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对华军事谍报体系研究及国防方针修改

至1936年为止，日军曾经在1918年和1923年两度修改过国防方针。在这两次修改中，中国不仅明确被视为“假想敌国”，而且排名上升到第二位。

第一次修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战爆发后，国际和中国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大战也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战争的概念，成为一场综合国力的大对决。日本军方自始至终研究着这场大战，试图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大战的全新模式使得日军高层很快认识到今后的战争是总力战。例如，时任参谋本部次长的田中义一在1917年后的各种会议上就不断发表有关观点，强调国家的实力不仅靠军队或者军舰，农业、工业、商业、知识等也是国力，是国家的兵备。“现在欧洲进行的战争事实上的教训，向我们证明了‘战争的胜败不仅靠军队的力量，人与物相结合才能完全发挥力量’。”[36]

“物”即进行战争所需的物资。然而，对资源匮乏的日本来说，靠自身整体实力，是无法打欧战那样的总力战和持久消耗战的。如何才能充分确保资源供给，成为左右战争的关键。参谋本部兵要地志班长小矶国昭[37]等就此进行了研究。其报告《帝国国防资源》从平时和战时两种状况，分析了日本和中国产原料的情况，拟定了平时和战时的经济对策和战时经济确保自立的计划，对于原料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使用中国资源弥补、将中国特别是满蒙地区作为资源供给地的构想。报告反映的“这种思想对在国防方针中导入总力战思想也产生了影响”[38]。

海军方面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海军军令部第四班八角三郎提出的报告《我国军备与中国的关系》便是代表之例。报告认为，现代战争即总体国力之战，而日本即使有制造能力，也无法资源自给，为此必须保证能够获得中国的资源。军令部长奥村非常赞同此观点，并且在1918年5月建议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派员调查中国资源。据此可以看到，日本陆、海军无不重视中国资源，以上共识的形成也为修改国防纲要奠定了基础。

至此，经过田中义一的积极推动，1918年陆海军对国防方针作了修改。新的国防方针贯彻了总体战和长期战的思想，扩大了战时所需兵力，而中国问题成为这次修改的焦点[39]。新国防方针的特征是：陆军的“假想敌国”从以往的俄、美、德、法这一顺序，变为俄、美、中，俄国、美国的顺序未变，新增的中国被置于第三位[40]。从确保资源的角度看，将中国列入“假想敌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无论是将美、俄还是将中国列为头号敌国，确保获得中国的资源都是其维系战争并且获胜的必要条件，须有绝对保证。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好的方法是将中国拉进日本的阵营，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正在不断觉醒，与日本的冲突在增加，在此情况下想获得资源只能武力入侵中国。

新的“用兵纲领”则显示，为了保护日本的所谓在华权益以及日侨，日本会出兵占领满洲、华北要地，根据情况，还将占领华中和华南的一些地区。

根据以上方针和纲领，参谋本部同时制定了对华年度作战计划。据此可知，日军计划在满洲占领南满要地，在华北占领河北要地、山东半岛至济南附近的地域。在华东等地则根据需要占领要地。在华南，根据需要占领浙江、福建及其南方沿海要地。其实，在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了山东半岛的重要地区，中清派遣队也早在汉口安营扎寨。由此可以说，这一计划已经得到了部分实现[41]。

国防方针的第二次修改是在192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相关国际条约的陆续签订，国际形势出现了新变化，苏联崛起、国联成立、限制海军军备等，带来诸多新矛盾，“而政局纠纷的起因主要在于经济形势。东亚大陆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不但有待他国开发者甚多，且为拥有数亿人口的世界一大市场。伴随着大战创伤的愈合，东亚大陆势将成为列强经济战的焦点”[42]。如何充分利用中国资源为扩军备战服务，进一步成为日军关注的焦点。1922年初参谋本部完成的《有关支那资源利用的观察》便是其研究成果之一。报告认为，除了锑以外，日本的战时重要矿物资源根本无法自给自足，粮食、棉花、牛羊皮毛等也是如此，因此“战时帝国的绝对不足资源只能从中国获得”。报告为此设想了各种“利用”方法，包括不惜代价武力侵占[43]。

在此背景下，日军从1922年3月开始修改“国防方针”及其相关文件，1923年2月获得天皇批准。新国防方针提出：“帝国的国防方针在于避免国际孤立，对与帝国冲突可能最大的外国尤其严加警戒，打破敌国的联合，密切与友好国的联盟，以此努力使战争顺利进行，一旦有缓急则采取攻势作战将敌击破于帝国领土之外，迅速结束战争局面。同时，确保海外物资的进口，保障国民生活安全。因此需要有能够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www.xing528.com)

针对中国的方针是：“中国国家不统一，国势萎靡不振，无独立抗我之实力，在帝国的国防上无需多大顾虑。不过，其丰富的资源是我经济发展和国防上必不可缺的，因此，我对华政策以亲善互助共荣为旨，以期平时和战时都能确实利用其资源。但其不安定的政情和以夷制夷收回利权的传统政策，可能使得我国期望无法实现，或者难保其不企图乘日美发生争端之机与美国结盟与我抗争，帝国因此需要以强大威力对待。”在新的国防方针中，假想敌国的顺序由以往的俄、美、中变为美、中、俄，中国上升至第二位。围绕战争资源问题，中国在日本眼中的敌对程度甚至超过其“宿敌”苏联。

修改后的《帝国军队之用兵纲领》第一条与1907年相同，仍强调采取“攻势作战”，对中国采取的作战要领，则为“海军击破敌舰队，控制沿海长江水域，协助陆军作战；陆军将主要作战引向北支那方面，迅速攻略北支那，另外，将次要作战引入政略上或战略上的要地，谋求占领之”。对华作战的主要目标是攻略华北[44]。

根据以上方针和纲领而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具体是，对于满洲，以完全控制以南满铁路为中心的南满一带和北满部分地区为目标，尤其针对辽西特别是渤海沿岸制定作战方案；对于热河地区因兵要地志不足未作具体计划；对于从北朝鲜向延吉、敦化、吉林的作战则有腹案；对于北支，根据需要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山东半岛登陆，占领河北和山东要地；对于中支，根据需要，在上海附近长江沿岸选定登陆地点登陆；在浙江、福建及其以南沿海要地的登陆占领方案也有制定；根据情况，分兵两路进攻，一路沿京汉铁路线南下，一路沿长江西进，两军相呼应进攻至汉口附近。

不过，以上方案“因为涉及对华行使武力的动机、中国国内政情、第三国态度等其他诸多不确定因素，计划的具体部分甚少，大多采取临机决定做法”。但在满洲，有关关东军和朝鲜军的行动都作了具体部署。

为了进一步细化作战计划，1925年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畑俊六大佐为团长，参谋本部作战、要塞、船舶课要员，陆军省相关人员，海军军令部作战课人员乘军舰来华，沿长江侦察从上海到汉口的登陆点达一个月[45]。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快了对华北的侵略步伐，不过，对华作战计划和用兵纲要均无大变化，仍以占领华北和长江沿线要地为“要领”[46]。

既然1918年起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就将中国列入“假想敌国”，每年都制定对华作战计划，那必然也制定有相应的年度谍报计划，有关史料也能证明这种计划的存在，只因史料阙如难悉其详。不过，从两次修改国防方针的背景看，军用资源的调查应是这一时期的重中之重。另外，其作战计划基本上仍是沿袭以往的北、南两方同时进攻中国的思路。因此，这一时期日军对华谍报工作的重心应该是过去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