘时抚运，既协于讴谣，及物推恩，宜周于华夏，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戏！革故鼎新，皇祚初膺于景命，变家为国。鸿恩宜被于寰区，更赖将相王公，同心协力，公稗寡昧，以致升平。凡百军民，深体朕意。（其中的标点符号为作者所标出，以后所引用《宋大诏令集》的标点符号均为作者所标出，不再加以特别说明。《宋大诏令集·太祖即位赦天下制》卷1，建隆元年［公元960］正月乙巳）^[2]

如上诏令一定是一份事先起草好的文书，能够使用如此精美的文字表述如此有条不紊的国家治理重大决策，这就如同赵匡胤在四五天时间之内实现圆满的皇帝登基以及达到政权的平稳交接目的，如果没有事先精密策划，实是难以想象的事件一样。有关赵匡胤登基的事实，充满着诸多神秘，在这里难以揣测，也不必要做过多的解读。需要说明的是，赵匡胤所出如上诏令当中，存在着深刻内涵，具有奠定宋王朝施行治国方略与确立施政方针的重要划时代意义。就“划时代意义”而言，“汤武革命”“汉唐开基”“革故鼎新”是需要认真解读的重要信息。下面就以上三个方面的意义做出概括分析：

“汤武革命”可以顾名思义，是“商汤革命”与“周武王革命”的综合称呼，需要分别加以分析论述。下面先就“商汤革命”的意义加以分析论述。

“商汤革命”是商汤推翻夏桀建立商王朝的行动，所建立的商王朝所带来人类巨大进步的直接后果是：

第一，商代成为发达的奴隶制国家，比之于传说当中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夏代的原始社会状态，在社会形态上无疑具有进步性。虽然此期间不排除奴隶主对自己所拥有的奴隶，具有任意宰割的权力，但人类毕竟走出了野蛮时代，抵抗外在因素侵扰自身生存危机的能力，已经得到了极大提高。

第二，国家机器已经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自身的法宝，国家机器在最高统治者的执掌之下，形成了独断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且在商王的手下，有了专门主掌政务的官员，还有专门从事主掌宗教祭祀的官员，武装力量的形成，对国家机器又起到了保护作用。这一切均促使了人类生存能力的提高，是之前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无法比拟的。

第三，精美的青铜器是社会生产力得以提高的见证，也就是说，商代生产工具的制作具有之前不可同日而语的科技含量，这对于农业文明程度的提升，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此同时，则是天文、历法的巨大进步，明确的纪时、纪日、纪月、纪年就是明证。以贝壳作为商品交易货币的贝币出现，说明在商代已经出现了剩余产品交换的商品交易活动。

第四，殷墟甲骨文的大量出现，除了反映出在商代具有大量宗教祭祀、卜巫祈求鬼神活动的盛行，尤其能够突出说明的是，彼时已经进入了能够使用文字记载人类诸多活动的高级文明阶段，从而证明商代人类的智慧，与之前人类智慧相比，进入了巨大跨越发展阶段。

如上简单所举出的事实充分说明，宋太祖赵匡胤所提出的“商汤革命”，其中所包含的进步意义，不能以简单的眼光去审视。

下面对“周武王革命”的意蕴加以分析论述。

“周武王革命”是周武王推翻商纣王建立周王朝的行动，其所带来人类的巨大进步，不好用简短的文字就可以给出全面概括。这里想着重强调的是，周王朝在商代文明的基础上，最为明显的突变是，建立在人类自我教化基础上的礼乐制度确立。礼乐制度的确立，是人类摆脱外在因素的约束，进入自我能力发现的标志。人类发现了自我具有战胜外在因素的能力之后，除了祈求上帝神灵保佑自己，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构建自身的社会秩序，来形成人类自身改造自然的力量，以便将人类自身提升为可以与外在世界和谐相处的个体。周代“构建自身的社会秩序”活动，就是著名的礼乐文明的形成。通过礼乐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成了可以主宰自己命运的个体，人有了自我约束的道德准则，这对于人类整体创造能力的提高，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助推作用。铁器与牛耕的使用，对于生产力提高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虽然这时已经进入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但不能不说这是周王朝建国初期加强礼乐文明建设对人类创造智慧培养的结果。封建制度在周代（东周）的确立，无疑是对奴隶社会的一次巨大革命。诸子百家的出现所导致的百家争鸣文明现象，是人类智慧得以大幅度提升的结果。总而言之，“周武王革命”带来了人类的新型文明形态，建立起了全新的人类生存秩序，是又一次跨越式的巨大发展时期。

宋太祖赵匡胤于登基的时候，在“赦天下制”的诏令当中，无疑是以“汤武革命”所能够为人类带来的巨大益处自居的，这只有宋太祖赵匡胤这样富有气魄的开国帝王才可以推出如此大言，其中所包含的雄心壮志意蕴，实在具有值得深刻解读的必要。相比之下，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宋英宗赵曙、宋神宗赵顼、宋哲宗赵煦、宋徽宗赵佶“赦天下制”诏令的口气就婉转了许多，这不能不说是有意识的安排。与此相对应的是，宰相以及诸多大臣上表请求将二月十六日（宋太祖赵匡胤的生日）确立为“长春节”的文书里面，也使用了“轩帝”“夏禹”等顶级词语，以便突出这位开国皇帝所建立的无比功勋，可以录下以便观览：

伏闻轩帝生于寿邱，发绕枢之异；夏禹诞于石纽，流贯昴之祥。莫不炳焕灵符，延长实历。谅惟圣德，允叶昌符。伏惟皇帝陛下禀天地之英，挺龙凤之表，艰难创业，揖让兴邦。岂可使姚墟启圣之辰，未新嘉节。里社呈祥之日，有阙称觞。臣等不胜大愿，请以二月十六日为长春节。群臣上寿，百司休假如式。从之。（《宋大诏令集·宰相等请立长春节表》卷1，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3]

“汉唐开基”是“汉帝开基”与“唐帝开基”的综合称呼，其语词结构与“汤武革命”完全相同。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汉”“唐”并称是中国古代太平盛世的代名词，成为封建王朝后继者十分向往的追求目标。因为“汉帝开基”与“唐帝开基”依然存有不完全相同的内涵，所以需要分别加以分析论述。

下面先对“汉帝开基”的意蕴加以分析论述。

“汉帝开基”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所带来的有利于推翻秦王朝的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又一个走向全面统一的封建王朝。此处的“汉帝”是为汉代的开国皇帝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是受到广泛好评的皇帝，司马光在通览汉太祖高皇帝刘邦自身所建立的功勋与处理某些事件的正义胸怀以及后人对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盖棺论定做出如下评价：

高祖起丰、沛以来，网罗豪杰，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资治通鉴》卷11）^[4]

为了说明司马光对汉太祖高皇帝刘邦高度评价的“前因”，还需录出如下一段史实记载：

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曾经在彭城西面追困过高帝刘邦）。短兵接，帝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帝以丁公徇军中（汉太祖高皇帝刘邦随即将丁公拉到军营中示众），说道：“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资治通鉴》卷11）^[5]

汉太祖高皇帝刘邦所建立的功勋在此处自然是不必多谈的内容，可以预料的是，为“子孙”所开创的“享有天禄四百余年”的历史功勋，也一定是包括在“汉帝开基”赞美之辞里面的重要内容。对于宋太祖赵匡胤来说，汉太祖高皇帝刘邦与“布母弟丁公”的关系与最终对其所采取的处置措施以及良苦用心，是理所当然知之盛熟的常理。因为有大致相同的事件发生在宋太祖赵匡胤本人的身上，具体事件可见如下记载：

初，卫融被执，帝诘融曰：“汝教刘钧助李筠反，何也？”融对曰：“犬吠非其主，臣诚不忍负刘氏。”且云：“陛下纵不杀臣，臣必不为陛下用。”帝怒，命左右以铁挝击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释之。”以良药敷其疮，因使致书北汉主，求周光逊等，纳款（表示诚意），归融太原，北汉主不报。辛亥，以融太府卿。（《续资治通鉴》卷1）^[6]

还可以见到宋太祖赵匡胤爱惜忠臣的记载是：

徐铉从煜至京师，帝责以不早劝煜归朝，声色俱厉，铉对曰：“臣为江南大臣，国灭，罪固当死，不当问其他。”帝曰：“忠臣也，事我如当李氏。”赐坐，慰抚之。又责张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其围城中召援兵蜡书。洎顿首请死，曰：“书实臣所为。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辞色不变。帝初欲杀洎，及是奇之，曰：“卿大有胆，朕不罪卿。今事我，无替昔日之忠也。（《续资治通鉴》卷8）”^[7]

辛亥，以梁延嗣为复州防御使，孙光宪为黄州刺史，王昭济为左领军卫将军。上闻李景威之谋（具体“之谋”没有录出），曰：“忠臣也。”命王仁瞻厚恤其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

初，上问宰相赵普曰：“儒臣有武干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对。乃徙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于是召见。面试射，且问：“能擐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幕府，屡从征讨，固尝被介胄矣。”上曰：“汝见王明乎？朕已用为刺史。汝颇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当为牧伯矣。”仲甫顿首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9]

宋太祖赵匡胤的如上事件与汉太祖高皇帝刘邦诛杀丁公以突出表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从而强调忠臣重要性的事件不是完全相等的两个事件，但其中包含着“大致相同”的理想追求，即两位开国帝王所具有的嘉奖忠臣胸怀，毫无疑问具有“大致相同”的一面。不能说宋太祖赵匡胤在这个事件的表现上，具有有意识模仿汉太祖高皇帝刘邦的痕迹，但在作为开国皇帝追求建立非凡功勋上，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心目当中，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将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当作偶像加以崇拜的。宋太祖赵匡胤又是一个喜爱读书的帝王，对古代明君的善于治理朝政以及善断是非的圣举当是知之颇多的。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对“尧、舜之罪四凶”的事件知之甚明。《宋史纪事本末》如此记载：“主一日劝帝以黄金饰肩舆，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饰以金银，力亦可辨；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尝读二《典》，叹曰：‘尧、舜之罪四凶，止从投窜，何近代法网之密耶！’”（《宋史纪事本末》卷7）^[10]从上述记载当中可以看出的事实是，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有爱惜忠臣的胸怀，也有知悉古代君主深明大义、广泛珍视忠臣道德的博大知识含量。

其次来分析论述“唐帝开基”的意蕴。

“唐帝开基”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所带来的有利于推翻隋王朝的浪潮中，建立起来的又一个走向全面统一的封建王朝，“唐帝开基”的功绩在于，向前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南北分裂割据局面，向后看则是开创了汉代太平盛世之后的又一个华夏民族大一统帝国，促使李唐王朝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强盛国度。这里的“唐帝”按道理上说，应该指唐高祖李渊。唐高祖李渊其人是世人皆知的识时务英明之主，《旧唐书卷一·本纪第一·高祖》有这样的评价：

“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野草。”“高皇创图，势若摧枯。国运神武，家难圣谟。”（因为所引用的为两个段落，所以加上了引号，作者特别说明）（《旧唐书》卷1）^[11]

对唐高祖李渊的高度评价，在《新唐书》当中，有着更为浓厚赞美激情，含蓄的溢美之词也更为丰富，录下以便加以在相互对比当中领会其中的实质：

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来，始传以世，而有贤有不肖，故其为世，数亦或短或长。论者乃谓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积功累仁，其来也远，故其为世尤长。然考于《世本》，夏、商、周皆出于黄帝，夏自鲧以前，商自契至于成汤，其间寂寥无闻，与周之兴异矣。而汉亦起于亭长叛亡之徒。及其兴也，有天下皆数百年而后已。由是言之，天命岂易知哉！然考其终始治乱，顾其功德有厚薄与其制度纪纲所以维持者如何，而其后世，或寖以隆昌，或遽以坏乱，或渐以陵迟，或能振而复起，或遂至于不可支持，虽各因其势，然有德则兴，无德则绝，岂非所谓天命者常不显其符，而俾有国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新唐书》卷1）^[12]

上述对唐高祖李渊的“赞曰”出于欧阳修与宋祁合撰的《新唐书》当中，其观点的表述，当然是以欧阳修为主了。欧阳修在宋代是少有的文学巨匠，苏轼给他的评价是：“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苏轼《六一居士集叙》）^[13]可以看出他的史论也具有突出成就。而欧阳修的史论与他的散文风格相同，同样具有“纡余委曲，说尽事理”（吕本中《蒙童诗训》）^[14]的特征。这样一来，欧阳修在唐高祖本纪当中的“赞曰”里面，就不可能有太多直截了当夸赞其人的词汇，更多的是通过“纡余委曲，说尽事理”的表达方式，体现出对被赞美对象的由衷佩服。这种佩服在上述录下的文字当中，有着充分的自始至终的表现，这里无需去一一赘解。

唐高祖李渊驾崩以后，其在唐代的后人根据其人所建立的功勋与为人的德行，先后给过“大武皇帝”的谥号，追尊过“神尧皇帝”的尊号，加尊过“神尧大圣皇帝”的尊号，最后再一次加尊了“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的尊号（《唐会要》卷1）。^[15]由此可以看出唐高祖李渊在唐代人心目当中所具有的地位。

“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山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讲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言‘崇政殿说书’”（《传简公佳话》）。“太祖晚年，好读书，尝曰：‘尧舜四凶之罪，止从投竄，何近代法网之密哉？’盖有意措刑矣。”（《宋朝事实》）^[16]如上事实说明，宋太祖赵匡胤对“汤武革命”“汉唐开基”的事实，甚至是一些细节都是清楚的。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宋太祖赵匡胤内心里面所怀有的雄心壮志，绝对不会仅仅是为自己的赵姓家族开创一个稳坐朝堂的温馨环境，而是还要将人类的文明进程给予跨越式的提升。否则的话，“汤武革命”“汉唐开基”就成了在场子上作秀的幌子。

下面来分析论述“革故鼎新”的意蕴。

“革故鼎新”是宋太祖赵匡胤在以“汤武革命”“汉唐开基”作为榜样的基础上，做出的庄严政治承诺。这个承诺包含着浓重的“通变”思想意蕴，即在去除以往政治、人性培育等诸多弊端（包括“汤武”与“汉唐”时期所产生的弊端）的基础上，实现新时期的质的飞跃，很明显具有超越前人的意味。对于宋太祖赵匡胤“革故鼎新”的政治宣言做出详细解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限于本人的阅历，至今未能见到其关于“革故鼎新”的具体规划。是不是当初就没有过具体的规划？因为宋代还没有进入类似于现在如“第一个五年计划”或“第二个五年计划”等等有目的规划发展的时期，所以只能按照所能看到的历史记载做出一些判断。请看如下几条材料：

太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儒学之士，初未甚进用。及卜郊肆类，备法驾，乘大辂，翰林学士卢多逊摄太仆卿，升辂执绥，且备顾问。上因叹仪物之盛，询致理之要，多逊占对详敏，动皆称旨。他日，上谓左右曰：“作宰相须用儒者。”卢后果大用，盖肇于此。（《文正公笔录》）^[17]

太祖将改年号，谓宰臣等曰：“须求古来未尝有者。”宰臣以乾德为请。三年正月平蜀，宫人有入掖庭者，太祖因阅奁具，得镜，背字云：“乾德四年铸。”大惊曰：“安得四年铸字（此）镜？”以出示宰相，皆不能对。乃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仪曰：“蜀主曾有此号，镜必蜀中所得。”太祖大喜曰：“作宰相须是（必用）读书人。”自是大重儒臣矣。（《圣政录》）^[18]

自唐天宝后，历肃、代，藩镇遂不服制，以及五代之乱。太祖即位，罢藩权，择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余年，生民受赐。每一诏下，虽拥重兵，临大众，莫不即时听命。（《宋朝事实》）^[19]

夏，四月，癸酉，兼判太常寺窦俨，请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意，诏行之。（《续资治通鉴》卷1）^[20]

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将军，而命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炼，即送阙下。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又惩唐以来藩镇之弊，立更戍法，分遣劲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均劳逸。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皆赵普之谋也。（《续资治通鉴》卷1）^[21]

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进，一日，召赵普问曰：“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时石守信、王审琦，皆帝故人，各典禁卫。普数言于帝，请授以他职，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普曰：“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帝悟，于是召石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石守信等请其故，帝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下已定，谁敢复有异心！”帝曰：“卿等固然，设麾下有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石守信等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谢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称病请罢，帝从之，赏赉甚厚。庚午，以石守信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皆罢军职；独守信兼侍卫（都）指挥使如故，其事兵权不在也。殿前副点检自是亦不复除云。（《续资治通鉴》卷2）^[22]

初任命文臣知州事（主持各州军政事务）。帝惩五代藩镇强盛之弊。时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藩镇）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续资治通鉴》卷）^[23]

帝因谓赵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食浊（贪婪污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续资治通鉴》卷7）^[24]

艺祖受命之三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的第三年，年号建隆，即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之，余皆立庭中，黄门验检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玩。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知”云云。（陆游《避暑漫抄》录于《秘史》）^[25]

太祖勒石，锁至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舍己而求诸人，名愈正，义愈升，令愈繁，刑将愈起；如彼者，不谓之凉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兴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谓善而督民从之，取所谓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诸人也；驳儒之所务，申、韩之所敝帚也。（王夫之《宋论》）^[26]

自宋太祖勒石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语曰“周之士贵”，士自贵也。宋之初兴，岂有自贵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贱者感其护惜之情乎？（王夫之《宋论》）^[27]

五季极乱，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相绝哉？及其发号施令，明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此非人力所易致也。建隆以来，释藩镇兵权，绳赃吏重法，以塞浊乱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令录、幕职，躬自引对；务农兴学，慎罚薄敛，与世休息，迄于丕平；治定功成，制礼作乐。在位十有七年之间，而三百余载之基，传之子孙，世有典则。遂使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呜呼！创业垂统之君，规模若是，亦可谓远也已矣。（《宋史·太祖本纪》卷3）^[28]

宋太祖赵匡胤治理社会的突出成就以及言论，所见史书记载的不算太多。其中的原因可见扈蒙向宋太祖赵匡胤所敬上的《上太祖乞委宰执抄录言动送付史馆》奏议所言：

臣尝读《唐书》，见文宗每开延英召大臣论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执笔于殿阶螭头之侧，以纪时政，故文宗一朝实录稍微详备。至后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学士及枢密直学士轮修日历，旋送史馆。近世以来，此事都废。每季虽有内庭日历，枢密院抄录送付史馆，所记者不过对见辞谢而已，帝王言动莫得而书。亦缘宰相以漏泄为虞，无因肯说；史官以疏远是隔，何由得闻？徒虔著撰之心，难记忧动之德。伏望今后凡有裁制之事，优恤之恩，发自宸衷，合书简策者，并委宰相及参知政事每月轮次抄录，送付史馆，以凭修撰日历。所贵睿德神功历千年而不朽，嘉谟圣政垂万世以为光。（《宋朝诸臣奏议·上太祖乞委宰执抄录言动送付史馆》卷60，开宝七年［公元974年］闰十月上）^[29]

宋太祖赵匡胤驾崩于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夕，距离扈蒙进上述奏议仅有三年时间（有史书记载，在扈蒙上书之后，即有“诏从之，命卢多逊专其职”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30]之说，扈蒙上书的内容与《宋大诏令集》所录内容不完全相同），这说明宋太祖赵匡胤对于扈蒙所提建议加以完全采纳并加以全面实施的状况未必能够达到扈蒙的完全满意，这是首先必须要看清楚的问题。其次需要看清楚的问题是，扈蒙其人为后晋天福年间进士，在后周时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入宋后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后又为知制诰，充史馆修撰，还与李穆等人一起修撰《五代史》。宋太宗赵匡胤即位后，拜中书舍人，复翰林学士，与李昉同修《太祖实录》，同时编《文苑英华》。这个事实说明，扈蒙所云“近世以来，此事都废”等等事实是非常清楚的，所提出的建议也是非常符合自己身份的内行表述。第三要说清楚的问题是，宋太祖赵匡胤对扈蒙如上奏议的采纳情况不易找到确切的落实情况记载，而且扈蒙参与修撰的《太祖实录》又是在宋太宗赵光义的“监视”之下进行，这就造成了“太祖实录”未必是完全“实录”现象的存在（宋太祖赵匡胤与宋太宗赵光义是亲如手足的弟兄，但后者对前者依然存在着一些讳莫如深的猜忌）。虽然从扈蒙的奏议当中，能够看到宋太祖赵匡胤的重大事迹较少见于史书记载的实情，但从如上采集下来的几条材料当中，仍然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位具有承先启后领袖的丰功伟绩。这就需要对上述材料进行具体分析，以便看出其“革故鼎新”的实质性内涵。

第一，“文治为主”的国策确定。“文治为主”所包含的内容不能仅仅理解为“重文抑武”，应该是“德治为主”的同义词。作为被确立的基本国策，其目的并不是要全方位“抑武”，而是在提倡举国上下重视道德建设的同时，突出强调作为主体的人，要树立以“文德”作为治理社会的道德思想操守，而不是动辄以“武德”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于“文德”涵义的理解，必须从其出现的最早、最权威的语言表述读起，以免出现不必要的误会，这就需要来看《论语·季氏》篇的记载：

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舆？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舆？”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贫）而患不均，不患贫（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篇第十六》）^[31]

从上述全部选录的文字当中可以看出，“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与“谋动干戈于邦内”是一组对立的反义语，其中的核心又是“修文德”与“动干戈”。邢昺对包含“文德”在内的几句话做过这样的疏证：“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远方之人有不服者，则当修文德，使远人慕其德化而来远人。既来，当以恩惠安存之。”（《论语注疏·季氏第十六》）^[32]邢昺生卒为公元932—1010年，是一个全程经过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时期的经学家。他对“文德”以及相关话语意义的理解，是典型的宋人观念，其中不乏有与开国帝王宋太祖赵匡胤的观念完全合拍之处。而《论语》在宋代初期是极为受到重视的儒家经典，其直接证明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一语的练出（此语出自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只《论语》而已。宋太宗赵光义因此问及赵普。赵普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今人对此有争议，这里不去考辨）。宋太祖赵匡胤对“文德”内涵的认同标志之一，当是“夏，四月，癸酉，兼判太常寺窦俨，请改周乐文舞《崇德之舞》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舞》为《武功之舞》，改乐章十二顺为十二安，盖取‘治世之音安以乐’之意，诏行之”的具体行动。至于“作宰相须用儒者”“作宰相须是（必用）读书人”（两句话非出现于同一个情景之中，而且不同文献当中的记载稍有文字上的差异）的圣旨，虽然是在日常生活场景当中所发，但绝对不是随心所欲的无意识流露，而是宋太祖赵匡胤长久以来，积聚于内心当中对“文德”十分看中的有意识坦率表述。需要说明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作宰相须用儒者”的可信度。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所言圣旨出自《文正公笔录》，其书名实为《王文正笔录》，作者是王曾。王曾（公元978—1038年）其人为宋真宗赵恒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壬寅科状元，官至宰相。其《文正公笔录》纪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典故旧闻三十余条，还有宋仁宗朝数条旧闻。王曾具有熟悉掌故爱好，其书中所记可信度高，被视为信史的别样表述，故多被历史学家所采纳，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就有所采纳。这在客观上说明了宋太祖赵匡胤所云“作宰相须用儒者”的可信度问题，此处无需再作过多的考述。“作宰相须是（必用）读书人”圣旨在江少虞编撰的《宋朝事实类苑》一书当中，所标出处为《圣政录》，同时还可以在有关宋朝的史书当中，见到几乎完全相同的记载。这些文献事实同样告诉我们，没有必要在此问题上的可信度再更多作文章。

大量使用有学识的文人来管理国家，是推行以“文德”治理国家的手段之一。相比较于骄横跋扈的武人，而且是不懂传统儒家道德礼义，却又想一味贪求富贵的武人来说，文臣一方面容易为最高统治者驾驭，另一方面由于儒家思想的熏陶（由于科举取士以考儒家经典为主所致），也具有明显的使命意识与大局意识，从而对全社会的道德建设形成强有力的辐射作用。宋太祖赵匡胤“罢藩权，择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余年，生民受赐。每一诏下，虽拥重兵，临大众，莫不即时听命”的革新措施，所产生的效果，引来了全社会的安定，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决策。“自是大重儒臣”是“复兴儒学，扭转五代颓风，激励士大夫的忠义气节，养好士风”^[33]的初步尝试，对“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宋太祖赵匡胤语，《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4]风气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也是以“文治”为主社会管理措施大规模施行的开始，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文臣数量的严重不足。在宋太祖赵匡胤加强“文治”思想的影响之下，北宋帝王为了满足文臣数量与道德培养的需要，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以便达到广泛选拔文臣的目的。早在建隆元年（公元960年）正月，宋太祖赵匡胤还是刚登上皇帝宝座不久的时刻，就有“视学”的重大举措。同时“诏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自为赞，书于孔、颜座端，令文臣分撰余赞，屡临视焉。尝谓侍臣曰：‘朕欲尽令武臣读书，知为治之道。’于是臣庶始贵文学。”（《宋史纪事本末》卷7）^[35]在如此圣举的影响之下，随之而来的便是北宋三次著名的兴学运动。据史书记载，三次兴学与北宋的三次改革相伴而行，即第一次是范仲淹主持的庆历兴学。其主要内容是，其一，令州县立学；其二，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罢帖经墨义；其三，着重策论；其四，改革大（太）学。第二次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元丰兴学，主要内容是，其一，改革大（太）学；其二，整顿地方学校；其三，颁定三经新义；其四，设置专门学校；其五，改革科举制度。第三次是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其主要内容是为地方扩充学官，续增州县学生，添置算学、书学、画学，促进了学制的进一步完善。三次兴学尽管内容有所变更，但培养文科人才以备选拔文官的宗旨没有变，加强人们道德水平提高的儒家思想根基没有受到动摇，为施行“文治”为主的社会治理目的没有偏离航向，科举时文的诗赋、策论、经义当中所承载的使命意识没有受到削弱。除进士科之外的“诸科”考试，无论从考试内容，还是考试宗旨，从宋太祖赵匡胤所建立起新的王朝以来，基本上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大量文臣，并且将这些文臣充实到各个岗位之上，一方面提振了文臣管理社会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对于社会整体道德的形成，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样一来，由“文治”为主的社会治理方式，引来了非常符合宋太祖赵匡胤所追求目标的结果，那就是“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食浊（贪婪污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更进一步说，一种全新的社会道德、心理模式形成了，即“其时人心，静弱而不雄强，向内收敛而不向外扩发，喜深微而不喜广阔”（缪钺《论宋诗》）^[36]。文臣在政治地位的提高上，是广为人知的常识性问题，但文臣在物质利益获取上的独特之处，就不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了。据历史学家考证，在宋太祖赵匡胤执政时期，文臣的物质待遇给予了较大幅度的提高。龚延明在其编著的《宋代官制辞典》里面这样说：“宋初俸禄，沿袭五代之制。‘士大夫俸入甚微（宋人有在驿舍题诗曰：“三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37]），薄、尉月给三贯五百七十而已，县令不满十千，而三分之二又复折支茶、盐、酒等，所入能几何？所幸物价甚廉，粗给妻孥，未经冻馁，然艰窘甚矣。’唯其如此，‘责以廉隅，斯亦难矣。’（《燕翼诒谋录》卷2、《宋史·职官志》11《俸禄》）宋太祖思有所改革，遂下省官益俸诏，‘自是以来，禄秩每从优厚。’（《合璧后集》卷6《俸禄·古今源流》）于是乾德四年（公元966年），有州相官《复置俸户诏》、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有《幕职官置俸户诏》，将州县幕职官月俸摊给俸户，每一贯俸钱，由二俸户逐月各输500文，以此类推，从而保证亲民官之禄足以代耕，‘既责其清节，宜示以优厚。’（《宋大诏令集》卷178《复置俸户诏》《幕职官置俸户诏》）太宗继续执行‘益俸’政策，取消文武官折支俸钱扣除20%的比例，以100%‘实价’支付；幕职州县官月俸由三分之二折色改为现钱与折色对半；京官三十个月满任后继续给俸；致仕官始给半俸等等（《宋史·职官志》11《俸禄》、《宋大诏令集》卷178《俸赐》《石林燕语》卷5）。至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制定内侍官月俸，自黄门一贯半至东西头供奉官七贯半五等。五年，制定文武职官月俸自三师三公120贯至侍禁4贯22等（《宋会要·职官》57之27、《宋大诏令集》卷178《定百官俸诏》）。大中祥符定百官俸，是一次全国性的增加俸料钱，如三师、三公、东宫三师、仆射各增20贯，三司使、御使大夫、六尚书、御史中丞、两省侍郎、太常、宗正卿、内客省使、诸卫上将军各增10贯，朝官、诸司使、副各增3千，京官、大使臣各增2千，横班诸司各增5千，小使臣增1500文或1千（《宋史·职官志》11《俸禄》）。至宋仁宗，即将历朝尤其是乾兴以来增俸‘更革’固定下来，编著《嘉佑禄令》，确定了自节度使400千、宰相300千至岳渎庙令10千、郢纣内品0.3千共41等的禄制（《宋会要·职官》57之1、2、3、4《俸禄》）。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十月一日，由三司使张方平等新编《嘉佑禄令》颁行（《长编》卷186甲辰朔），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禄制史上的重要转折，它正式地完成了由唐以前按官品定俸禄向按本官定俸禄的转变，俸禄并确定按现钱为核心、辅以衣物、禄粟等实物及职田的新型支付方式。”^[38]

在如上的引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文臣在无需冒着生死危险的岗位上，就可以得到相当可观的物质待遇，加上政治地位的空前提高，尤其是广大下层文人，通过科举考试，在公平竞争面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价值目标，使宋代的政治带有明显的平民政治特色，这在中国古代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无法比拟的。平民政治不能简单地视为下层人的具体个体得到了价值的充分认可，而是我国古代整体族类得到的自身价值提升。这种“整体族类得到的自身价值提升”，使宋代成了封建社会时期难以超越的光辉靓丽阶段，而这个“光辉靓丽阶段”的开创者，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其步入的第一个脚印，就是以“文治为主”的社会治理策略的确立。

广开言路，集众人智慧管理一切事务是“文治为主”的又一个表现。“广开言路，集众人智”尤其表现出对文士的青睐，这就是宋太祖赵匡胤著名的“勒石三戒”英明之举。由于在秘密的状态之下进行，所以“勒石三戒”的具体内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没有公布于众，不为众人所知也就成了自然之理。下面还是让我们重新温习一下陆游在《避暑漫抄》一书当中对此“勒石三戒”事件前后的详细记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的第三年，当是的年号为建隆，即公元962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之，余皆立庭中，黄门验检启钥先入焚香，明烛，揭幔，亟走出阶下，不敢仰视。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玩。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知’云云。”（陆游《避暑漫抄》录于《秘史》）^[39]

对于陆游的如上记载，我们应该在如下几个方面引起足够注意：第一，“三戒”告知的执行对象是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对皇帝的警戒意味十分明显。第二，除了“柴氏子孙”是直接的受益者，“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即是第二个受益的群体，这里所说的“受益”，除了能够得到自身的安全保障，更为重要的是，自身智慧价值得到被尊重的满足，从而为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万世开太平”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士人理想，提供了全方位保障，这应该是全部人类所得到的幸福收获，因此这一点是“三戒”当中最有价值的一条，也是体现以文德治国为主精神的核心，因此具有“宪法”的根本指导作用。第三，除了从“三戒”当中能够看出的重要意蕴，还可以从“虽腹心大臣，如赵韩王、王魏公、富郑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马温公、吕许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出其中存在着漏洞，即未必是“亦不知也”。有一个事实可以确信王安石对“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圣旨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苏轼受到“乌台诗案”冤枉后，面临着死刑的威胁，成为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因此“仁宗妻曹太后、退职宰相张方平和范镇等元老忠臣纷纷出来营救，连变法派中的章惇也为他说情，最后还是退职的王安石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场轰动一时的诗案就以王安石这样‘一言而决’，从轻发落（周紫芝《诗谳》）”^[40]。王安石所发“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是否为对“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圣旨的领会？应该有这样的推测，“密镌一碑”之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的“誓碑”事实当为确有其事，对于“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这样的人来说，确实是保持了高度的秘密，而对于广大的执政阶层来说，“三戒”的内容，未必是任何人都全然不知的，所举王安石的例子就是明显证据。

就广开言路而言，必须以不杀上书言事人作为前提，这是一般人都会明白的道理。宋太祖赵匡胤就此有过类似的诏书，应该是在朝廷里面供职的人都知道的事情。据史书记载，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二月甲午，诏：‘自今百官每五日内殿起居，以次转对，指陈时政得失。事关急切者，许不时上章，无以触讳为惧。’”（《宋史纪事本末》卷7）^[41]这个诏书在广大“百官”当中，如果没有进行广泛宣传，那就可以认定有关方面具有不履行皇帝圣旨的嫌疑了。根据这个事实，可以断定，人们对“密镌一碑”的事实以及“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漏泄”的“誓碑”具体内容也许不知，但对于宋太祖赵匡胤宽宥文人士大夫大胆上书言事的胸怀来说，是完全知道的。

宋太祖赵匡胤“勒石三戒”的英明举错，成为以“文治为主”政治措施的典型标志，是帝王善政的美谈，所以在宋代以至于后代都是广为人知的大事。明代人王夫之在其著作《宋论》当中也有记载，其具体表述是：“太祖勒石，锁至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德之盛者，求诸己而已。舍己而求诸人，名愈正，义愈升，令愈繁，刑将愈起；如彼者，不谓之凉德也不能。求民之利而兴之，求民之害而除之，取所谓善而督民从之，取所谓不善而禁民蹈之，皆求诸人也；驳儒之所务，申、韩之所敝帚也。”（王夫之《宋论》）^[42]

王夫之是著名的学者与历史学家，对于历史事实的记载，不会随意下笔。从上述所记宋太祖赵匡胤“勒石三戒”事件来看，比之于陆游所记，很明显简略了许多，更为重要的是，对“三戒”的内容有所改动，成为同一个话题的另外一种版本。这当中除了“不加农田之赋”是对“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夺胎换骨之外，其余“二戒”基本上保持了陆游所记的原貌。这个说清楚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王夫之为此极力赞叹宋太祖赵匡胤的“勒石三戒”为治理国家的“盛德”，表现出非同一般的进步历史观，是良史的具体表现。顺理成章的是，体现“文治为主”的“不杀士大夫”圣旨，无疑是“盛德”的必不可少内容。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勒石三戒”的同时，自己本身是执行“三戒”的模范，其余不说，单就“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而言，可以举出一例来显示其“盛德”所在：

上生于洛阳，乐其风土，尝有迁都之意。始议西幸，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曰：“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乘间言曰：“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见其便。”上亦弗从。晋王（赵光义）又从容言曰：“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晋王赵光义）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他，欲据山河之胜（《续资治通鉴》写为‘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王（晋王赵光义）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晋王赵光义）出，上顾左右曰：“晋王（赵光义）之言固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3]

上述是一幕典型的“逆命而利君”之忠臣谏主的历史活话剧，若非宋太祖赵匡胤的虚怀若谷、从容纳谏的胸怀以及“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成命在先（上述忠臣谏主事件发生在开宝九年），带有浓重“切谏”意味的“在德不在险”等一系列劝谏的话，足以能够激起听者的极度恼怒，出乎意料的是，却迎来了“今姑从之”的以外收获。群臣能够在宋太祖赵匡胤面前开诚布公地历尽忠言，恐怕与内心里面深知“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圣旨的大义是有关系的。

王夫之对“勒石三戒”当中的“第二戒”，即“不得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无疑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热情，所以在《宋论》一书当中，再一次就宋太祖赵匡胤“不杀士大夫”的问题，表现出了无比崇拜之情：“自宋太祖勒石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而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语曰‘周之士贵’，士自贵也。宋之初兴，岂有自贵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贱者感其护惜之情乎？”（王夫之《宋论》）^[44]

“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是王夫之在广泛关注南北两宋文臣命运的基础上，所发表的著名言论，因而是权威性的概括。王夫之所看到的，并非是宋太祖赵匡胤简单地对文臣的“护惜之情”，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一种新型执政模式的举措。这种举措的进步性在于，一反封建帝王视人命为草芥的粗暴与残忍，能够与不同政见者（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和谐相处，还能够充分吸纳他们的智慧，共同塑造除了不同以往的政治生态形象，进入了政治文明的跨越阶段，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文臣的价值得到空前认可的进步时期。有权威人士因此认为：“中国古代贡献很多，宋代是高峰”^[45]。法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r）对宋代作出过这样的评价：

与前朝相比，11世纪到12世纪的宋代，在政治、社会生活或文化生活中，没有一个方面不是显示出了发生根本变化的迹象。这不是简单的数量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规模扩大、海内外贸易的发展，而是性质上的改变。与还处在半中世纪状态的贵族体系的唐皇朝的情况相比，宋代的政治运作方式、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市与农村的关系和经济模式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已经诞生，已经具备了近代中国的基本特征。^[46]

如上所论毫无不妥之处，只是最末尾的“已经具备了近代中国的基本特征”判断，稍微表现出了不到位的不足。这是因为，如果透过宋代的全面去观察，岂止是“已经具备了近代中国的基本特征”，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新纪元，正是如此，所以海外学者才将宋代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须知，这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都是在宋太祖赵匡胤所开创广泛尊重人所具有价值的执政理念与执政实践支撑之下，所迎来的巨大收获。

第二，军事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宋太祖赵匡胤在黄袍加身的前后，由于左右随从的周密策划，一场“翰林学士承旨新平陶谷，袖中出周帝禅诏”的政治喜剧，在没有花费多久的时间之内，就以“宣徽使高唐昝居润，引匡胤就龙墀北面拜受。宰相掖升崇元殿（搀扶着赵匡胤登上崇元殿），服衮冕，即皇帝位。群臣拜贺”的结局迅速收场。如此轻而易举的改朝换代，在中国古代确实是不可多见的著名事实。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身兼饱读诗书与“以神武定天下”于一体的英明帝王领袖，在登基之后，首先考虑的问题是，要保证国家能够长治久安，以便为整个人类造福。这就决定了至少有两件事情不可能不去思考。一件事情是晚唐五代以及古代长期混乱局面生成的原因，另一件事情是自身成功登上帝王宝座的原因。经过思考，最后得出的结论如出一辙，即两件事情形成的原因，均为武人跋扈所致。而武人跋扈的直接原因是，军事管理制度上的不合时宜。宋太祖赵匡胤顺应潮流而动，于是就做出了军事管理制度的重大改革决定。这里需要首先说明的是，以“文治为主”社会治理措施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抑武”，所以为史家所说“重文轻武”的判断，实在有其不可原谅的瑕疵。应该说以“文治为主”的国策制定，对于“重文轻武”来说，“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北宋建都于四战之区的开封，建国之初则为了削平十国割据的残局，其后则北方的劲敌契丹和继起于西北地区的西夏，无一不需要用武力去对付。所以，从北宋政权一开始就注定了‘国倚兵而立’（宋人语）的局势，如何能够制定轻武的政策呢？既不能轻武，而宋太祖本人就是以掌握军权而夺取了政权的，深知高级将帅的篡夺之祸必须加以防范，因而一方面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使得‘将在外’也必须严尊君命；另一方面又把文臣的地位摆在同等级的武臣之上，藉使其能够发生牵制的作用”（邓广铭语）^[47]。邓广铭先生是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他的每一判断的推出，都不是随便而发，均以详实可考的历史事实作为依据。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地说，宋代的“轻武”实际上是军事管理制度的改革，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更进一步有效地防范武人作乱，以便巩固来之不易的社会安定秩序。如下两条材料记录的就是军事管理制度改革的具体表现：

自唐天宝后，历肃、代，藩镇遂不服制，以及五代之乱。太祖即位，罢藩权，择文臣使治州郡，至今百余年，生民受赐。每一诏下，虽拥重兵，临大众，莫不即时听命。（《宋朝事实》）^[48]

初任命文臣知州事（主持各州军政事务）。帝惩五代藩镇强盛之弊。时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藩镇）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9]

如上是对“太祖即位”后，将文臣作用的发挥，提高到防范武臣作乱高度的描述。在这个描述里面，将宋太祖赵匡胤所采取的军事管理制度改革措施，给予了不留余地的坦诚披露。可以肯定的是，宋太祖赵匡胤所赋予文臣如上作用的发挥，主要针对晚唐五代“藩镇遂不服制”的弊端而来，而且基本上成了两宋近三百二十年军事管理制度的定准。这个定准对于有效防范武人边将挑起内乱，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国内从事生产、经济、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繁荣也具有积极的保护与促进作用。

与“任命文臣知州事”外部军事管理制度同步进行的改革，是对军事组织内部的改革。内部改革是就将帅士卒之间形成的结构，进行重新安排的改革。通过“重新安排”，可以有效地拆散将帅士卒之间，在长期的相处过程当中，形成的亲密友善关系以及为共同利益凝聚成的战斗力。这个改革是针对往日将帅可以直接在所属部下的拥戴之下，形成与朝廷对抗力量弊端所进行的有效割除。这种改革的触发点，与宋太祖赵匡胤“被迫”黄袍加身的经历，不能不说没有任何关系。如上改革的具体方法，同样可以看到具体文献记载：

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简其骁勇者升为上将军，而命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召募教习，俟其精炼，即送阙下。由是犷悍之士皆隶禁籍矣。又惩唐以来藩镇之弊，立更戍法，分遣劲旅戍守边城，使往来道路，均劳逸。自是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皆赵普之谋也。（《续资治通鉴》卷1）^[50]

如上“诏”发布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六月底，离宋太祖赵匡胤即皇帝位仅仅半年的时间。可以看出，军事管理制度的内部改革，对于宋太祖赵匡胤来说，是一刻也没有等待的重要问题。从上述改革的目标来看，“将不得专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骄惰”是其根本任务。通过一系列有步骤的“重新安排”，加上“更戍法”的施行，皇帝自家拥有军队发生类似于宋太祖赵匡胤“被迫”黄袍加身的政变，几乎上成为不可能再一次发生的事实。所以，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军事管理制度内部改革的目标，可谓如期而至了。

解除著名将领的兵权，也属于军事管理制度内部改革的目标之一，这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内心里面，是早就有所准备的预谋。于是在上述改革进行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带着改革目标依然没有达到预期的心事，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以试探的口气向赵普提出了如下问题：“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何如？”赵普与宋太祖赵匡胤是长期结成的生死之交，赵普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刻了解。所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赵普必然会推出富有“知人”内涵的话语。赵普这样说：“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粮，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在赵普的回答里面，固然包含着“稍夺”为宋太祖赵匡胤登上皇帝宝座做出突出贡献者手中所拥有的“其权”。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内心当中，又何尝不是作如此想呢？只是在赵普面前，宋太祖赵匡胤又多此一举地表现出了不肯猜忌故交的“诚恳”而已。因此在得到赵普“熟观其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的“劝谏”之后，“帝悟”就变得不会脸红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谋算得到赵普的支持以后，“杯酒释兵权”就成了改革军事管理制度必然要付诸实施的举措。解除兵权的主要对象只是对于那些“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万一军伍作孽，彼亦不得自由耳”的人而言，还有一些则是“方镇太重”者。而对于那些不构成眼前威胁的武人来说，不仅不剥夺其军权，在保证对中央集权效忠的前提下，或者是具有文人素质兼武人素质为一体且“能干事”“公勤不懈”的人员，还要采取多种方式给予恩遇、培养、培训、提高待遇。有关给予上述人员恩遇的事例，可以看如下一则材料：

初，上问宰相赵普曰：“儒臣有武干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对。乃徙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于是召见。面试射，且问：“能擐甲否？”仲甫曰：“臣在郭崇幕府，屡从征讨，固尝被介胄矣。”上曰：“汝见王明乎？朕已用为刺史。汝颇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当为牧伯矣。”仲甫顿首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1]

有关辛仲甫得到宋太祖赵匡胤恩遇的事实，更为详细的经过，还可以看如下记载：

太祖问韩王：“儒臣中有材勇兼济人（武勇兼济者），何人？”赵以辛仲甫为对，曰：“仲甫材勇有文，须（顷）从事于郭崇，教其射法。后崇反师之。瞻辩宏博，纵横可用。”遂召见。时太祖方以武臣勘定寰宇，更不暇他试，便令武库以乌漆新劲弓令射，仲甫轻挽即圆，破的而中，又取坚铠，令擐之，若被单衣。太祖称爱。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至陛下于尧舜之上。臣虽遇昌时，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上慰曰：“果有奇节，用卿不晚。”^[52]

辛仲甫当场得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重用，以后还得到了更一步的升迁。具体表现是，在雍熙（公元984年）年间 “参大政”“为起居舍人，使契丹”，最终官至参知政事等等都是后话，是不必详细追问的问题。而对于辛仲甫这样的人来说，可谓宋太祖赵匡胤心目当中用人的“偶像”（因为这种人所具有的文韬武功与自己非常接近，如宋太祖赵匡胤“学骑射，辄出人上”与辛仲甫“轻挽即圆，破的而中，又取坚铠，令擐之，若被单衣”的武功相似，“性好艺文”的爱好与强调“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为治之道也”的内心世界与辛仲甫“本学先王之道，愿至陛下于尧舜之上”的理想相似），是必须引起我们重视的事实。正因为如此，所以在被召见之后，经过面试，便立即给予了重任。宋太祖赵匡胤在事后不久，得意地对赵普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53]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收回兵权的方式，使自己成了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拥有调兵遣将的指挥权和招募、训练、管理军队等诸多最高权力。只靠皇帝一人管理庞大的军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宋太祖赵匡胤又是一个深深懂得管理学的英明领袖，所以通过建立与改革相应的统兵机构来进行军事管理制度改革就成了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宋太祖赵匡胤设置的中央最高军事管理机构是枢密院与三衙。枢密院是全面负责管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与宋前相比，枢密院的地位有了大幅度提高，到了与中书平等的位置，这不能不说是重视军事管理的表现。需要说明的是，枢密院在具有调动兵马权力的同时，又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然后将命令下达到殿前司，方可调动军队，这说明宋太祖赵匡胤的最高统帅权力，具有明显节制枢密院的作用。为了节制的便利，枢密院的最高长官一般都由学识丰厚的文职官员担任，这成为改革的鲜明标志。三衙指殿前都指挥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是宋代中央禁军（中央的正规军、皇帝的卫兵）最高指挥机构，又称为三司（不同于北宋时期最高财政机构的三司）、三牙、三军。三衙互不统属，各自直接隶属于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因为曾经担任过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这个官职的地位高于各都指挥使，统领殿前司禁军），将北宋仅有的一位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太祖即位，延钊方握重兵屯真定，帝遣使谕旨，许以便宜从事。延钊与韩令坤率所部兵按治边境。以镇静闻，太祖嘉之，加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而品。”“延钊与太祖友善，显德末，太祖任殿前都点检，延钊为副，常兄事延钊；及即位，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 ［《宋史·穆容延钊传》卷251］^[54]），于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三月二十九日罢免，转任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自此以后，殿前都点检这个重要禁军管理职务没有再提拔过任何人（穆容延钊的事迹还见载于《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卷114）^[55]，宋太祖赵匡胤废除殿前都点检职务举措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6]随着石守信等人兵权的解除，殿前副都点检的职务也没有提拔过任何人，这就是禁军“各自直接隶属于皇帝”的开始。人们不禁要问，交情如此，依然要剥夺其军权，过多解读者，无非要归结于宋太祖赵匡胤为人的多疑上。这种判断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实际上这是与时俱进的军事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与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完全一样。这个改革更进一步加强了宋太祖赵匡胤对军队控制的权力，这样牢牢控制中央禁军指挥的权力，其目的不能仅仅视为出于个人安危考虑，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为了在微观上防范军人出现内乱，以便为削平天下做好内应准备。可想而知的是，对于一个刚刚建立于天下混乱不堪环境当中的新型王朝，没有高度统一的军事管理制度，就无法形成具有高度战斗力的军事集团，要想削平各种颇有实力的割据势力，是难以想象的。

关于宋太祖赵匡胤收回兵权的用意，是广为人知的常理，其中并不存在过多的私人用心。这可从吕中的一段中肯分析当中得到明确佐证：“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镇之专地也；干戈之所以交争互战者，方镇之专兵也；民之所以苦于赋繁役重者，方镇之专利也；民之所以苦于刑苛法峻者，方镇之专杀也；朝廷命令不得行于天下者，方镇之继袭也。太祖与赵普长虑却顾，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于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朝廷以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宋史纪事本末》卷2）^[57]吕中为南宋人，《宋史》无传，生平事迹多不为人知，但有《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可以想见是一位熟知历史的历史学家。这说明吕中对历史事迹的判断，有其深刻的历史观念，所以从上述对宋太祖赵匡胤收回方镇兵权，“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又置运使，置通判，皆所以渐收其权”的深刻分析，表现出的真知灼见，当是以理服人的判断，从而为人们解开宋太祖赵匡胤大力进行军事管理制度改革的用意，提供了得力旁证。

宋太祖赵匡胤的军事管理制度改革，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由此开启了宋人重视军事管理的意识，影响所及，在宋仁宗赵祯时期出现了《武经总要》这样的军事学著作，其书前集20卷详细记载了宋代的军事制度，包括选将用兵、教育培训、部队编制、行军宿营、古今阵法、通信侦查、城池攻防、火攻水战、武器装备等问题。还有下集若干卷，这里不去介绍。这样一部话语流量丰富的军事学著作，竟然是出于文臣天章阁待制曾公亮与工部侍郎参知政事丁度之手，可以想见文臣被重视带来的军事学研究繁荣效应。而文臣得到广泛重视，是宋太祖赵匡胤改革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之一。(https://www.xing528.com)

第三，高度重视发展经济的新时代。宋朝是中国古代工商业和城市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之一。与宋王朝以后的几个封建王朝相比，固然是不可成立的话题，与宋王朝前面的封建王朝相比，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宋王朝确实处于最为发达的状态。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之外，人为的努力对于加快经济发展的进程，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宋太祖赵匡胤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皇帝，在位的时间不算太长（公元960—976年，共17年）。在位期间的主要任务集中于统一天下的事业上，没有更多的精力从事经济建设。虽然如此，在建国伊始，就为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以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需求奠定了基本方针。至少从如下三个方面能够看出宋太祖赵匡胤为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定下了主体基调。其一是在《太祖即位赦天下制》所云“及物推恩，宜周于华夏”的许诺里面所包含的发展经济意味。其二是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时所云“择便好田宅市之，使子孙无贫乏”与“多至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里面包含的发展经济意味。其三是宋太祖赵匡胤几次下诏书涨官俸的具体行动。下面对如上具有明显发展经济意味的圣旨与“涨官俸”的具体行动当中所包含的发展经济意味进行逐一分析。

“及物推恩，宜周于华夏”的重点是“及物推恩”的涵义。在这四个字里面，所要表明的意思是，要使举国上下的人民得到新型王朝所带来的物质利益享受与精神利益享受，即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是两个文明一起抓，不能出现一手软与一手硬的偏颇。“及物”就是加强物质文明建设，是发展经济的进军号角。历代封建帝王基本上都以自身的物质享受作为追求目标，而对于全体人民的物质享受追求，只是作为粉饰现实的作秀。相对比来说，“宜周于华夏”的经济建设纲领，就具有提高全体人民享受物质利益的进步性了。有确切的事实证明，宋太祖赵匡胤在推动造船业的发展上，起到了令全民享受造船福利的作用。“建隆二年正月，宋太祖亲至造船务观习水战，显示出了宋廷对造船的重视。”^[58]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幸造船务观习水战”行动的影响之下，造船业经济得以大力发展。于是就出现了官营造船与民营造船的繁荣局面。有学者考证发现，宋代“官营作坊打造战船、漕船等，民营作坊打造商船、游船。两浙的明（今浙江宁波）、温、台（今浙江临海）、婺（今浙江金华）等州，江西的虔（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荆湖的潭（今湖南长沙）、鼎（今湖南常德）等州，陕西的凤翔府斜谷（今陕西眉县西南）等地，都成为造船业的中心。福建沿海4个州郡都生产海船，海船质量居全国首位。长江两岸交通要冲还设专门修船的场所。”由于造船产业的高度发达，导致了造船技术的大力提高，以至于造出了科技含量颇高的船只。“内河航运出现了‘万石船’”就是科技含量高的标志，还有海船的制造更能适合乘风破浪的规律，“船形下侧如刃，便于破浪，船上设计齐全，包括抛泊、驾驶、起碇、转帆和测深等方面。还设置了隔离舱，使用了称为‘转轴’的桅杆，从而增强了战胜逆风恶浪的能力。这种海船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外商人所乘用的海船很多为宋人所造。北宋末年出使高丽用的一种大海船称‘神舟’，其高长阔大，什物器用及所载人数都相当于‘客舟’的3倍。当时出现三四十车的大船。车船航行快速，但不能用于航海。后来又发展了车桨并用，并可随时装卸的新技术。造船业的发达，促使远洋航行技术不断进步。”^[59]虽然很难看到宋太祖赵匡胤有关造船业发展规划的诏书，但是在宋代经济发展史上确实出现了繁荣局面，而且在“幸造船务观习水战”之后，这就会使我们想到，皇帝的每一个细小行动，哪怕是无意识的行动，而视察造船顺便观看水战，绝对不是出于无意识的消遣行动，诸如此类都会产生拉动社会经济的巨大效应。

与“幸造船务观习水战”引来了造船业高度发达经济效果相同的行动，还可以看到史书的确切记载：

（建隆二年-公元961）己酉（十四日），上御明德门观灯，宴从臣，江南、吴越使皆与焉。楼前设灯山火树，露台张乐，陈百戏。外国客各献本国歌舞，遂赐以酒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

上述是关于宋太祖赵匡胤于正月十四日夜间观灯的记载。根据记载的全部文字来看，场面布置以及参与者的众多，应该是各方面的有意识准备。理所当然的是，宋太祖赵匡胤亲自赴现场“观灯”，也是有目的光临的。正是因为如此，宋太祖赵匡胤在“乾德三年（公元694年）四月十三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宋会要辑稿·食货》六十七）^[61]宋太祖赵匡胤的这个诏书，突破了宋代以前京师夜市禁止开放的陈规旧制，其目的是明确的，与“明德门观灯”有着同样的打算，无疑是在有意识地推动经济的发展。宋太祖赵匡胤在乾德五年（公元967年），还对“观灯”拉动经济的发展有着浓厚兴趣，下诏书说：“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燕翼贻谋录》卷3）^[62]（《宋大诏令集·十七十八夜张灯诏》卷144）^[63]

在这以后，上元观灯成为五夜时长，基本上在两宋成为惯例。“在两宋成为惯例”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可以拿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七《五夜放灯》为证：“‘帝城五夜宴游歇，残灯外，看残月。都人犹在醉乡中，听更漏初彻。行乐已成闲话说，如春梦，觉时节。大家重约探春行，问甚花先发。’李驸马正月十九日所撰《滴滴金》词也。京师上元，国初放灯止三夕。时钱氏纳士，进钱卖两夜。其后十七、十八两夜灯，因钱氏而添，故词云五夜。”由于元宵夜观灯时间的延长，在实际上等于拉动了相关产业经济的大力发展，因此在两宋时期，由宋太祖赵匡胤亲自参与和下诏书促动的元宵夜观灯成了长盛不衰的经济增长点。有学者对南北两宋的元宵夜观灯活动以及由此生成的经济状况做过比较详细的描述，为了增加论述的说服力，此处将长段原文摘录如下，以便供观览：

无论是北宋汴京或是南宋行都临安，或在皇宫御楼前，或在府衙前，搭起山林形状，张灯结彩，宛如“灯山”；点燃之后，万灯齐明，“金碧相射，锦绣光辉”，尉为新奇壮观。彩灯还彩绘文殊、普贤的故事，菩萨的手臂能活动自如，手指间不断流出水五道，飞流直下，喷珠溅玉，状如瀑布。这可算我国最早的人工喷泉技术。还有一条火龙灯，用草缚成巨龙，用青步为罩，在草龙上插灯数万盏，点燃之后，就成为一条蜿蜒如飞的火龙。在宫城门楼上还挂一个一丈方圆的球灯，内燃蜡烛，粗如木椽（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此外，在灯棚上还拼成“皇帝万岁”四字（周密《武林旧事》卷二《元夕》）。在“灯山”之前有露台，百戏呈演，动人心弦。皇帝在城楼上与近臣欣赏，百姓在台下观看。在皇宫前形成观灯高潮。

皇宫内也举行闹灯活动，南宋大内的复古、膺服、清燕、明华等四殿，悬灯结彩，热闹非凡。

元宵节灯品繁多，式样多变，真是琳琅满目。据《西湖老人繁盛录》载：南宋行都杭州“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

灯品极多，以“苏灯”（苏州出产）为最，圈片大者，径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羽毛，种种奇妙，令人佩服。福州所进贡的灯品，纯用白玉，晃耀夺目，如清水玉壶，爽彻心目。新安（今属安徽省）灯，所贡“益奇，虽圈骨悉皆琉璃所为，号无骨灯。”（周密《乾淳岁时记》）

元宵灯品，极其新巧，怪怪奇奇，无所不有，其中上等灯品有：

珠子灯，以五色珠为网，下垂流苏，灯上画有故事、人物；

无骨灯，用绢囊贮粟为胎，烧制后去粟而成琉璃球，彩绘动物花卉；

羊皮灯，镂刻精巧，五色状染，如影戏；

万眼罗灯，在罗上剪镂百花，灯点后放出万道金光，人称万眼罗灯（《范石湖集》卷26，《咏吴中二灯·万眼罗》）；

走马灯，灯上彩绘人物故事，奇花异兽，旋转如飞。

不少灯上还有灯谜，供人射猜。如元宵灯球谜：“我有红圆子，治赤白带下，每服三五丸，临夜茶酒下。”又如日字谜：“画时圆，写时方，寒时短，热时长。”（《齐东野语》卷20，《隐语》）等等。

除京城以外，各州县也都举行灯节庆贺，大都在州县衙门之前，张灯结彩，观灯五夜。据说有个田登作州官时，不许他人提他名讳，因“登”与“灯”同音，全州人只好改“灯”为“火”。到了元宵节放灯时，州吏在布告中也不敢写放灯，在布告上只好写“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由此而来。（《老学庵笔记》卷5，《田登作郡》）

《晁氏客话》也记述蔡君谟（襄）任福州时，元宵节来临，命令每家须点灯七盏，当时有人作了一盏大灯笼，直径丈余，并题诗一首：“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诗见谢肇制《五杂俎》卷二）

外郡观灯以苏州、成都、温州等地为热闹。《岁时杂记》载：“灯夕，外郡唯杭、苏、温，华侈尤甚，自非贫人，家家设灯。有极精致者，浙西（路）大率以琉璃灯为主，苏州卖药朱家灯烛之盛，号天下第一。以琉璃肖物之形，如牡丹、莲花、曼陀罗；又盆中莲荷、车舆、瓶钵、屏风、帐幔、柱衣、佛塔、转藏、鬼子母等像，皆以琉璃为之；亦用云母石为灯，及绘楮等，品类繁夥，而皆琉璃掩其名焉。”

成都府灯山或过于阙（皇宫）前，上为飞桥山亭，太守以次，止三人数，历诸亭榭、各数盃乃下，从僚属饮棚前，如京师棘盆处，缉本为垣，其中旋植花卉；旧日捕山禽杂兽满其中，后止图刻土木为之。蜀人性不兢，以次登垣，旋游观览。（陈元靓《岁时广记》卷十）

寺院观灯也十分热闹。汴京相国寺也搭乐棚，诸军作乐，两廊有诗牌灯，云：“天碧银河欲下来，月华如水照楼台。”……资圣阁前安顿佛牙，设以水灯……其余宫观寺院，皆放百姓烧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六）^[64]

上述仅仅是以管窥豹而已，通过采用引述他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来说明宋太祖赵匡胤以诏书的形式与实际参与的方式来拉动经济发展的实际事例。宋代以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时期的经济发展都是一个庞大的话题，这里不可能一一叙述，此处只做投石问路而已。在宋太祖赵匡胤的精心努力之下，宋代经济的发展着实有了高度发展，这可以从宋人所著文献当中，找到确切记载，下面录下《东京梦华录》一书的序言可以看见一斑：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欢，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日，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同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奢侈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亭。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鼐。^[65]

宋词当中能够反映宋代经济得以空前发展的著名篇目，要数柳永的《望海潮》，其词如此写当时杭州的经济繁华情景：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望海潮》）

柳永的《望海潮》词是忠实的太平盛世赞歌，将“承平气象，形容曲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其中充满了对经济高度发展的由衷佩服。知柳永的这种内在情怀者，在柳永在世的时候，就不乏大有其人。其中范镇（翰林学士）是柳永的“同年”，可以看后人转录范镇对柳永的真心评价：“范蜀公（镇）少与柳耆卿同年，爱其才美，闻作乐章，叹曰：‘缪其用心。’谢学之后，亲旧间盛唱柳词，复叹曰：‘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宦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如上表述当中所提到的“仁庙四十二年太平，吾身为史宦二十年，不能赞述，而耆卿能尽形容之”，所含指的词作就包括柳永上述的《望海潮》在内。

相对比柳永的《望海潮》来看，如下一首诗同样是赞美元宵节盛况的文本，但语言表达的体量明显小了许多，看诗如下：

烧灯城市又新年，碧月楼台万管弦。独有广文穷相眼，一篝灯火照残编。（林季谦《元夕》）

林季谦不是宋代著名的诗人，但如上诗却可以证实宋代“烧灯”经济规模的繁荣景象。如果去掉“独有广文穷相眼，一篝灯火照残编”两句独看“烧灯城市又新年，碧月楼台万管弦”两句，其中充满的歌颂欢快情调完全可以与柳永的《望海潮》合看。

之所以说元宵节五夜烧灯形成了规模经济效应，我们除了看到宋太祖赵匡胤以皇帝的身份，亲自加以引领之外，还将元宵节的一系列活动当成国家的制度加以完善。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继宋太祖赵匡胤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在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把“燃灯五夜著为令”（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下《上元放灯》），从此以后，东京于上元时节（元宵节）“燃灯五夜”成了具有代表国家意志意味的制度。在这个制度的促使之下，围绕着元宵节的经济得以大力发展，就成了不用寻找根据的必然趋势。

宋太祖赵匡胤在位期间，不止一次为全国上下的各级官员与公务人员涨过薪水。能够找到宋太祖赵匡胤有关涨薪水的诏令有两件，即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分别下《复置俸户诏》《幕职官置俸户诏》，这说明将增加薪水纳入国家的法定程序。为了查看的清晰，下面将两件诏令的全文录下，以便观览：

州县之职，民政是亲。自来所请料钱，多是折以他物，既将货易，未免扰人。岂唯伤廉，抑亦犯禁。且民为邦本，禄以代耕。俸给苟或不充，官吏何以知劝？应天下令禄薄尉判司等，宜准汉乾祐三年敕，复于中等无色役人户内置俸户。据本处所请料钱，折支物色。每一贯文给与两户货卖，逐户每月输钱五百文。除二税外，与免余役。其所支物色，每岁委官随蚕盐一并给付。如州县阙正员，差人承摄者准此。（《宋大诏令集·复置俸户诏》卷178，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七月丁亥）。

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所以渔夺小利，蠹耗下民，繇此而作矣。既责其清节，宜示以优恩，自今诸道州幕职官，并依州县官例置俸户。（《宋大诏令集·幕职官置俸户诏》卷178，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一月）。^[66]

除上述外，《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有与上述大致相同的诏令（开宝四年十一月庚申），录下以便观览：

庚申，诏：“节、察、防、团、军事判官推官，军判官等，并依州县官例，给回易料钱俸户。节度、防、团副使权知州事，节度掌书记自朝廷除授及判别厅公事者，亦给之。副使非知州，掌书记奏授而不釐务者，悉如故，给予折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7]

在《宋史纪事本末》一书当中，也有增加薪水的诏令，录下以便观览：

三年（庚午，公元970年）秋七月己巳，诏曰：“吏员猥多，难以求治，俸禄鲜薄，未可责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诸州县宜以户为率，差减其员，旧俸月增给五千。”（《宋史纪事本末》卷7）^[68]

以上几件诏令看上去似乎给特定对象涨薪水，但几乎有完全相同的个别语句表述，那就是：“俸给苟或不充，官吏何以知劝？”（《复置俸户诏》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七月丁亥）“吏不廉则政治削，禄不充则饥寒迫。”（《幕职官置俸户诏》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十一月）“俸禄鲜薄，未可责廉。”（《宋史纪事本末》）如上几句颇有力度的概括，都暗示着一个道理，必须在特定的条件下，为广大公职人员增长薪水，否则“廉”“劝”“政治”等等一切善政都无从谈起。由此可以看出，为广大公职人员涨薪水，在宋太祖赵匡胤的心目当中，不仅仅是解决“禄不充则饥寒迫”的表层问题，更重要的实质是，能否确保国家“建久长之计”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注定了在这样一位英明君主的执政期间，一定要使广大为朝廷效力的人员，在享受到政治荣誉的同时，还要享受到物质福利的待遇。这个逻辑推论为宋太祖赵匡胤增加薪水找到了学理的合逻辑性，加上如上几件诏令，就足以推定增加薪水的必然性了。而事实上，宋太祖赵匡胤在执政期间，也确实有过实际的增加薪水举措，这在引述龚延明所编著的《宋代官制辞典》里面，已经有过举证，这里不再重述。

宋太祖赵匡胤在“杯酒释兵权”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各种版本所记略有字眼上的不同，这里不去一一厘正）（《续资治通鉴》卷2）^[69]由于如上话语表述具有不可抗拒的震撼力，加上话语表述当中包含着对人性勘破的深度哲理，成了广为人知的不刊圣旨，各种官方文书以及私人笔记，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广泛记载，因此成了宋代治国理政遵循的重要方针之一种，也成了朝野追求适意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之一。宋太祖赵匡胤如上妙语里面除去“释去兵权，出守大藩”的内容不说，就其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来看，无非是要石守信等人“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之业；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这等于为“好富贵者”制定了充分享受美好人生的追求目标。面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如此圣旨，谙熟治国之道的文臣与思维敏捷的文臣，在国家建立之初（宋太祖赵匡胤如上圣旨发出于公元961年），不可能不加以深度解读，也不可能不加以广泛宣传，其目的就是要为新型王朝的全新执政理念的确立与广泛地深入人心，酿造强大的舆论力量。如果说宋太祖赵匡胤的圣旨是在“酒酣，屏左右”的秘密状态之下，所发出来圣旨的话，“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燕翼贻谋录》卷3）^[70]的圣旨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出的诏令了。由于诏令的收集与记载，不同书籍存在着个别字眼上的不同，下面录《宋大诏令集》所记载的本文供观览：

上元张灯，旧止三夜，今朝廷无事，区寓（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无‘登’字），宜从（纵）士民之行乐。其令开封府更放十七、十八两夜灯。（《宋大诏令集·十七十八夜张灯诏》卷144，乾德五年［公元967年］正月甲辰）^[71]

两相对比，虽然有个别字眼上的不同（通过括号里面的字给予了提示），但“今朝廷无事，区宇乂安，方当年谷之丰登，宜纵士民之行乐”的宗旨没有发生丝毫变化。人们无需仔细领会，也会看得非常清楚，宋太祖赵匡胤如上诏令的主体精神——“宜纵士民之行乐”，与“杯酒释兵权”是所出圣言的主体精神——“厚自娱乐”“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是完全一致的。

宋太祖赵匡胤倡导“行乐”的精神，对北宋以后皇帝的执政理念，是有巨大影响的。就下诏书鼓励人们“行乐”来看，再遥远的不用说，对宋真宗赵恒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找到确切的依据。查《宋大诏令集》可知，倡导与宋太祖赵匡胤主体精神相同的诏令，即可见到不止一件，下面录出以便观览：

门下：王者守文致治，稽古御图。节游豫之期，率从于夏谚，覃徯望之庆，允叶于商书。内愧眇躬，获膺大宝。昔奉遵于先训，顾曲被于鸿慈。爰赐命以登储，仍尹京而历试。所临民众，动禀朝经。实未著于元良，因靡加于宠数。邻于公府，建于华宫。俾于退食之居，用拟宣猷之地。暨承祧之务重，旷命驾以斯来。适会余闲，辄兹游览。颇动因心之感，但增濡露之怀。乃眷公王，特陈宴设。浩穰之邑，宜给于优恩。近密之臣，仍加于茂赐。以应阳和之候，曲成煦育之仁。应东京云云於戏。隆盛之基，永怀于积庆。涵濡之泽，特示于惟新。咨尔群臣，体予深意。（《幸开封府射堂曲赦东京畿县见禁制》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1年］闰二月丁卯）

朕顷在储闱，允釐京邑。仰承训导，幸底密清。爰就公庭，载营宏备。俾因听讼之暇，用为习射之娱。入缀邦基，载移星律。乘阳春之布令，拥法从以来临。感庆兼深，惠赉胥洽。式徇宰司之议，易兹题牓之名。庶增焕于黄图，永流芳于矍圃。其开封府旧射堂名曰继照堂。令设帟张乐，许士庶游观三日。（《名继照堂诏》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闰二月丙戌）

朕以仰膺灵睠，茂对真游。只答殊祥，聿伸严奉。惟都畿之福地，当天下之奥区。圣迹昭然，鸿仪备举。特崇华构，式示无疆。庶工子来，既成于大壮。万方辐凑，俾遂于荣观。仍择吉辰，先陈清醮。遐迩谅同于庆悦，小大宜罄于夤恭。（《宋大诏令集·在京景灵宫成放士庶游看诏》卷144，这里不著下诏时间，也为宋真宗赵恒所下诏令）^[72]

宋真宗赵恒在登基皇帝位之时，即发誓：“念先朝庶政，尽有成规，谨守奉行，不敢失坠。”尤其对宋太祖赵匡胤“临驭迨踰于二纪，忧勤遂冠于百王，无一日不举皇纲，无一事不圣览，宵衣旰食，焦思劳神，禹迹混同，方致太平之运”（《宋大诏令集·真宗即位赦天下制》卷1，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四月）^[73]等等丰功伟绩，充满了无比敬佩之情，暗示着自己一定会以宋太祖赵匡胤为榜样，治理好朝政，以此来报答“太祖爱之，育于宫中”（《宋史·真宗本纪》卷6）^[74]的养育之恩。根据宋真宗赵恒登基时所发誓言与其人在执政过程当中的实际成绩加以对照，可以知道，在执政的前期，确实勤于政事，但自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奉岁币与契丹议和的“澶渊之盟”以后，自感耻辱，于是开始了一系列以粉饰太平作为幌子的作秀活动。宋太祖赵匡胤让普天之下“行乐”的目的，不是要人们“荒政”，其目的是出于将举国上下带入太平盛世。宋真宗赵恒对宋太祖赵匡胤遗志的继承，从表面上看，不差意思一毫，即在“行乐”的表面上作足了文章。上述三件诏令恰好在大中祥符（公元1008年）年间发出，完全与宋真宗赵恒彼时的内在心理相符。虽然宋真宗赵恒的内心里面有追求“行乐”的想法，但在诏书里面，还是不能赤裸裸地表述出来，因此就需要我们认真解读其中的意味，包括伴随在皇帝身边的大臣，也需要“体予深意”的，否则就会闹出笑话。《幸开封府射堂曲赦东京畿县见禁制》不论何人所写（这里不去追论），都可以视为一篇极尽文字表达雕琢之能事，而且显示意义颇为坚深晦涩的骈体文，应该成为文体革新的对象。透过全文可以知道，“适会余闲，辄兹游览”与“隆盛之基，永怀于积庆”的表述里面，不可没有鼓励人们走向享受人生“行乐”道路的意味以及宣示宋真宗赵恒内心世界里面所要追求的意味。《名继照堂诏》发于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闰二月丙戌，比之于《幸开封府射堂曲赦东京畿县见禁制》的发出，几乎没有相隔多久。所不同的是，《续资治通鉴》对与《名继照堂诏》相应的事件有确切的记载：“增葺射堂为继照堂，设帟张乐，许士民（庶）游观三日。”（《续资治通鉴》卷28）^[75]这说明宋真宗赵恒在继照堂的建设上，还确实存在着让普通百姓“行乐”的打算。《在京景灵宫成放士庶游看诏》没有注明所发诏令时间，但可以按照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戊寅，建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以奉圣祖、圣母，且诏天下天庆观并增建圣祖殿”（《宋史纪事本末》卷22）^[76]的记载来推测，如上诏令一定是发于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戊寅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这个时候正是宋真宗赵恒与丁谓、王钦若等人一起导演所谓轰轰烈烈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象征的“天书”事件关键点上。建景灵宫以及与之配套的诏建康军铸玉皇、圣祖、太祖、太宗像等一系列崇奉道教的事件是彼时人所共知的重大事件，而“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的轰动效应，更是普天之下“争言祥瑞”的追求目标。在景灵宫这样的标志建筑物建成之后，宋真宗赵恒发诏令“放士庶游看”诏令的内容，也一定是为人所共知的。“士庶游看”景灵宫的场面，朝廷会以该有的财力进行极力铺张与准备，因此绝对具有非常充实的娱乐内容，不排除在场面当中，有燕乐演奏的《步虚词》内容，其壮观程度也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宋真宗赵恒亲自（当作于大中祥符十月，而不是六月，有的书错写为“六月”^[77]）“作《步虚词》六十首，付道门以备法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78]有可能即是为了配合上述所提到的与“天书”事件相关而进行旷日持久的崇奉道教系列活动，在不同场景当中演奏需要而创作的。事实确实如此，史书上有过确切记载，为了服从宋真宗赵恒的追求，也为了与时俱进，当时的帝都东京与全国各地的道场，按时进行斋醮活动，朝廷还接受王钦若的奏请，下令“诸州官吏每天庆、先天、降圣三大节建道场，散斋致斋，如大祀之制。”与此同时，宋真宗赵恒还下诏书曰：“如闻诸路先天、降圣、承天等节宴会，先一月召集乐工，按习于司理院，颇妨推劾。自今止令前七日按习，违者置其罪。”可以判断得出来，“先一月召集乐工，按习于司理院”的乐工所习，是配上新乐即燕乐情调的道家曲，其歌词的内容即《步虚词》，否则，宋真宗赵恒亲自 “作《步虚词》六十首，付道门以备法醮”的意义就不大了。宋真宗赵恒的如上崇奉道教所进行的一系列劳民伤财活动，在当时有人上书表示过反对，但宋真宗赵恒没有因此而回心转意（“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曰：‘陛下封泰山，祀汾阴，今又将祠太清宫。外议籍籍，以谓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祸败之迹，有足为深戒者，非独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怀奸以事陛下也。明皇之无道，亦无敢言者，及奔至马嵬，军士已诛杨国忠，请矫诏之罪，乃始谕以识理不明，寄任失所。当时虽有罪己之言，觉悟已晚，何所及也。臣愿陛下早自觉悟，抑损虚华，斥远邪佞，罢兴土木，不袭危乱之迹，无为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为：‘封泰山，祀汾阴，上陵，祀老子，非始于明皇。《开元礼》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宝之乱举谓非也。秦为无道甚矣，今官名、诏令、郡县，犹袭秦旧，岂以人而废言乎？’作《解疑论》以示群臣。然知奭朴忠，虽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79]），这就决定了在社会上必然会造成十分巨大的影响，因此必然有人去模仿《步虚词》的内容进行创作，以便适应时代的市场需要。要说明“适应时代的市场需要”，必然要求我们回过头来看，即伴随着《在京景灵宫成放士庶游看诏》的发出以及“士庶游看”景灵宫场面的出现，文人词客理所当然应该有相应的文学作品流传下来。根据对柳永词作的研究，可以判定，他的《巫山一段云》五首即是“适应时代的市场需要”的结果。先录词如下，以便观览：

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麟稳破非烟。何处按云轩。 昨夜麻姑陪宴。又话蓬莱清浅。几回山脚弄云涛。仿佛见金鳌。

琪树罗三殿，金龙抱九关。上清真籍总群仙。朝拜五云间。 昨夜紫微诏下。急唤天书使者。令赍瑶检降彤霞。重到汉皇家。

清旦朝金母，斜阳醉玉龟。天风摇曳六铢衣。鹤背觉孤危。 贪看海蟾狂戏。不道九关齐闭。将相何处寄良宵。还去访三茅。

阆苑年华永，嬉游别是情。人间三度见河清。一番碧桃成。 金母仍将轻摘。留宴鳌峰真客。红狵闲卧吠斜阳。方朔敢偷尝。

萧氏贤夫妇，茅家好弟兄。羽轮飚驾赴层城。高会尽贤卿。一曲云谣为寿。倒尽金壶碧酒。醺酣争撼白榆花。踏碎九光霞。^[80]

柳永以上5首词的创作年代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里并不是要搞清楚词创作的具体时间，因为柳永词的确切编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有人断然给予上五首词确认了具体创作年代的例证：“第二首谓再降‘天书’，乃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三，天禧三年夏四月‘辛卯，备仪仗至琼林苑迎导天书入内。’‘壬寅，诏群臣诣真游殿朝拜天书。’‘丁酉，知宁府丁谓言，中使雷允恭诣茅山，投进金龙玉简。设醮次，七鹤翔于坛上，上作诗赐谓。’五词即本年作。”^[81]“五词即本年作”是确定无疑的判断口气，似乎没有再商量的余地。持谨慎态度者有之，薛瑞生《乐章集校注》在考证“琪树罗三殿”一首的创作年代时时如此云：“此词（‘琪树罗三殿’）明写汉武帝朝西王母事，实则写宋真宗迎天书事。与前《玉楼春》二首（‘昭华夜醮连清曙’与‘凤楼郁郁呈嘉瑞’）合观，其旨甚明。词结云‘重到汉皇家’，盖指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六月天书再降事。余参观前《玉楼春》二阕考。”既然如此，就让我们去看一看“《玉楼春》二阕考”的具体说法：“此词（‘昭华夜醮连清曙’）明写汉武帝，实写宋真宗。据《宋史》卷六至卷八《真宗纪》载：真宗好神仙，广延道士、方士之徒，自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三日天书降（《纪》云：‘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守门卒涂荣告，有司以闻。上召群臣迎拜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丁卯，紫云见，如龙凤覆宫殿。戊辰，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赐京师酺。’）同年六月天书再降（《纪》载：‘六月乙未，天书再降于泰山泉北。……壬寅，迎泰山天书于含芳园，云五色见，俄黄气如凤驻殿上。庚戊，曲赦兖州系囚流罪以下’），即屡设道场，两祭泰山（‘十月辛卯，车驾发京师，扶持使奉天书先道’诣泰山，‘七年辛丑，虑囚，壬寅，车驾奉天书发京师’），一祭华山（‘大中祥符四年壬子，出潼关，渡渭河，遣近臣祠西岳’），每逢祥瑞或灾异，即设道场祈祷祓禊。自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至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十余年间，祈祷不绝。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之后，真宗龙体不豫，‘帝久居宫中，事多决于后’（《宋史》卷二四二《章献刘皇后传》），由太子（仁宗）监国，神仙之事遂为之消歇矣。此词明写武帝，实写真宗，当写于大中祥符元年至天禧三年。若与下阕合观，则更以作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为宜。”“下阕”为下一首之意，让我们来看其“附考”：“上阕借武帝写真宗，此阕直写真宗耳。真宗佞道，自是真宗之过，然群臣亦难辞其咎。《宋史》卷八《真宗纪赞》云：‘真宗英晤之主。其初践位，相臣李沆虑其聪明必多作为，数奏灾异以杜其侈心，盖有所见也。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他日修《辽史》，见契丹故俗而后推求《宋史》之微言焉。’接着又为真宗及群臣辩曰：‘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然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宜末矣。仁宗以天书殉葬山陵，呜呼贤哉。’又，《宋史》卷九《仁宗纪》载：天圣二年‘六月壬申，罢天庆、天祺、天贶、先天、降圣节宫观燃灯。’然其时仁宗尚幼，章献刘皇后垂帘决事，其功当属女主矣。观此词所写谀神盛典与《宋史》记载无二，非亲历亲睹者莫能为，与上词均当写于大中祥符年间几无疑意。又据‘降圣’‘醮台’二注所引材料（分别以《宋史》卷一一二《礼志》《宋史》卷七《真宗纪二》当中所记载的宋真宗赵恒于大中祥符元年在降“天书”以后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作为材料来破解“降圣”“醮台”的确切时间），当更以作于大中祥符元年为宜。”^[82]还有陈庆元认为：柳永“于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作了《玉楼春》，六年作《巫山一段云》5首，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作《御街行》。”（《慢词拓展者：柳永》）^[83]还在解释《巫山一段云》（六六真游洞）意思的时候说：“‘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几回山脚弄云涛，仿佛见金鳌’。‘六六’‘三三’，指崇安境内的武夷山，武夷山有三十六峰（‘六六’）、九曲溪（‘三三’）。足见柳永在家乡建宁府、武夷山游览过，而且对家乡非常热爱。”（《慢词拓展者：柳永》）^[84]后一段引语暂且不说，前一段引语除了对创作年代的确切时间断定需要主语外，对判断创作时间所依据的材料也是值得引起注意的问题，因为文章没有引出判断时间所使用的材料依据，但可以推测得出来，无非是《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纪事本末》等历史典籍而已。

以上诸人所得出的结论，有值得参考的价值。但如下一则材料同样出自于《续资治通鉴长编》，是否可以值得引起注意呢？请看：

癸酉，谒玉清昭应宫。礼义院请太初明庆殿亲行礼，神御殿亲焚香，紫微已下诸殿遣官以素馔荐献，集灵殿、翊圣阁遣官焚香。诏令近臣分献，遂著为永式。（《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1）^[85]

上述事件发生在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十月，其中“紫微已下诸殿遣官以素馔荐献，集灵殿、翊圣阁遣官焚香。诏令近臣分献，遂著为永式”的长句内容，是否可以简缩成“紫微诏已下”呢？在柳永的词中恰好有“昨夜紫微诏下。急唤天书使者。令赍瑶检降彤霞。重到汉皇家”的句子。其中的“紫微诏下”与“紫微已下诸殿遣官以素馔荐献，集灵殿、翊圣阁遣官焚香。诏令近臣分献，遂著为永式”完全可以对上号。“紫微”是中书省的别称，在宋朝前期，为皇城外挂牌机构，仅掌郊祀大礼册文祝辞、皇帝死后的谥号册，本省所属玉册院等诸司吏人及祠祭官斋郎、室长等任满转迁或出职的奏请，幕职州县官考核，文官换赐官服，佛寺、道观取名赐额之类琐事^[86]。如上对“紫微”所执掌事务的叙述，与《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所表述的“紫微”所行使的职权完全合拍。“天书使者”是在“天书”降下之后，宋真宗赵恒专门委派的官职。根据如上材料的简要分析可知，柳永这首词作于大中祥符六年（公元1013年）的“昨夜紫微诏下”过以后不久，当是有根据的判断。

判断“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麟稳破非烟。何处按云轩。 昨夜麻姑陪宴。又话蓬莱清浅。几回山脚弄云涛。仿佛见金鳌”的创作年代，一要看“‘真游’一词，就是在‘天书’降世后流行开来，并赋予特殊含义”^[87]的语言实际，更要看“朕以仰膺灵睠，茂对真游。只答殊祥，聿伸严奉。惟都畿之福地，当天下之奥区。圣迹昭然，鸿仪备举。特崇华构，式示无疆。庶工子来，既成于大壮。万方辐凑，俾遂于荣观。仍择吉辰，先陈清醮。遐迩谅同于庆悦，小大宜罄于夤恭”（《在京景灵宫成放士庶游看诏》）的内容。修建景灵宫的时间是有具体记载的，宋真宗赵恒在“天书”降世以后，将延恩殿改为“真游殿”，还作《真游颂》赐天下道藏，在如上《在京景灵宫成放士庶游看诏》书当中，别出心裁地使用了“朕以仰膺灵睠，茂对真游”以表达对“真游”一词的精神领会。这样就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柳永使用“真游”一词当在宋真宗赵恒之后。同时根据景灵宫选址于寿丘的实际与其地为“惟都畿之福地，当天下之奥区”的特有位置，加上建设这样的标志性建筑，必然不会草率从事的设想，其壮观程度是可想而知的。柳永在得到“游看”景灵宫的触发之后，以“即目往还”的姿态，创作出“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麟稳破非烟。何处按云轩。 昨夜麻姑陪宴。又话蓬莱清浅。几回山脚弄云涛。仿佛见金鳌”的壮观情景，就有几分可信度了。这就是我们根据《在京景灵宫成放士庶游看诏》所出的时间，来判定柳永如上词创作时间的依据。

“阆苑年华永，嬉游别是情。人间三度见河清。一番碧桃成。 金母仍将轻摘。留宴鳌峰真客。红狵闲卧吠斜阳。方朔敢偷尝”一词的创作时间，可以拿“人间三度见河清”一句作为判断的依据。据史书记载，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十一月，陕州宝鼎县黄河清，宋真宗赵恒派遣官吏去祭祀，朝廷群臣齐声称贺。十二月，经略制置副使李宗谔上报，宝鼎县黄河再一次变为清澈。宋真宗赵恒作诗以表庆贺，左右近臣无一不齐声附和。年方二十岁的集贤校里晏殊还作《河清颂》，因为相传黄河水相隔一千年才可以出现一次水清奇观（《拾遗记》），后人经常将黄河水清视为政治清明、国家富强的祥瑞征兆。可以推想出来的是，在晏殊的《河清颂》里面，必然包含着谀颂宋真宗赵恒的浓重意味，因此受到宋真宗赵恒的好评，也是必然的事情。这样就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柳永此词一定是在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十一月之后才可以创作出来，而且其中包含的意味，与晏殊创作《河清颂》的目的也有相同之处。

王国维认为：“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为人人所知者，是为词，亦谓之近体乐府，亦谓之长短句。其体始于唐之中叶，至晚唐五代，而作者渐多，及宋而大盛。宋人宴集，无不歌以侑觞； 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亦以一阕为率。其有连续歌此一曲者，如欧阳修之《采桑子》，凡十一首；赵德鳞之《商调·蝶恋花》，凡十首。一述西湖之胜，一咏《会真》之事，皆徒歌而不舞，其所以异于普通之词者，不过重叠此曲，以咏一事而已。”“其歌舞相兼者，则谓之传踏（曾慥《乐府雅词》卷上），亦谓之转踏（王灼《碧鸡漫志》卷三），亦谓之缠达（《梦梁录》卷二十）。北宋之转踏，恒以一曲连续歌之。每首咏一事，共若干首则咏若干事。然亦有合若干首而咏一事者（《碧鸡漫志》卷三），谓石曼卿作《拂霓裳转踏》，述开元天宝遗事是也。”^[88]从上述王国维的引述里面，我们可出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宋人宴集，无不歌（词）以侑觞”，这说明柳永所创作的《巫山一段云》可以在“宴集”（应该包括多种场合的宴集）的场合上演唱。第二，“有连续歌此一曲者”，这里说的是在宋词当中，有同一个词牌连缀成的组词，欧阳修《采桑子》11首“述西湖之胜”的词为是，柳永《巫山一段云》5首专门述及“神仙”的词也当如是观。第三，“歌舞相兼者，则谓之转踏”，即一种有舞蹈、有歌唱的综合演出节目。王国维介绍这种演出节目的时候，列举了《调笑转踏》（郑仅）、《剑舞》（史浩）、《薄媚》（董颖）、《赚词》（取一宫调之曲若干，合之以成一全体为赚词，这里所说的赚词与词依附的燕乐不是一个体系，但都是歌舞相结合的演出节目）等。

以上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于我们认识柳永《巫山一段云》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即柳永的《巫山一段云》既可以用于宴集场面助兴，也可以作为“歌舞相兼”的演出节目底本。认识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这里说起，即柳永之所以要在景灵宫建成之后创作《巫山一段云》系列组词，完全有可能是为京师与各地道场按时斋醮，庆贺先天、降圣、承天等与“天书”相关的节日宴集，开放景灵宫，为了达到“听士民宴乐”而在京师于一个月之前召集乐工先行练习而写成的。从《巫山一段云》5首词所写的内容看，全部是充满情景、细节的画面，时间、空间的转换与连接，有序而不乱，故事性特别鲜明，没有任何抒情的成分，议论成分更谈不上。这就是说，每一首词都可以排练成一幕情景剧，词的文字本文既可以当成情景剧的底本，又可以当成伴唱的底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乐工耗费一个月的时间来练习节目，就没有确切的着落了。从柳永其人的个人素质以及艺术喜好上看，完全可以适应“天书”事件所带来的娱乐追求。可惜的是，柳永的如上一系列活动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只能从王国维有关宋代乐舞的考论当中加以推论。可以断定的是，柳永的《巫山一段云》，对于满足时人的“行乐”追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最终的起底力量，还是来自于宋真宗赵恒拨弄的“天书”事件。

晏殊作为宋真宗赵恒时期崭露头角的官僚与文人词客，对于那个畸形时代的精神实质有着深刻的领会。因此在习惯了《河清颂》创作背景的生活以后，必然会以道夫先路的姿态，以词的形式，宣传人生不乐何为的真谛。选择一首晏殊的代表作供观览，以便领会其人的内心世界：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闲离别易消魂。酒筵歌席莫辞频。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易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浣溪沙》）

许多当代学者对这首词有自己的独特解读，基本上都认为“词人幡然感悟，认识到要立足现实，牢牢地抓住眼前的一切”（陈永正语）^[89]，是词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类似于如此情调的词作，在《珠玉词》里面，占有很大空间，这里不去一一罗列。叶嘉莹认识到了晏殊创作这种类型词作的精神实质，因此给了一个“理性诗人”的称呼^[90]，实为中鹄之语。还可以举出晏殊与上词情调基本相同的词作，录下以便观览：

帘旌浪卷金泥凤。宿酒醒来长懵松。海棠开后晓寒轻，柳絮飞时春睡重。 美酒一杯谁与共。往事旧欢时节动。不如怜取眼前人，更免（使）劳魂兼役梦。（《酒泉子》）

除了“不如怜取眼前人”一句在字眼上与上述《浣溪沙》完全相同之外，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了精神格调的相似之处，成为词人自己“如何体验人生以及如何处理各种人生问题的‘心灵文献’和‘经验总结’”^[91]的本文。实际上，晏殊与柳永是同时期人，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完全相同的方面，所以晏殊与柳永在体现时代精神上具有相近似的一面，即同样具有时代鼓手的追求，就是不用费神去探求的道理，所不同之处只是两位词人在追求的具体细节上有所不同而已。

宋真宗赵恒只学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的表面，在“行乐”的进程过程中，等于一路跑了偏，但在推动整个社会由“行乐”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确实带来了不假的效果。与宋真宗赵恒在“乐”的追求上，有不同表现的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赵光义坚持“罢无理之差徭，去无名之侵耗，不贪囗囗，尽去奢华，减后宫冗食之人，停诸司不急之务。方岳止干鲜之贡，殿庭碎珠玉之珍。狱讼无冤，刑戮不滥。凡开物务，尽立规绳。予小子缵绍丕基，恭禀遗训。仰承法度，不敢踰违”（《宋大诏令集·太宗即位赦天下制》卷1，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乙卯）^[92]的恭俭治国精神，而且在实际执政的22年时间里，确实做到了按照“缵绍丕基，恭禀遗训”来管理天下，具体来说，完全“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绝远物，抑符瑞，闵农事，考治功。讲学以求多闻。不罪狂悖以劝谏士，哀矜侧怛，勤以自励，日晏忘食。至于欲自焚以答天谴，欲尽除天下之赋以纾民力，卒有五兵不试，禾稼荐登之效”，赢得了“帝之功德，炳焕史牒，好称贤君”（《宋史·真宗本纪第五》卷5）^[93]的高度评价。宋太宗赵光义提倡节俭过日，以便形成举国上下的风气，是古代帝王当中值得赞美的一个圣举。除了如上所提到的事实以外，我们还能够看到，在宋太祖赵光义登皇帝位第13年的时候，在对“皇属”发出“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长”“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告诫的同时，还以自我竖立榜样——“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固无虚饰”“朕每亲临庶政，岂敢惮于焦劳，礼接群臣，无非求于启沃”来训导“皇属”，发出了“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民庶艰难，人之善恶，必是未晓，略说其本，岂尽余怀。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厉情，听言纳诲，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94]的训诫之辞。《续资治通鉴》一书有关宋太宗赵光义注重节俭的自我竖立榜样，与上述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帝性节俭，退朝，常著华阳巾，布褐、袖絛、内服为絁绢，咸累经濣濯，乘舆给用之物，无所增益焉。”（《续资治通鉴》卷15）^[95]诸如此类，不可一一罗列。但不能因如上所云宋太宗赵光义具有“以慈俭为宝，服浣濯之衣，毁奇巧之器，却女乐之献，悟畋游之非”等多方面作为帝君的优秀品质，就忽视了宋太宗赵光义所具有的“行乐”内心追求。确切的事实是，宋太宗赵光义也有着广泛的个人爱好，可以看到如下几个方面的事例记载。“太宗尝酷爱宫中小调子”，认为其中的“不博金”“不换玉”二调之名颇俗，御改“博金”为“楚泽涵秋”，“换玉”为“塞门积雪”，命近臣十人各探探一调。^[96]这是明确记载宋太宗赵光义个人追求“行乐”的确切事实。宋太祖赵光义喜欢对弈，始创“弈棋三势”，致使“馆阁学士，莫能晓之”，则是不用提起的事情。但还有另外的事实需要明确，先请看如下一条事实记载：“太宗尝作上清宫，为左右曰：‘朕在藩时，太祖特钟友爱，赏赍不可胜纪，今悉贸易以作一宫，为百姓请福，不令费府库。’”“宫成，常服一诣，焚香而已。”^[97]这个事实说明，宋太祖赵光义用私人的钱修造上清宫，修成之后，没有据为己有，而是为了给“百姓请福”，这也是一种追求“行乐”的方式，但这种“行乐”的方式，没有使用具体语言表达出来，而是通过客观事实间接地显示出来的。而且这种“行乐”的目的，是追求与民同乐的大局意识，具有大爱百姓的情怀。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三月乙卯，幸金明池御龙舟，遂幸琼林苑宴射”（《宋史·太宗本纪》卷5）^[98]上述《宋史》所记有关宋太宗赵光义两件“行乐”之事，能够得到其他史书佐证的记载不多见。所可见者有《宋太宗实录》所记两条事件与此非常接近，即“三月庚子朔，宴后苑，上临池钓鱼，诏群臣赋诗。因习射，上中的四。”（辑自《玉海》卷七五《淳化后苑习射赋诗》条）“乙卯，射琼林苑。”（辑自《玉海》卷七五《太平兴国琼林苑习射后苑习射》条）以上两条为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所发生的事件。发生在三月的类似事件有：“丙午，宴后苑，上临池钓鱼，诏群臣赋诗，特诏杨亿赋诗御座之侧，因习射。”（辑自《玉海》卷五九《淳化赏花诗》条）“宴后苑，因习射，五发皆中的。”（辑自《玉海》卷七五《淳化后苑习射赋诗》条）“丙辰，宴琼林苑，御制诗三首赐之。”（辑自《玉海》卷三十《太平兴国赐进士诗淳化赐进士诗箴儒行篇》条）“庚申，宴琼林苑，因习射，中的五。”（辑自《玉海》卷七五《太平兴国琼林苑习射后苑习射》条）“辛酉，御制《游琼林苑》诗，赐近臣。”（辑自《玉海》卷三十《淳化雪诗》条）^[99]还有“习射水心殿”“幸玉津园，习射，张乐，赐从官饮”“召近臣赏花宴后苑，上临池钓鱼，命群臣赋诗，时应制三十九人，上亦赋诗，以赐宰相吕蒙正等。因习射，上中的者六。张乐饮酒，诏群臣尽醉”“八月戊子，社，诏近臣宴于中书，御制诗赐之”等“行乐”事件，这里不一一罗列。《宋太宗皇帝实录》共80卷，上述中华书局所出校注本，分别缼1—25卷、46—75卷，其中后者恰好是淳化（公元990年）年间全部缼失。所以上述材料全部依靠《玉海》补辑所得。在补辑的材料当中，宴琼林苑习射赋诗等一类事件的补辑比较全面，“乙卯，幸金明池御龙舟”一事在此书当中的补辑部分，不见具体记录，实为遗憾之事。通过《宋史》与《宋太宗皇帝实录》搜索补辑的材料，能够看得出来，宋太宗赵光义对“行乐”的追求，君臣上下“同乐”的色彩更为浓厚。这种摒弃“独乐”而走向“同乐”的帝王精神，对社会风气的形成，不能不说具有良性互动的引领作用。“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欧阳修《醉翁亭记》）^[100]宋代的太守“掌本州军、民之政，举凡户口、赋役、钱谷、狱讼听断之事，绳法以总领之；至于宣布条教，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考察郡吏；遇水旱，以法赈济，安集流亡，均负其职”^[101]，是北宋初期，宋太祖赵匡胤改革军事管理制度，施行文治的结果，太守当然是朝廷直接派往地方体现朝廷或皇帝意志，以便节制武人跋扈的重要官职。欧阳修处于这样的位置，在写《醉翁亭记》的时候，虽然其身份为被贬谪下来的太守（欧阳修此时刚满40岁），但所表达“同其乐”（“与民同乐”）的思想，依然是统治阶级思想的体现，而且这种思想的形成，不能不说与宋太宗赵光义影响下形成的社会风气有关。在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影响之下，“一位任太常博士的音乐家沈遵，甚至被它吸引到滁州来。他将自己的观光和体验，回去谱成琴曲，创作了《醉翁吟三叠》，又称《醉翁操》。节奏跌宕，音指华畅，知情者以为绝伦。”^[102]实际上，沈遵被感动的不仅仅是“欧阳子出，而议论文章粹然尔雅，轶乎魏、晋之上”（宋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39《温州淹补学田记》）^[103]的外在形式，甚至也不是“观光和体验”的结果，更为主要的还是《醉翁亭记》所体现出来作者的“同其乐”（“与民同乐”）博大情怀精神实质。

宋太宗赵光义虽然生性节俭，但在赐赏他人的时候，却大方得出乎一般人的意料，《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宗淳化四年正月辛卯》卷34这样记载：“度支副使谢泌条上郊祀赏给军士之数，上（宋太宗赵光义）曰：‘朕爱惜金帛，止备赏赐尔。’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乱，后唐庄宗马射之祸，皆赏军士不丰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赏赐优厚，真历代王者之所难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104]这种自己节俭，赐予他人却大方无比的做法，在宋太宗赵光义这里，并不是仅仅如上一件。还可见到宋太祖赵光义在刚即位不久的时候，就有打算完全免除百姓租税的想法，《宋朝事实类苑》如此记载：“太宗初即位，幸左藏库，视其储积，语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先皇居常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薛居正等闻上言，皆喜。其后征晋阳，讨幽蓟，岁遣戍边，用度寝广，盐铁權酤，关市礬茗之禁弥峻，太宗尝语近臣曰：‘俟天下无事，当尽蠲百姓租税。’”^[105]虽然后来因为战事频繁，未能履行“尽蠲百姓租税”的诺言，但有一份希求百姓乐淘淘地过日子的内心，就足以能够表现出具有“与民同乐”的大爱情怀。有关宋太宗赵光义的如上事件，可以举出很多，但不去面面俱到，这里以点到为止。宋太祖赵光义的这种精神，得到了宋仁宗赵祯的全面继承。有关宋仁宗赵祯受宋太宗赵光义的影响，所形成的执政理念，首先要从《仁宗即位赦天下制》看起：

门下：惟天辅德，所以司牧黔黎。惟后土守邦，所以奉承绪业。稽三代传归之典，实百王善继之规。洪惟先皇帝绍二圣之丕图，膺三灵之眷命。仁临区宇，泽浸昆虫。诞扬清静之风，聿致和平之治。焦劳虔巩，二纪于兹。遽兴凭几之言，遂起遗弓之恨。肆予眇质，俾荷庆基。顾殒越以无容，且哀荒而在疚。实属承祧之始，宜覃在宥之恩。可大赦天下。云云恭念夙侍圣颜，备承宝训。凡百机务，尽有成规。谨当奉行，不敢失坠。更赖宗工良佐，中外具僚，咸竭乃诚，以辅不逮。布告遐迩，咸使闻知。（《宋大诏令集·仁宗即位赦天下制》卷1，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二十日）^[106]

上述“制”辞里面的一些套话没有多少新意，没有必要作过多解读。但在一些评价“先皇帝”（宋真宗赵恒）的话里面，实际上包含着自己所要追求的治国里念。如“仁临区宇，泽浸昆虫。诞扬清静之风，聿致和平之治”是对“先皇帝”（宋真宗赵恒）的评价，不管评价是否得当（宋真宗赵恒的政绩没有达到被评价的高度，可以参见南宋人朱熹对他的评价：“真宗东封西祀，靡费巨万计，不曾做得一事。”［《朱子语类》卷127］^[107]朱熹对北宋的其他几位皇帝多有好评），实际上却与宋仁宗赵祯执政40余年（公元1023—1063年）所取得的成就有诸多相吻合之处。赵祯之所以得到了“仁宗”的谥号或庙号，与其“仁临区宇”的追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因为如此，史臣为宋仁宗赵祯作传时，才给出了如下“赞曰”：“仁宗恭俭仁恕，出于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祷禁廷，或跣立殿下。有司请以玉清旧地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犹以为广，何以是为？’宴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裯，多用缯絁。宫中夜饥，思膳烧羊，诫勿宣索，恐缮夫自此戕贼物命，以备不时之须。大辟疑者，皆令上谳，岁常活千余。吏部选人，一坐失入死罪，皆终身不迁。每谕辅臣曰：‘朕未尝詈人以死，况敢滥用辟乎！’至于夏人犯边，御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岁币。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驰，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侧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宋史·仁宗本纪》卷12）^[108]宋仁宗赵祯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为人君，止于仁”的良好实践者。宋仁宗赵祯“天性仁孝宽裕，喜愠不形于色”的性格特征，对彼时上下左右均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宋仁宗赵祯的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在对待前朝所有成规的时候，一定能够达到“谨当奉行，不敢失坠”的程度。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讨论“谨当奉行，不敢失坠”的每一个细节，仅从“行乐”这一点来看，宋仁宗赵祯真正做到了“与民同乐”。有确切的文献记载，宋仁宗赵祯在某年的正月十四日观灯时宣称：“朕非游观，与民同乐耳！”并对观灯者予以赏赐（《岁时广记·与民乐》卷10引）^[109]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不止一次做出过停罢过上元观灯的规定，但在适当的时候，还是能够以官方的身份，亲自参与观灯活动，而且以皇帝的尊严，亲口说出“与民同乐”的话，所产生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宋仁宗赵祯“虚己以遇豪杰之材，降志以从忠直之谏”“仁政之施，其若是莫之能御也”“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宋大诏令集·仁宗谥议》卷8）。^[110]由此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当中，宋仁宗赵祯是将宋王朝真正带进太平盛世的皇帝，这就使我们知道，他的一言一行对整个社会生成影响的程度了。范仲淹、欧阳修同为宋仁宗赵祯执政时期的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谏官，^[111]均为受到浩荡皇恩熏陶的两位大臣与文学巨匠，他们的思想也不可能不受到皇帝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充分理由分别拿出两位参知政事所创作的饱含着浓重“乐”意识的散文，而且是宋代散文史上的压卷之作，来说明具有与宋仁宗赵祯内心当中“与民同乐”思想一致的高尚之处。先看范仲淹的散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嘱予作文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雨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清。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岳阳楼记》）

其次看欧阳修的两篇散文：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

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璟）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内分裂，豪杰并起而争，所在为敌国者，何可胜数？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凭恃险阻，铲削消磨。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欲问其事，而遗老尽矣。今滁介江淮之间，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见外事，而安于畋亩衣食，以乐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

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间，乃日与滁人仰而望山，附而听泉，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

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遂书以名其亭也。（《丰乐亭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游于此，饮少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暝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涂，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乎其中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醉翁亭记》）^[112]

上述三篇散文绝对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为纯粹的艺术散文，而是名副其实的杂文学的代表。 在领会如上三篇散文精神实质的时候，需要有意识地避开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物；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戴逸引述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语）^[113]的对于范仲淹、欧阳修两位名臣内心世界的短视目光判断，需要充分认识宋仁宗赵祯的两位心腹大臣在被贬谪之时，依然心系朝廷与国家命运的内在胸怀，而且在心系朝廷与国家的同时，将个人所承担的使命与宋代士大夫所承担的使命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了对历史的清晰记忆与对于当今事务的高度关注，这充分说明，如上两位颇有艺术造诣与思想深度的文人士大夫，不仅谙熟于具体事务的处理，也是在贬谪的人生历程当中，富有理想的新型文臣。

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可贵之处在于，除了文章自身高超的艺术魅力之外，通体表述了作为新型王朝的文人士大夫，要承担起敢于面对挑战的顾全大局使命，不要为暂且的人生坎坷所吓到的圆融观念，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的示范意义，无疑是对皇恩充满感激的表露，而且具有示范天下诸多朝臣的作用。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完全可以视为对宋仁宗赵祯“与民同乐”思想的不二宣传。还应该明白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并非仅仅出现在范仲淹所创作的《岳阳楼记》里面。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看起，从渊源上看，在《管子》一书当中就有了类似的表述。从范仲淹的日常话语表述来看，早就是其人的口头禅，这要从欧阳修为范仲淹作的《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来考查：“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事上遇人，一一自信，不择利害而趋捨。其所有为，必尽其力，曰：‘为之自我者当如是，其成与否，有不在我者，虽圣贤不能必。’” ^[114]可以看出，“常自诵”就不是一诵了之的事实，而是作为一种人生的座右铭，在力所能及的空间，进行了广泛宣传，其知名度是可想而知的。唯其如此，欧阳修才将范仲淹自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事上”紧密联系在一起，褒奖的意味十分明确。

欧阳修是慧眼识人的著名士大夫文人，又是宋仁宗赵祯、宋英宗赵曙、宋神宗赵顼名下的著名忠臣，死后能够得到为诸多人羡慕的“文忠”谥号就是十足的证明。苏轼对欧阳修的忠臣品质有着高度的认同感，在《六一居士集叙》当中这样评价：“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禾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呜呼，此其人力也哉？非天孰能使之！”（《苏轼文集·序》卷10）^[115]“以犯颜纳说为忠”风气的形成，“欧阳子之功为多”，因此欧阳修是当之无愧的忠臣。古人认为，“逆命而利君”是忠臣的表现，“犯颜纳说”与“逆命而利君”是不用解释的同义语，苏轼对此的理解当然是非常准确的了。作为皇帝的忠臣，就要替皇帝承担忧患，时刻将皇帝放在自己的心中，即要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欧阳修在这个方面，与范仲淹的表现完全一致，甚至比范仲淹更加突出。“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是欧阳修在《丰乐亭记》以文当中的宣言。其中的核心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夫宣上恩德”“刺史之事也”；二是“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欧阳修不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此时欧阳修正以贬谪之臣的身份待罪滁州），都念念不忘皇恩，积极身体力行地实践“与民共乐”的执政理念，充分表现出忠臣的本有精神。“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而况于人乎？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焉；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身，忠之终也；身一则百禄至，家一则亲和，国一则万人理。”（《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忠经》为北宋人作，署名为东汉马融，是为伪托，后面有专门论述）^[116]用《忠经》的如上标准去衡量欧阳修，忠臣的桂冠则是唯其人而莫属了，而《丰乐亭记》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忠臣向朝廷间接献上的艺术性非常高明的“谢表”。《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同时创作于贬谪滁州期间，“是欧阳修用他‘与民同乐’的理想彩笔描绘的一幅写生图画”^[117]，这说明二者表达的主题思想完全相同（《丰乐亭记》所云为“与民共乐”，与《醉翁亭记》所云“同其（民）乐”仅仅一字之差，“同”与“共”为同义词）。人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欧阳修被贬谪到滁州以后，写下了与宋仁宗赵祯“与民同乐”思想完全相同的宋代散文史上的压轴之作，也正是因为如此，不久之后便得到量移扬州知州的待遇。在扬州这块宋代的江淮重镇上，依然未改“与民共乐”的思想追求。欧阳修在扬州没有直接写下如《醉翁亭记》与《丰乐亭记》那样包含思想深度的散文，但从他后来所作的词里面，可以看到在扬州对“行乐”（“行乐”不是贬义词）的态度，与在滁州期间没有丝毫不同。词如下：

平山阑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手种堂前垂柳，别来几度春风。 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扬州》）

“欧阳文忠公在扬州作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上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隐隐若可见”（叶梦得《避暑录话》卷1）^[118]的记载，对于领会此词的思想内涵，不起决定性的帮助作用，所以可以不必加以关注。所要关注的是，不能一味地以‘艳科小词’的眼光去对待这样一首能够充分反映欧阳修思想情操的作品。词的思想含量在下阕，即“文章太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行乐直须年少，尊前看取衰翁。”其中的“行乐”是“与民同乐”思想的体现，而不是颓废独乐的内心表白，更不是抒发“人生易老，必须及时行乐的消极思想”（徐培军语）^[119]。恰恰相反，“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无事不须在少年努力者。现身说法，神采奕奕动人”（黄苏《蓼园词选》）的劝诫意味，才十分明显。这说明在欧阳修的人生道路当中，将忠实履行皇帝赋予的职责，视为一切生活领域的根本追求，是彼时大臣当中的忠臣典型。

上述通过对北宋四位皇帝，即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仁宗赵祯提倡“行乐”，以及得到广泛社会响应的论述，最终意欲得出这样的结论，“行乐”是一个内容广泛的词汇，不能仅仅从字眼上给予狭隘的理解，其中包括着人格自由的追求，个体被尊重的追求，摆脱武力争霸枷锁的束缚，同时具有物质享受追求的目标在内，而且将物质享受放在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之上，这样就顺便牵引出大力发展经济的问题。扩大内需，提高国内人均消费水平，就成了朝廷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加上军需的要求，边防少数民族政权的不断骚扰，不去加强经济建设，必将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这里无需一一描述北宋时期的各项经济指标、城市繁荣的状况、人口增加的幅度、自然科学研究的突飞猛进程度等等一系列为人们熟知的统计数据。但必须要清楚的事实是，宋代的物质文明所能达到的高度，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经济的高度发展所能带来的红利，不仅仅使宋人的平均寿命得以大力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宋代人有了自己的尊严，人的主体地位得到了重视，人的创造智慧受到了尊重，人所从事的物质生产活动成了不被轻视的劳动，交换的需要，使商业劳动可以与农业劳动、科技劳动、艺术劳动、军事劳动等多种劳动成为同日而语的活动，从而使“宋代商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被有的学者誉为中国第一次‘商业革命’”^[120]。这就是说，在宋代出现了全方位独立的商业阶层，而“独立商业阶层”的出现，是人类第三次分工的标志。商业阶层的出现，使劳动产品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对于推动人类的物质文明进程，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独立商业阶层”的出现，使“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在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城市、商品、货币关系的空前发展，不能不在社会生活、社会心态、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领域发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实在是宋代文化领域中极为引人注目的新变化。”^[121]这就可以想见，宋代作为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与精神文明的进步所做出的贡献，同样是难以估量的。那种仅仅看到宋代处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围攻之下，经常打败仗，往往处于军事劣势地位，显得有些软弱，从而给予贬低评价的做法，应当在事实面前放下才是。宋代经济的发展，为全社会带来的福利是难以用几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但对于官吏的优厚待遇是有目共睹、可圈可点的事实，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赵翼的描述：

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唯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祐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唯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宋制禄之厚》卷25）^[122]

由上述可以看出，宋代能够维持近320年的基业（维持统治基业不能仅仅是为赵家封建王朝服务），发展经济带来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经济的发展，为全社会（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的幸福指数，这在中国古代各封建王朝时期，是不可比拟的，但宋代的帝王又是著名的节俭过日的模范，这从宋王朝施行薄葬这一点上即可看出，而单就这一点说，宋代帝王确实是走向平民化的代表，这是人们不能不记起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