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南京人报》创刊，见证知识界的抗争

1937年秋，日寇的铁蹄已经开始向南京进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南京新闻报人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变与磨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赫赫有名、怀抱理想的新闻记者，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对侵华日军的暴行进行了大量深入的采访，号召全国军民抗战到底。

世人皆知张恨水是名扬天下的小说家，其实他原本是一位报人。更令人敬重的是，张恨水一手创办的《南京人报》，是南京沦陷前坚持到最后的一份报纸。它被迫停刊那天，正是南京沦陷前四天，1937年12月9日。

为了追寻张恨水在南京办报的故事，我们前往南京档案馆、南京民间抗日纪念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1937年南京沦陷前的老报纸。工作人员告诉我们，1937年10月份开始，南京新闻界陆续向重庆转移。

当时南京城战火纷飞，每天日军空袭南京数次。由于战乱，大量报纸散失，所剩不多。

目前保存最全的是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央日报》合订本，最后一期是1937年11月27日。其余报纸早就不见了。

而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也同样寻觅不到《南京人报》。“当年南京沦陷前的这份老报纸，估计全国的任何一家图书馆都不会有了。”重庆图书馆缩微文献部负责人遗憾地说道。

南京图书馆是保留南京1936年至1937年的报纸最齐全的地方，不过这里也仅有1937年2月起零散的几十份《南京人报》，馆藏的最后一期出版于1937年5月1日。原版合订本几乎成海内孤本，下落不明。又由于20世纪90年代摄制技术水平有限，缩微文献拍摄得模糊不清，阅读起来相当困难。

那么，《南京人报》的创办者张恨水先生手中是否会有老报纸呢？记者带着疑问，辗转找到了张恨水的四子—张伍先生。

“很可惜，我父亲手中珍藏的唯一一本《南京人报》在文革期间丢失了。”

张伍先生现居住在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小时候，父亲张恨水常给他讲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南京办报的故事，也经常回忆全家人颠沛流离到四川，生活在山村里的8年。

张伍说，“我幼年时曾问父亲：‘我又不行五，为什么叫张伍？’父亲告诉我：‘我们老家是安徽，被日本人占了；你母亲的家是北平，也被日本人占了。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入伍拿枪，打败日本，收复我们的国土！所以给你起名叫张伍。’”

1936年，南京最具知名度的报纸是张恨水所办的《南京人报》。“父亲总说他的主业是新闻记者，副业才是写小说。小时候填家长情况登记表，填到父亲职业一栏，父亲总毫不犹豫地说：‘记者！’”张伍告诉记者，父亲做过校对、新闻编辑、副刊编辑、电讯记者，做过主笔、总编辑、经理和社长。

而他做的时间最长的是副刊主编。

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已经成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风靡一时，《啼笑因缘》更是让他家喻户晓，成为言情小说大家。

办报、写小说两不误，一部长篇小说就可得稿酬4000元，收入颇丰。当时的张恨水在北京买下了一所王府，自备了一辆小汽车。

然而，九一八事变令中国时局巨变。1936年张恨水举家迁到南京，原来打算在南京近郊买块地，盖几间简陋的房子，住在乡下安居乐业。但这时南京著名报人张友鸾鼓动他出资办报，张恨水便拿出4000元积蓄，在中正路租下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大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印刷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1936年4月8日，《南京人报》横空出世。

由于张恨水的巨大号召力，《南京人报》一炮打响，在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市，《南京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销到了1.5万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要知道，当时南京有数十种报纸，一天能销到2000份，已是极高的发行量了。

张伍回忆道：

当时私人办报，大部分都有经济靠山，而《南京人报》则不接受任何“经援”，也没有任何后台，完全是父亲自己半生砚田收入所得，倾其所有，办此一报。

由于“北华美专”和《南京人报》的开办，父亲囊中已是空空如也！友鸾叔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是一份小型报纸，资金不足，规模不大，但人才济济。父亲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同时写两部小说《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友鸾叔任副社长兼经理；张萍庐先生编副刊《戏剧》；远在北平的张友渔先生，则无条件地为报纸写社论；盛世强先生在北平打长途电话报告新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父执的工作，大多是尽义务，不要钱的。

因为如此，《南京人报》的编采人员也都不计工薪的多少。父亲固然是卖了老命，友鸾叔和全体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南京人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

张伍介绍说，因为是同仁报纸，除印刷部与其他报社待遇相同外，总编辑月薪只拿40元，副社长月薪100元，普通采编人员月薪20元，张恨水自己不支取薪水，依然靠卖稿为生。所以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根本没有老板。

张伍告诉记者，当时除了报贩沿街叫卖报纸外，不少老百姓直接到报社订报，由于太火爆，订报人潮差点挤爆柜台。那时的出版时间就已很固定，每天早晨8点，市民就能看到报纸。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与朝气，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南京人报》的黄金时代犹如昙花一现，不久，抗日战争便爆发了。

1937年8月15日，日本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突然警报大作，正在家中休息的张恨水一跃而起，带领全家老小—上有缠着小脚的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拼命地向远处的防空洞奔去。不料洞里早已挤满了人，情急之下他只得招呼家人就地卧倒，有的趴在了墙根之侧，有的钻进了蓬草之中……这一次的轰炸对于张恨水来说，可谓是平生第一遭，委实受惊不小。

南京城内人心动荡，100万市民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张恨水的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也要苦撑到底。这一番表态，让张恨水深受感动。

张伍回忆道：

听父亲说，那时我家已从丹凤街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父亲每天下午到报馆工作，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报馆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处理当天的稿件。

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

张伍说，父亲张恨水当年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

平时不生病，一病就不轻，而且恶性疟疾、胃病、关节炎数病并发。11月初，病重的张恨水只好到芜湖戈矶山医院住院治疗，将报社的事交给四弟张牧野和好友张友鸾打理。芜湖的空袭警报一日数次，张恨水一听到警报就想起家中亲人和《南京人报》，担心他们的命运。

12月9日，南京沦陷前四天，南郊秦淮河畔炮声连绵不断。日军以坦克为前导攻克高桥门，向光华门进逼。《南京人报》被迫停刊，这也是张恨水一辈子唯一自办的报纸。

1937年，面对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前途，张恨水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国如用我何妨死？”“抗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

侵略者的炮火终于落到了张恨水的头上。1937年12月，张牧野把报社印刷器材拆卸下来，以木船运赴重庆。而张恨水则带着全家避难，到了安徽潜山老家。安顿好家属之后，他从安庆一路坐轮船到南京，然后乘火车到武汉，再坐木船抵达重庆。

1938年1月10日，张恨水只带了一个柳条箱，装了些简单的衣物，跋山涉水赶赴山城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当时，他为了办《南京人报》已是倾其所有。报纸停刊后，他囊中空空如也，身着一袭蓝衫，只身入川。

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入重庆，各界抗战人士和逃难群众也如潮水般涌入重庆。张友鸾介绍张恨水和《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相识，邀他加入。不久，副刊圣手张慧剑、杂文名家赵超构也来到重庆加盟。《新民报》有了“三张一赵”四位重量级报人，自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力的报纸。

“三张”在《新民报》都是主笔，张恨水主编文艺副刊，取名《最后关头》。1938年1月15日，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从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这呐喊声里，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恨的，决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南京人报》！

从这气壮山河的呐喊声中，可以看出张恨水的爱国热情与义无反顾。他经常以“关卒”为笔名，在《最后关头》以笔作箭，弯弓射日。他不仅以诗、文、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而且还用漫画来讽刺揭露汉奸丑态。他还为《最后关头》规定了登稿原则：一是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是游击区一斑；三是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是不做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是抗战的文章。

抗战期间，南京的民营报纸身世飘摇，而官方报纸的经历也好不到哪里去。

作为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几度起起落落。

1928年2月1日，《中央日报》创刊于上海，次年迁至南京，1937年11月30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发动对南京的总攻时，几乎所有的记者、编辑等新闻从业人员都已经撤离了南京，城里只剩下中央社随军记者组与国民海通社几个勇敢的记者不顾生命危险，坚持报道到最后一刻。数十年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消息。

1．民国时期，南京有30多份报纸记者查询《南京报业志》发现，民国时期至抗战前，南京出现过的报纸前后总共有30多种，有《中央日报》《民生报》《南京人报》《新民报》《新南京报》《人民晚报》《中央导报》《大华晚报》《铁道公报》《文化日报》《申报》《民报》《民国日报》《时代晚报》《中国日报》《每日晚报》《京报》《救国日报》《首都晚报》《扫荡报》《朝报》《中国时报》等。这些报纸有些还另外办有晚刊、副刊等，而且还不包括一些杂志刊物。

当年最红火的报纸，除了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外，当属《中央日报》。

因为《中央日报》是蒋介石当政时的主流媒体，是国民党的第一大报。

1929年2月1日，《中央日报》迁到了首都南京，社址定在南京复兴路157号。在1935年，《中央日报》还曾更新设备，扩大版面，当年10月份迁入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附近的中山路39号新建四层大楼内。总主笔周邦式，总编辑张客公，总经理贺壮宇。该报日出三大张对开12个版面。1937年6月，又增开了庐山版。

2．七七事变后，南京报界纷纷宣传抗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各类抗日斗争事件此起彼伏，抗日救亡情绪高涨，南京各报以最重要的版面对此加以报道和评论。7月8日，南京民营报纸《新民报》发表社论《九一八之前到来矣》；7月9日发表正在南京的剧作家田汉的文章《决心》。文中写道：“卢沟桥的炮声含有示威作用……中国的生机在坚决地对日抗战，不趁此奋然而起，天下盖无不可忍之事，而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虑。”

之后，《新民报》又连续发表了社论《对日抗战到底》《反对各回原防，主张全盘抵抗》等。该报的“新民副刊”则连续用通栏大字刊出鼓动抗战的口号：“我们要打就打个你死我活”“抗战！抗战！抗战！抗战！抗战！”“请政府即日领导全国民众抗战到底！”“我们反对妥协，拥护全盘抗战！”“每座房子都成为战堡！”该报的社会服务版也发动抗日献金、组织抗战医疗队等。

《中央日报》也连日刊登抗日救亡消息与报道。1937年8月1日，《中央日报》刊登《南京学生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发表宣言拥护领袖抗日主张，并进行宣传募捐救护等工作》。

当南京与全中国各地抗日热潮不断高涨时，更加激烈的战火在与南京近在咫尺的上海燃起，并迅速烧向南京。1937年8月18日，《中央日报》由于战事紧张，供应困难，由每日出版三大张对开12个版面，缩减为每日出版一大张对开4个版面。

3．战火迫近，南京报人坚持战斗到最后南京的新闻媒体也在更加艰苦、危险的环境与条件下，每天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更加忘我地工作着，艰苦支撑，宣传抗日。

在11月16日，国民政府下令中央党政各机关与南京市政府各机构、南京各国营工厂以及各大中学校撤离南京。机关、工厂、学校以及大量市民在战火中开始了悲壮的大迁移。

当战火迫近与包围南京时，南京的新闻媒体不得不于1937年11月底、12月初先后停刊转移，分别迁往武汉、重庆、长沙、香港等地，继续办报，继续宣传抗日。可以说，他们在南京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1937年11月27日，民营报刊《新民报》出版了在南京的最后一期报纸—第2916号，第二日，即11月28日，该报停刊。

11月30日，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出版停刊号，为在南京发行的第3404号；12月1日，该报停刊。

11月底，中央社总部内迁至汉口保华街62号武汉分社所在地。中央社总部撤离南京时，留下精干的随军记者组，采访南京保卫战的战地新闻，留大小发报机各一架、收报机二架，维持最后工作。

中央广播电台则在11月底西迁重庆，直到1938年3月10日才恢复播音。

南京的其他民办报纸，如《中国日报》《朝报》《南京晚报》等，也都在这期间停刊转移，撤离南京。

《南京人报》是坚持出版发行的最后一份报纸，直到12月9日南京沦陷前四天，才被迫停刊。

4．中央社和国民海通社记者坚守南京报道南京保卫战当1937年12月初南京保卫战打响时，南京城内已没有一家能正常采访报道战事的时事新闻报社。

到12月10日中午1时，日军发动对南京的总攻时，南京城内的所有报刊都已停刊，南京城里只剩下中央社随军记者组与国民海通社几个勇敢的记者仍在工作。他们理解南京保卫战的政治意义与军事意义，带着悲壮的思想投入到对这场悲壮的南京保卫战的报道中去。

经盛鸿教授在《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中写道，对12月13日南京最后的战况，国民海通社13日发出电报：据此间所接电报，声称进攻南京之日军今日佛晓已进逼东门（中山门），数小时中便占领城南一部分。继称京沪铁路之终点下关车站现正有激烈恶战。

日本兵舰若干艘已溯江西上，助攻首都。日方消息，承认紫金山尚在华军手中，华方抵抗极其坚强。

这是中国与西方的几位新闻记者坚守在危城南京，报道南京保卫战发出的最后几则电讯消息，报道中国守军最后的抵抗，尤为可贵。因为在这几则电讯发出后，12月13日晚，日军进占南京全城，并立即实施大屠杀，同时迅速切断了南京通往外界的全部电讯联络。南京城内的电报局被迫关闭，留驻南京的中外记者们的新闻电讯再也发不出去。在这最后时刻，留驻南京的那几位中国与西方的记者才停止了手中的工作。从这时起，全国的读者乃至全世界的读者再也听不到从南京发出的新闻电讯。(www.xing528.com)

那么，几位坚持报道到最后一刻的中国记者，那几位勇敢的中央社随军记者与国民海通社记者，在此后的命运如何呢？是随守军突围成功，继续战斗，还是九死一生，奇迹生还，回到了中国的抗战大后方？

根据经盛鸿的调查与分析，这几位勇敢的中央社记者与国民海通社记者更可能是惨遭日军屠杀了。因为他们在12月13日晚身陷南京城内，是很难有机会冲出日军的层层包围的。他们不可能像五位留驻南京的美英记者那样，凭借“中立国”记者的身份，可以继续在南京活动和安全撤离南京，而是像所有被包围在南京城里的中国人一样，面临着日寇的屠刀与枪口，时时处处有被杀害的危险。

种种迹象表明，他们很可能已被日军全部杀害了，成为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分子。因为自那以后，数十年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消息。如果他们能够逃离南京的话，应该会迅速写出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或者回忆录。

南京的新闻界人士不仅办好报纸，而且还尽力运用其他的形式与方法来扩大宣传抗战。说起这段历史，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37年8月，剧作家田汉为了前方抗日战士而创作的四幕话剧《卢沟桥》，竟全是由南京新闻记者担任演员的。

1．《卢沟桥》成为“抗战戏剧”开山之作

1937年7月16日，南京新闻记者协会派代表来到丹凤街10号，见到正寄居南京的剧作家田汉，称他们准备举行一次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的募捐义演，请田汉写一个话剧剧本。田汉立即应允，当晚就动笔写作，取名为《卢沟桥》。

他还请来著名导演洪深、马彦祥等人导演，请来上海、南京的一些著名演员参加演出，所有人员都不取报酬。南京各报均派记者跟踪报道此事。

南京的8月酷暑难当，田汉夜以继日地赶写剧本，常在灯下挥汗如雨。

剧中的插曲都由张曙作曲。为了易唱易记，张曙采用了老百姓熟悉的民歌曲调，谱写了《卢沟问答》《好大刀》《送勇士出征歌》《卢沟桥》等曲。这些歌曲在戏公演之前，已经陆续在报纸上发表了，很快传遍南京，戏未登场就形成了“先声夺人”之势。

话剧《卢沟桥》经几日的紧张排演后，选择南京著名的四大剧场为公演场地，大华电影院、世界剧场、首都电影院和新都电影院。

此剧与上海1937年8月7日首次上演的、由左翼作家集体创作的《保卫卢沟桥》呼应，成为“抗战戏剧”的又一开山之作。

2．新闻记者出演话剧

1937年8月9日，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大华电影院首次上演话剧《卢沟桥》。

此剧没有中心情节，也没有主要人物，有的只是一个个充满激情的群众场面，并穿插着一首首昂扬的救亡歌曲与悲愤的政治抒情歌曲，如《送勇士出征歌》《卢沟桥》《卢沟月》等。演员除了从上海请来的明星胡萍、王莹外，其他都由南京的新闻记者们担任，因而在表演上谈不上什么演技，而以激情取胜。

不过，这种激情的表露在当时还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当局正与日方交涉，是“战”还是“降”尚在犹豫中。所以，开幕前一群特务突然跑来，极力阻止演出，全场观众为之大哗。洪深先生当即跑到前台，与特务们据理力争，在广大观众的大力支持下，《卢沟桥》终于得以胜利演出。

尽管天气炎热，挥汗如雨，但全场座无虚席。刚于8月1日出狱的救国会“七君子”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人物。观众们也不是来欣赏什么演技，而是来感染与抒发抗日御侮、保家卫国的氛围。结果，台上台下形成一片激情澎湃的海洋。

此后，话剧《卢沟桥》在南京的四大剧院轮流上演，每日两场，连演四天。

3．《中央日报》最后的版面已遍寻不着《中央日报》是南京第一大报，我们想寻找1937年11月30日最后一期报纸，然而，我们从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都得到了相同的消息，各家馆藏的最后一期只到11月27日为止，之后三天的报纸已经遍寻不着。

“我写书时在台湾图书馆找资料，看见了30日那天的报纸。如果重庆和上海图书馆都是江苏古籍出版社的合订本，那么27日应该就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后一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告诉记者。

我们翻阅1937年《中央日报》合订本发现，战争影响下，从11月21日起，报纸又一次缩版，从四个版面缩减为日出一张两个版面。

1937年10月，由于日军集中力量于上海战场以及天气的影响等原因，日机对南京的空袭时紧时松，但仍给南京不断造成重大的伤亡与破坏。到1937年11月中旬以后，日本陆军兵分数路，对南京发起包抄围攻。

我们比较了11月和12月的几份报纸，《中央日报》11月21日共两版，头版是广告和启事，第二版是国内和国际新闻，头条为《国府移驻重庆，宣告中外继续抗战》，然后是各地时事消息。11月27日，《中央日报》的头条新闻为《晋中敌军北溃，我大军挺进中》，而报纸右下角六分之一处是一片空白，估计好不容易搜集到这份报纸时已经破损，可见战时保存报刊新闻资料的难度之大。

1937年12月4日，南京遭日本空袭。《申报》于12月5日第二版刊登路透社12月4日电《首都又遭空袭》：

南京昨日又遭空袭，此为战事发生后日机对南京第111次的空袭，日机3架在高尔夫球场附近投弹多枚……

12月6日，《申报》第二版以《日机大队袭京》为题，副题为《中山门外至西华门大街，贫民区域被炸惨不忍睹》，报道如下：

12月5日上午11时10分，日机大队袭京。在逸仙桥东右手方河岸一带，掷弹及爆炸弹20余枚。记者适行过该桥，见日机六架迎面自紫金山上空飞来，过中山门时，突然降低，肆行投弹。同时另有日机两架，自低空掷下形如皮球之硫磺弹10余枚，如流星下坠，在阳光中反光刺目，弹丸落处，砰然数响，在前方约30码外，民房数栋立时起火，转瞬间复见长形汽艇数个，随爆炸弹蹒跚坠下，于是爆炸声与墙倒声齐响，有如迅雷贯耳。同时火舌烟柱冲入天空。

如是一二分钟后，则闻妇孺痛哭嘶叫之声，阵阵袭来……

1．在防空洞里点菜油灯写稿子

1937年11月，随着国民政府的内迁，原在各大城市的全国性的报社、通讯社相继迁入重庆，其中也包括南京大量的新闻采编人员。抗战时期的重庆由此汇聚了全国和世界上的许多知名新闻人。

1938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党报《新华日报》从汉口迁来；1938年1月15日，南京《新民报》率先来渝出版，紧接着，《南京晚报》《中央日报》《扫荡报》、中央通讯社从南京迁来；《时事新报》从上海迁来……美国合众社、法国哈瓦斯社、德国海通社、德新社等在重庆派驻了新闻办事机构；美国《纽约时报》《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苏联《消息报》等也派出记者，先后来到重庆。

据统计，抗战期间重庆报业最鼎盛时，有23家报纸同时出版，12个通讯社同时发稿，新闻工作者约五六百人。这些报纸虽然所执立场不一，但在团结抗战这个大方向上却是一致的，他们本着国家民族的利益，同仇敌忾，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时重庆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战争带来的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带来的是生活贫困，生活贫困带来的则是健康上的损伤。

经历过这场生死浩劫的学者贾植芳曾这样描述该时文人们的命运：……自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地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文化革命改造世界的豪气与理想早已梦碎，哪怕是只留下一丝游魂，也如同不祥之物，伴随的总是摆脱不尽的灾难和恐怖……

新闻界的知识分子们饱尝了亡国之耻与切肤之痛。

在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一线记者坚持采写大量团结抗战的报道，编辑发行人员确保报纸准时出版发行。他们用笔作武器，以报纸为大旗，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口诛笔伐。这些编采人员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重庆新闻界因此也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一支重要力量。

2．“三张”重聚《新民报》

提到1938年来到重庆的南京新闻界，《新民报》是名气最响的，因为该报有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与赵超构共铸了“三张一赵”的重量级报人，自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力的报纸。

张友鸾是中国报业先驱邵飘萍的弟子，其生前有着报人和作家的双重身份。他与南京有着极其深厚的渊源，不仅主办了《南京人报》，而且写下了大量与南京有关的小说。我们找到了张友鸾的女儿张锦和她的丈夫李承邰，在她的回忆和讲述里，重现了报人张友鸾在重庆艰苦办报的经历。

张锦说，1938年初，张友鸾与张恨水一前一后到达重庆。张友鸾见内地撤退至山城的新闻界人士极多，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就问张恨水是否有复刊《南京人报》的计划，表示愿与他在巴蜀重打江山。张恨水听罢，长叹一口气说：“我对此厌倦了，想把更多的经历放在创作上。”旋即，张友鸾介绍张恨水与《新民报》总经理陈铭德认识，拉张恨水加入。接着，又在当地招了不少有理想的年轻记者编辑，郑拾风也是当时招聘来的练习生之一。

3．防空洞里写新闻稿

回忆起父亲张友鸾在《新民报》的办报经历，张锦印象最深的是防空洞和菜油灯：

记者夜晚写作，没有电灯，又买不起洋蜡烛，只好点菜油灯。而且又常受油价上涨的威胁，连菜油也不敢多添，能不点就不点，菜油还要炒菜吃呢。

重庆是有名的“火炉”，晚间温度也不低，报馆办公桌上的玻璃都热得发烫。

又因为电线被炸断而经常停电，每个编辑面前都放着一盏煤油灯，宛若伴着个小火炉，挥汗如雨地工作。

空袭一般是在白天，报社人员在防空洞内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直到下午解除警报才能回到办公室。张锦说，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夜间空袭，报纸刚刚编辑完毕，空袭发生了。她说：

那时候，报馆编辑部在七星岗，我家在大田湾的三间破草房里，和印刷厂挨在一起。编辑部和我家两地相距二三十里路。那天，父亲和张慧剑、张恨水刚编完报纸，还没走出编辑部，空袭来了，大家赶紧躲进旁边的防空洞，这才幸免于难。

4．张友鸾住的茅屋被称为“惨庐”

在重庆的那几年，张友鸾一家的生活非常清苦。一家人住在大田湾，屋室极简陋，恰似一顶打满补丁的毡帽，张恨水赐屋名为“惨庐”，还给张友鸾取了个绰号“惨庐主人”。

“惨庐”屋顶是茅草铺盖，四壁是竹篱笆墙糊泥巴刷上白石灰。屋内有一间小书房，小到仅能容纳一桌一椅一凳的程度。

来了两位客人，主人便必须站立，而且其中一位客人必须等到关上了房门才能在小凳上落座，可见生活环境之恶劣。

孩子们吃的是“平价米”，带着浓重的霉味。“往后几十年里我都很害怕吃到发霉的米，小时候吃够了。”张锦说道。

张恨水先生的儿子张伍回忆起在重庆的8年生活，也同样对平价米印象深刻：

为了解决一家的吃饭问题，父亲每月要从《新民报》报馆背回几十公斤平价米。

报馆离我们居住的南温泉有40多华里路。

走这条路要在海棠溪搭船过江，还要挤公共汽车。挤车也困难，父亲就干脆爬山，徒步走过陡峭的山路，到家时气喘吁吁，一身汗水湿透衣衫。

在张伍的记忆里，张恨水在重庆的8年里，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终年穿着一件蓝长衫，洗成了蓝不蓝、灰不灰的破布片。每逢出席规模较大的会议，长衫有破洞，张恨水就套上一件马褂遮挡。

九、日军狂炸下各报被迫出联合版1．日军空袭重庆各报被迫出联合版重庆是战时陪都，在陪都这个大后方办报，实则不易。办报，在版面上国民党的新闻出版检查制度是极其严格的，一旦惹恼官方，轻则“开天窗”，重则停刊，甚至逮人。于是，不少报人转而采取了曲笔应对的巧妙战术，退一步运用社会新闻和副刊，揭露和抨击当局的恶政与社会病瘤。

与此同时，日军飞机空袭重庆，狂轰滥炸困扰难安。1939年5月3日、5月4日两天，日机连续狂炸，重庆各家报馆均遭重创，致使连续五天不能出版。陈铭德和邓季惺临时采用人力摇动印刷机，硬是赶印出10000多份8开小报在街头零售。

1941年6月7日，《新民报》总管理处遭到更大袭击，七星岗的四层楼房被炸毁，文件账册等完全化为灰烬，公私财物受损，多年的合订本全都付之一炬。《新民报》莲花池职工宿舍也惨遭弹袭。

2．抗战期间的战况报道大多来自中央社8年抗战中，在艰苦艰辛的环境中，报人们迅速快捷地将新闻报告传递给人们，让世界各国知道中国抗日战争。抗战期间，关于战况的报道，大多来自于中央社。当时，在中国抗战新中心武汉及其以后的重庆，以及抗战后方的长沙、昆明、香港等地的各家中国新闻传媒，承担起抗战宣传主力军的重任，但条件艰苦，难以采访与及时报道隔着战线的南京的最新消息。当时，《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新华日报》，以及各地方报纸，都大量采用中央社的新闻稿件。

《大公报》著名战地记者、1938年后转入《新华日报》担任编委会委员兼采访部主任的陆诒，在《随军记者之工作》中写道：“当时大部分关于战争的通讯，皆由中央通讯社随军的同业拍发。”

1937年底，中央社总部内迁至汉口保华街62号武汉分社所在地；1938年10月，日军逼近武汉，中央社总部又迁到重庆铁报街2号。据记载，1938年，中国国内多家通讯社先后停办，其他一些民办通讯社和报社虽也向各地派遣记者，但因通讯手段落后及人力、物力限制，在报道新闻上无法与中央社相匹对。中央社以其特殊的地位与条件，充实先进的电讯设备，扩充人力、物力，继续扩大新闻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变成了一只废墟里飞出来的凤凰，凌霄而起”。据统计，战时中央社“平均每天收电文约3万字，发电文约1万5千字”，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新闻通讯机构。

3．《南京晚报》出书记述日军南京大屠杀惨况在南京市民中有很大影响的《南京晚报》，于1937年11月撤到重庆，继续以原报名出版，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迁回南京。该报一直关注着沦陷的南京，但开始也得不到南京的任何消息。直到1938年以后，该报才像抗日大后方的许多报刊一样，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报道与揭露。

该报还于1939年11月25日以“南京晚报社出版部”的名义，出版了一本署名“白芜”的著作《今日之南京》，记述了日军南京大屠杀及其以后一年来南京的悲惨状况。

国民政府机关报《中央日报》，1937年12月1日在南京停刊后，由总主笔周邦式、总编辑张客公、总经理贺壮宇率领部分员工，于1938年1月1日在湖南长沙副刊出版，编号继南京《中央日报》的停刊号3404号，为3405号，日出一大张两个版面。1938年9月1日，该报再迁至重庆出版，长沙版则改为分版。报社的社长一直由程沧波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