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篡改《实录》问题的探讨

第8章　关於唐太宗篡改《实录》的问题

在个体小生产的封建社会里，由於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世界观，故而不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同时，由於地主阶级的偏见，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历史，也给人们正确认识历史制造了困难。唐太宗篡改玄武门之变的历史，正是说明这一问题的具体例证。

为什麽要歪曲历史，篡改《实录》

在封建社会里，由於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而就必然使他具有自己即英雄决定一切的唯心史观。唐太宗毫不例外，也是具有这种唯心史观的皇帝。

既然封建皇帝可以决定一切，无疑，谁要敢於指出他的错误，改变他的决定，就是触犯他的权力。任何皇帝都不会容许别人触犯自己的权力，所以，敢於指出皇帝错误的人是寥寥无几的。唐太宗是封建社会的开明皇帝，别人不必谈起，就是他的亲信大臣，也不敢轻易言其过失。例如，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对长孙无忌说：“人苦不自知其过，卿可为朕明言之。”长孙无忌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这话的弦外之音，当然是不敢言皇帝有过。唐太宗也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说：“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

表面看来，唐太宗与一般封建皇帝不同，他能够认识到“人苦不自知其过”，臣僚不敢指出皇帝的过失，因而他要求臣僚们尽情极谏，从而也出现了像魏徵那样的善谏之臣。当然，也必须承认，这确是唐太宗与其他封建皇帝不同而且高明於其他皇帝的地方。但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特别是像玄武门之变，直接关系到其声誉与地位的问题上，他千方百计地文过饰非，掩盖自己违背嫡长子继承制的行为。有关此事，他不仅不准臣僚们进谏，而且还要求知情者绝对保守秘密。

唐太宗在和群臣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时，经常指责隋炀帝暴虐无道，好自矜夸，护短拒谏，偏听偏信等等，但他从来不批评隋炀帝杀兄篡位，谋取权力。道理非常简单，他和隋炀帝一样，都是用宫廷政变的手法取得权力和地位的。

唐太宗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害了李建成，登上皇帝的宝座，是违背“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的封建秩序的。嫡长子继承制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世袭的帝位继承制度。所以，连对唐太宗赞不绝口而且又为其发动玄武门之变进行辩解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很遗憾地说：假使唐“太宗有子6之节（像春秋时子6那样辞曹国而不受），则乱何自而生矣！”既然杀害其兄，也就只有“贻讥千古”了。

这种“贻讥千古”的事，对唐太宗来说，当然是终生难忘的。所以，他始终不愿暴露自己在这方面的阴谋勾当。房玄龄是亲身参与密谋策划玄武门之变的，他非常理解唐太宗的心情，所以他对此事的一切情况都滴水不漏，严守秘密。正因为如此，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论功行赏时，房玄龄是一等功臣。长孙皇后临死时对唐太宗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之。”长孙皇后对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是十分清楚的，因为此事是房玄龄、杜如晦与“文德皇后同心影助”而促成的。正因为在玄武门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为此事而保密，所以他们受到唐太宗的重用。反之，如果有人泄漏他的机密，不管是哪一方面的，他都要严加追究。例如，当他风闻太子“失德”时，就密令中书侍郎兼左庶子杜正伦对太子进行暗中监视，并要不断密报太子的“失德”言行。杜正伦为了使太子不失宠於太宗，私自告诉了太子自己所肩负的使命。此事为太宗发觉后，他怒“责正伦漏泄”，并“出正伦为谷州刺史”。以上情况说明，唐太宗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不管是杀害其兄弟，还是监视自己的儿子，凡是自己的阴谋勾当，都要严加保密。保密的目的，是为其文过饰非。

唐太宗可以运用权力使人们在当时为其保密，文过饰非，但能否使别人为后世的人们永远掩盖其不可告人的阴谋勾当呢？唐太宗颇为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他要亲自过问修史的问题。凡有不利於他的内容，他就要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唐太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篡改《实录》的。

怎样篡改《实录》

贞观三年（629），唐朝开始实行宰相监修国史的制度。房玄龄刚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唐太宗就对他说：“比见《汉书》载《子虚》、《上林赋》，浮华无用。其上书论事，词理切直者，朕从与不从，皆当载之。”唐太宗对国史的一般内容如此重视，无疑对有关他本人的内容就更加关心了。所以，他屡次想知道史官们是怎样把有关他自己的内容，特别是玄武门之变的问题写进史书的。

贞观九年（635），谏议大夫朱子奢上表说：“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居记录书帝王6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於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於曾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贞观九年五月李渊死，十月李世民就想了解《起居注》有关自己的情况，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李渊在世时，李世民即使知道了不利於自己的记载，也是不便於公开进行篡改的。

贞观十三年（639），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唐太宗问他道：“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说：“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唐太宗又直截了当地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说：“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为褚遂良帮腔说：“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唐太宗当时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其实，当他知道史官对他的“不善”之处也一定要写入史册的时候，反而他亲自看《国史》的要求倒更为迫切了。不久，就向监修《国史》的房玄龄明确表示，非看《国史》不可。

唐太宗一再想了解《起居注》的内容，其用意是非常明确的。因为皇帝“立子以长，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众，古之道也”。他以非长子的身份夺得太子地位，进而做了皇帝，是违背“古之道”的。为了使自己违背“古之道”的行为不至於永载史册，他不得不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强观国史，想方设法歪曲、篡改历史。

关於唐太宗向褚遂良了解《起居注》的内容，以及向房玄龄询问《国史》的情况，究竟在什麽时候，各种史籍记载不一。关於向褚遂良了解《起居注》的内容问题，《通鉴》、《唐鉴》、《唐会要》等，均记为贞观十六年（642），《贞观政要》记为贞观十三年（639）。向房玄龄询问《国史》的情况，《贞观政要》记为贞观十四年（640），《通鉴》、《唐鉴》均记为贞观十七年（643）以前。看来，《贞观政要》的记载是可信的。因为，贞观十七年房玄龄、许敬宗所修的《高祖、太宗实录》送呈唐太宗是没有问题的，《通鉴》、《唐鉴》、《唐会要》、《旧唐书·许敬宗传》的记载都是一致的。贞观十七年修成《高祖、太宗实录》，其内容必然是贞观十七年以前的事。根据《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国史》与《册府元龟》卷五五四《国史部》，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等人所续修的《贞观实录》，是从贞观十五年（641）开始的。这样一来，房玄龄、许敬宗所修的《太宗实录》截止到贞观十四年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据此，可以认为，当唐太宗提出要看《国史》的时候，房玄龄、许敬宗“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在改编过程中，不可能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立即写进去，所以截止到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提出要看《国史》的时候。既然贞观十四年唐太宗要看《国史》，当然，关於贞观十六年唐太宗向褚遂良了解《起居注》内容的记载也就不可相信了。因此可以肯定，在这个问题上《贞观政要》的记载是正确的。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问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房玄龄说：“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唐太宗又说：“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既然唐太宗命其“撰录进来”，房玄龄当然不敢抗拒，於是他与许敬宗等人把《国史》删改为《实录》，在贞观十七年完成后送呈唐太宗。唐太宗对其他问题没有表态，唯对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不满。因为有关此事的记载是“语多微文”。为此，他向房玄龄指出：“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非常明显，唐太宗要看《国史》，主要是为了给史官写玄武门之变定下基调，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像周公诛管叔、放蔡叔一样，是“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具体说，就是唐太宗要求史官为自己文过饰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www.xing528.com)

唐太宗的要求，得到了魏徵的支持。魏徵说：“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至高无上的皇帝，肆无忌惮，惟对历史有所顾虑。这更进一步说明唐太宗要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迫切心情。在此形势下，善於窥测方向，投机取巧的许敬宗也就必然要歪曲历史，篡改《实录》了。

许敬宗自贞观八年（634）就开始兼修《国史》，他修史的品德是极其恶劣的。凡是与他的利害有关的问题，他都从自己的恩怨出发，随心所欲地歪曲历史。所谓“敬宗自掌知国史，记事阿曲”，是有事实根据的。例如，隋朝末年，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与虞世基同为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当时为内史舍人，“备见其事”，因而曾对别人说：“世基被诛，世南（世基弟）葡匐而请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此话广为传播，许敬宗就怀恨在心。於是，他在修史为封德彝立传时“盛加其罪恶”。再如，“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并升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同卷。敬宗为子娶尉迟宝琳孙女为妻，多得赂遗，及作宝琳父敬德传，悉为隐诸过咎。太宗作《威凤赋》以赐长孙无忌，敬宗改云赐敬德。白州人庞孝泰，蛮酋凡品，率兵从征高丽，贼知其懦，袭破之。敬宗又纳其宝货，称孝泰频破贼徒，斩获数万，汉将骁健者，唯苏定方与庞孝泰耳，曹继叔、刘伯英皆出其下。虚美隐恶如此。”许敬宗这样根据自己的好恶歪曲历史，在唐太宗的权力威慑之下歪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历史，也是不言而喻的。否则，为什麽会在贞观十七年“以修《武德、贞观实录》成，封高阳县男，赐物八百段，权检校黄门侍郎”呢？显然是由於迎合了唐太宗的要求。其实，在《武德、贞观实录》里，不仅迎合了唐太宗的需要，而且也塞进了自己的好恶。事实是：“初，高祖、太宗两朝实录，其敬播所修者，颇多详直，敬宗又辄以己爱憎曲事删改，论者尤之。”根据以上情况，毋庸置疑，经过歪曲、篡改以后的《实录》，使唐太宗发动的篡夺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成了名正言顺的正当义举了。

还应该说明一点，唐太宗曾先后向朱子奢、褚遂良了解过《起居注》的内容，又向房玄龄询问过《国史》的内容，房玄龄送呈唐太宗的既不是《起居注》，也不是《国史》，而是《实录》。这究竟是什麽样的问题呢？

从唐太宗与朱子奢、褚遂良谈话的内容看，皇帝不看《起居注》已成了制度，从唐太宗与房玄龄谈话的内容看，“自古当代国史”，“不令帝王亲见”，也不容唐太宗破例。但他们都未曾谈到皇帝不应该看《实录》的问题。同样，后来唐文宗向史官的要求也是要看《起居注》，没有谈到要看《实录》。不仅如此，《旧唐书》卷十五《宪宗纪》中谈到，宪宗曾读过《玄宗实录》。《旧唐书》卷一四八《李吉甫传》中也谈到，宪宗还读过《代宗实录》。宪宗读这些《实录》，并未遭到别人的非议。由此可见，唐代皇帝阅读《实录》，并非为时人所忌。这样一来，房玄龄、许敬宗把纪传体的《国史》改编成编年体的《实录》，送呈唐太宗，就有两层意思：其一，可以把唐太宗违背制度的行为合法化；其二，可以把他们认为不利於唐太宗的内容加以修改。尽管《实录》所载，已非真实内容，但唐太宗还不满意，下令再加修改。这更进一步说明唐太宗要看《起居注》和篡改《实录》的用意所在了。

唐太宗把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和周公诛管叔、放蔡叔相提并论是毫无道理的。玄武门之变是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周公诛管叔、放蔡叔是平定对周的叛乱。二者毫无共同之处。关於这个问题，范祖禹曾有评论。他认为：“管、蔡启商以叛周”，是“得罪於天下，故诛之。非周公诛之，天下之所当诛也”。而唐太宗杀建成、元吉，则“己之私也”，这是“悖天理，灭人伦”的勾当，所以，他认为“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立世民为皇太子，然则太宗之罪著矣”。所以，唐太宗是罪恶昭彰的。这种评论，是一针见血的。由此可见，唐太宗歪曲、篡改《实录》的阴谋很快就被人们识破了。文过饰非，适得其反。

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影响

唐太宗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阴谋虽然早被后人所识破，但其影响还是颇为深远的。唐初的《国史》、《实录》，现在无从查阅了，但根据《旧唐书》还是可以知其大概的。因为“五代修《唐书》，虽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而传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抄《实录》、《国史》原文也”。这样，我们就可以《旧唐书》为根据，略举数例，说明唐太宗命史官歪曲、篡改历史的情况及其影响。

最突出的问题，是抬高李世民，贬低李建成。大业十三年（617），李渊从太原起兵，隋西河（山西汾阳）郡丞高德儒严阵以待，企图阻挡李渊南进。李渊遂“命大郎（建成）二郎（世民）率众取之”，兄弟二人共同表态说：“儿等早蒙弘训，禀教义方，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家国之事，忠孝在焉。故从严令，事须称旨。如或有违，请先军法。”他们沿途与士卒同甘共苦，很快攻取西河。但《旧唐书》的记载完全不同。《高祖本纪》记为李渊“命太宗将兵徇西河，下之”。《太宗本纪》记为：“及义兵起，（太宗）乃率兵略徇西河，克之。”非常明显，在《旧唐书》里，兄弟二人的功劳，全归於李世民一人了。

六月攻取西河，七月又进兵霍邑（山西霍县）。当李渊兵近霍邑时，忽然有刘武周勾结突厥南进太原的传闻。这时，有人强调太原地位的重要，主张回师太原。李渊征求两个儿子的意见，两个儿子共同表示：刘武周与突厥表面上一致，实际上互相猜疑，矛盾很多，如果返师太原，隋军从南尾随，刘武周与突厥在北，会形成腹背受敌的局面。李渊同意这种分析，遂命建成、世民各率数十骑，建成屯东门，世民断南门，李渊伪退，诱使隋将宋老生出城，建成、世民突然出击，斩宋老生，攻取霍邑。非常明显，攻取霍邑，兄弟二人同样有功。这些事实，在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第二卷中记载得非常详细。但是，《旧唐书》则完全不同。《高祖本纪》记为：“会霖雨积旬，馈运不给，高祖命旋师，太宗切谏乃止。”《太宗本纪》记为：“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这里不仅未提李建成的名字，而且还认为李渊和裴寂商议，共同主张还师太原。这样一来，李渊必然不会？纳李世民的意见，而要促令还师了。在这种情况下“太宗遂号泣於外，声闻帐中”。李渊召问其故，世民对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於前，敌乘於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李渊恍然大悟，遂停回师，继续南进，攻取霍邑。“太宗恐老生不出战，乃将数骑先诣其城下，举鞭指麾，若将围城者，以激怒之。老生果怒，开门出兵，背城而阵。高祖与建成合阵於城东，太宗及柴绍阵於城南。老生麾兵疾进，先薄高祖，而建成坠马，老生乘之，高祖与建成咸却。太宗自南原率二骑驰下峻坂，冲断其军，引兵奋击，贼众大败，各摇仗而走。悬门发，老生引绳欲上，遂斩之，平霍邑。”据此，攻取霍邑完全是世民一人之功，建成不仅无功，还因坠马而退却，打了败仗。当李渊不？纳世民的正确意见时，世民用“号泣”的办法感动李渊，真可谓既忠又孝，是封建社会的完人。

在攻取长安的问题上，也同样如此。按照李渊攻城的部署，建成负责东面和南面，世民负责西面和北面。雷永吉部首先从景风门附近登城，突进城内。景风门是皇城东面南部的一门，属於建成的进攻范围，雷永吉应是建成的部属。这样一来，在攻取长安的问题上，建成的功劳比世民更为显著也就不言而喻了。《唐高祖实录》把雷永吉改为雷绍，也未明确雷绍的隶属关系和登城地点，显然是有意抹杀建成的战功。

以上我们根据《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去说明《高祖、太宗实录》中存在的问题是否准确呢？也就是说《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内容可以相信吗？回答应是肯定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的作者是温大雅。李渊从太原起兵后，温大雅是大将军府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对当时的情况非常熟悉，不会弄错。同时，温大雅颇受李世民信任，例如，在玄武门之变前夕，李世民“以洛阳形胜之地，恐一朝有变，欲出保之，乃以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镇洛阳”。不难看出，温大雅在玄武门之变中是站在李世民一边的。处於这种地位的温大雅，在撰写李渊建唐的历史中，当然不会贬低李世民，抬高李建成，所以，《大唐创业起居注》的内容应该是可信的。

李世民和李建成的矛盾，是夺取太子地位与保持太子地位的斗争。李世民是进攻的一方，李建成是防御的一方。李世民杀兄夺取太子地位是违背封建秩序的。但《旧唐书》的看法却恰恰相反，完全是为李世民进行辩护。《高祖本纪》说：“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率兵诛之。”《太宗本纪》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於玄武门诛之。”在《隐太子建成传》中，把建成向高祖告世民的状称谓“密奏”，把建成的防御视为“作乱”，把世民的进攻视为不得已的义举，甚至让世民默认自己杀兄夺嫡是“为存社稷，大义灭亲”。该《传》的《史臣曰》是：“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太宗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显而易见，根据《实录》、《国史》而来的《旧唐书》，不惜用颠倒是非的手法为唐太宗歌功颂德：唐朝能有300年之久的历史，完全是唐太宗一人之功。对唐太宗的美化，真可谓无以复加了。

唐朝的《国史》、《实录》，早已无法看到了。《旧唐书》就是后人知道唐朝历史的最早著作，无疑，《旧唐书》对后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北宋欧阳修、宋祁所修的《新唐书》，也和《旧唐书》保持了大体一致的内容。《高祖本纪》说：“秦王世民杀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看来这只是客观的叙述，实际上作者已寓褒贬於其中。因为《新唐书》的作者是严格运用“春秋之法”的，对於杀兄夺嫡的事不加任何贬意当然就是褒。《太宗本纪》的记载就更明确了：“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而高祖屡许以为太子。太子建成惧废，与齐王元吉谋害太宗，未发。”“太宗以兵入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把建成的防御措施写成“谋害太宗”，其倾向性也就非常明显了。

比《新唐书》稍晚一点的《资治通鉴》，也大体如此。司马光虽然承认“立嫡以长，礼之正也”。但又认为“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这就是说，李世民因其功大，即可与其兄争夺太子地位。显然这是为唐太宗进行辩护。因为既然“立嫡以长，礼之正也”，建成即使“庸劣”，世民也不能强夺其位。

欧阳修、宋祁和司马光，在编撰《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过程中，必然要参考《旧唐书》，在同一个问题上的完全一致，不能不认为后者受了前者的影响。这几部史籍，是后来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在这几部史籍的影响下，李建成庸劣无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由此可见，唐太宗为了文过饰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影响是多麽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