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文化交融：两汉交州刺史部研究

第三节　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的文化交融

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交趾地区就成为汉帝国版图中的一部分。此后300余年间，两汉中央王朝之所以能够始终维持对这一地区稳固的郡县统治，不仅因为于此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合理经营，也与通过各种途径徙居交趾的内地移民有着重大的关系。随着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促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整体发展的不断加强。内地移民是交趾三郡统一于汉代多民族国家整体中的主要社会基础。

一、汉代进入交趾地区的内地移民⁽⁶⁹⁾

两汉时期，自汉武帝在交趾地区设郡置县之后，或因中央王朝为加强在南部边疆的统治而通过的行政手段，或由于统一而自然发展的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的往来联系，以及连接五岭南北旧有交通线路的修复、疏通、巩固、延展和新的交通线路的开辟，大量中原内地人口通过实边戍守、行军打仗、政治流放、仕宦任职、避乱流寓、经商贩运等途径进入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兹就几种常见于史籍记载的移民情况，分述于次:

(1)实边戍守。尽管说地处岭南的交趾三郡远离中原，为汉王朝的边陬之地，但作为国家版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汉帝国无不在为维护、保持其南部边疆的社会稳定、安宁而探索思虑，因为这是关涉国家全局利益的战略性问题。西汉初，高祖刘邦在赐封赵佗为南越王的诏令中说:“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之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其实，秦王朝之所以能够在中原战乱频仍，群雄逐鹿的形势下依然维持岭南边疆的和平安宁，不独因地方长吏赵佗的理政之能，更在于他“颇有中国人相辅”，特别是大批为戍守南疆而迁徙入岭的内地移民，因什居关系，有效地改变了当地土著“粤人”好相攻击的风俗。由此可见，中原南迁移民在维护秦代南部边疆的稳定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正是有鉴于此，所以当汉王朝征服南越国，再度郡县岭南时，便不失时宜地继续推行移民岭南的政策，并随着岭南经营重心的纵深发展而加大徙民入交的力度。其目的即在于保卫交趾诸郡县，维护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稳定。

汉武帝收服岭南之后，在广置郡县的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南部边疆的统治，又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因岭南之地设交趾刺史部，以俾政治、军事上的统一监管。但实际操作表明，仅凭行政上的效力，显然是不够的，《三国志》卷53《吴书·薛综传》曰:“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文化上的落差，妨碍了国家政令在南部边疆的推行，为殖边，更为风化，所以汉武帝随之“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⁷⁰⁾越南黄高启所著《越史要》也云:“古时我国人以布缠身，音话难晓，武帝徙罪人杂居其间，复教我国人，使之知汉文、解北话。”依据文献所记载的交趾当地土著居民已“稍知言语，渐见礼化”的民风状况，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汉武帝南迁入交的“罪人”数量是十分庞大的，且决非汉武一代所能达到，而是两汉长期奉行移民实边这一政策的结果。

除为整齐风俗、推进国家行政统治而移民实边外，两汉王朝又为巩固和加强对南部边疆的控制，而迁徙内地居民入交屯田戍守，进行武装镇慑。此亦为汉代经略岭南的重要举措之一，它既是巩固王朝统治的客观需要，也是维护、扩大经济利益的必然要求。以赵充国之言，“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⁷¹⁾所以，伴随着对岭南的经略，汉王朝亦积极移民“屯戍”，以巩固既得成果。《后汉书》卷86《南蛮传》说:“永和二年(公元137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烧城寺，杀长吏。交阯刺史樊演发交阯、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所谓“郡兵”，即是汉廷在交趾地区的屯边戍守的武装力量，故也称“屯兵”。在两汉近400年中，因此而先后派遣来的中原内地居民人数，自然也不会少。又如前引《后汉书》卷31《贾琮传》史载:“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交阯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由此不难推测，汉王朝在交趾地区的内地屯戍移民的规模之大。“郡兵”长期在边地戍守，屯田自给，安置家业，大多数人“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安乐而不思故乡”⁽⁷²⁾，他们不再返回内地故里，而定居落籍交趾地区。两汉中央王朝通过行政手段强制性地移民入边，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的统治，而被迫移殖来的内地居民，逐渐与当地土著居民融洽相处，传播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共同开发生产，所以在客观上又促进了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民族融合。

(2)军士流散。古代中国王朝在边疆的统治，或因文化冲突，或因“土流”权力之争，或因吏治腐败，所以时有反抗发生，当统治者恩抚怀柔，甚至动用戍守在边疆的郡兵力量也不济于事时，无计可施，最后便出兵征伐，其结果又为边疆地区输入了一批流散不归的内地军士移民。《后汉书》卷24《马援传》云:“(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援将楼船大小二千余艘，战士二万余人，进击九真贼徵侧余党都羊等，自无功至居风，斩获五千余人，峤南悉平。……二十年秋，振旅还京师。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马援自建武十八年进军交趾，仅一年便基本平定了“二徵”之乱，并未遭到多大抵抗，由交战而损失的士卒自然很少，因不适交趾地区湿热天气环境染疫身亡者当然会有，但《后汉书》卷86《南蛮传》说:“……(建武)十八年，遣伏波将军马援、楼船将军段志，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可见，马援出征所率军队均由南方征调，兵源地与交趾地区的气候差异并不大，尽管文献记载的士卒人数可能存在出入，但可以推测，马援征服交趾“二徵”之乱后，必然收编了当地不少的降众，所以当他向朝廷请求出兵益州郡，以图平定“昆明诸种”叛乱时，便提到所率有“越骆万余人”，马援麾下的“越骆”(骆越)兵，应主要即为收编的当地降众。而且还当有一定的郡兵被整合在了一起，所以，至建武十九年马援所率部众便达到了二万余人。由上分析，我们说史书记载的:“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即在万人以上，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因此不难肯定，当回军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士卒流散在了当地，而后来史籍有关“马流人”的传闻，或许正印证了这一历史事实。

(3)政治流放。谪迁远荒、发配边疆，这是我国历代王朝处罚所谓“获罪”吏民常用的方法，《汉书》卷6《武帝纪》说:“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前后两汉，此类事件常有发生，已述西汉末及新莽时期的政府移民手段，便不乏此例。

东汉以后，由于外戚的专权，以及宦官与外戚的轮流擅政，朝政日趋腐败，各政治集团之间为争夺朝权，彼此相互倾轧，钩心斗角，所以史书记载中出现了更多的因宫廷争权斗争而导致的政权官僚集团的流徙，其中不少便被流放到了南部边疆的交州地区。如《后汉书·梁统传》说:“松(梁统之子)，字伯孙，少为郎，尚光武女舞阴长公主，再迁虎贲中郎将。……光武崩，受遗诏辅政。永平元年(公元58年)，迁太仆。松数为私书请托郡，二年，发觉，免官，遂怀怨望。四年冬，乃县飞书(李贤注曰:飞书者，无县而至，若飞来也，即今匿名书也)诽谤，下狱死，国除。(松弟)竦字叔敬……后坐兄松事，与弟恭俱徙九真。”梁恭途中自杀，梁竦后获释回京，“有三男二女，肃宗(即汉章帝)纳其二女，皆为贵人。小贵人生和帝，窦皇后养以为子，而竦家私相庆。后诸窦闻之，恐梁氏得志，终为己害，建初八年(公元83年)，遂谮杀二贵人，陷竦等以恶逆。诏使汉阳太守郑据传考竦罪，死狱中，家属复徙九真。”⁽⁷³⁾《资治通鉴》卷46《汉纪三十八》也有类似记载:汉章帝建初八年，“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庆，诸窦闻而恶之。皇后欲专名外家，忌梁贵人姊妹，数谮之于帝，渐致疏嫌。是岁，窦氏作飞书，陷梁竦以恶逆，竦遂死狱中，家属徙九真。”又如汉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阴皇后多妒忌，宠遇浸衰，数怀恚恨。后外祖母邓朱，出入宫掖，有言后与朱共挟巫蛊道者;帝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案之，劾以大逆无道，朱二子奉、毅，后弟辅皆考死狱中。六月，辛卯，后坐废，迁于桐宫，以忧死。父特进纲自杀，后弟秩、敞及朱家属徙日南比景。”⁽⁷⁴⁾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时皇太子惊病不安，避幸安帝乳母野王君王圣舍。太子乳母王男，厨监邴吉等以为圣舍新缮修，犯土禁，不可久御。圣及其女永与大长秋江京与中常侍樊丰、王男、邴吉等互相是非，圣、永遂诬谮男、吉，皆幽囚死，家属徙比景。”⁽⁷⁵⁾延光四年(公元125)春，汉安帝病死于出巡章陵的途中，皇后阎姬尊为皇太后，临朝听政，以其宗师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太后欲久专国政，贪立幼年，与显等定策禁中，迎济北惠王子北乡侯懿，立为皇帝。显忌大将军耿宝位尊权重，威行前朝。乃风有司奏宝及其党与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恽弟侍中笃、笃弟大将军长史宓。侍中周广、阿母野王君王圣，圣女永，永婿黄门侍郎樊严等，更相阿党，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为唱和，皆大不道。丰、恽、广皆下狱死，家属徙比景。”⁽⁷⁶⁾北乡侯刘懿被立为帝即少帝，数月而身亡，“中黄门孙程合谋杀江京等，立济阴王，是为顺帝。显、景、晏及党与皆伏诛，迁太后于离宫，家属徙比景。”⁽⁷⁷⁾永康元年(公元167年)，汉桓帝去世，灵帝即位，时太后窦妙父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而中常侍曹节等，矫诏杀武，迁太后于南宫云台，家属徙比景。”⁽⁷⁸⁾又当时“中常侍王甫、曹节等奸虐弄权，扇动外内”，光和二年(公元179年)，司隶校尉阳球上奏“甫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中黄门刘毅、小黄门庞训、朱禹、齐盛等，及子弟为守令者，奸猾纵恣，罪合灭族。”后王甫被处死，“尽没收财产，妻子皆徙比景。”⁽⁷⁹⁾由上所载，可见东汉时地处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已成为朝廷安置政治流放官吏及其家属的重要地区，这些人被迁徙来以后，大部分便定居在了当地，成为当地居民的一部分。

(4)避乱流寓。由于两汉王朝在南部边疆的交州刺史部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体察并尊重各民族特点，推行符合当地客观实际的正确的统治方针，故交趾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安定的社会局面。而两汉中原内地，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其后期均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大量中原内地居民为逃避战乱而不断南迁进入交趾地区，入名史册的如前述汉代名臣胡广、士燮的先祖便都是在西汉末避乱交趾的。

东汉末，中原动荡，南迁的内地人士更多，顾野王《舆地志》载:“葛姥者，汉末避‘黄巾’贼，出自(至)交趾，资财巨万，僮仆数千，于此筑城为家。”⁽⁸⁰⁾尤其是“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⁸¹⁾这一时期，中原内地因军阀混战，局势大乱，但僻处南部边疆的交趾地区，却因为边吏治理的得力，继续维持着稳定发展的局面。当时汉中央王朝委任在交趾的地方长吏士燮不仅“达于从政，处大乱之中，保全一郡，二十余年疆场无事，民皆乐业”，而且“体器宽厚，谦虚下士”⁽⁸²⁾，所以大量中原内地居民其中不乏文人士大夫为躲避战乱，纷纷南下移居到交趾地区，“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⁸³⁾如许靖，“字文休，汝南人(汝南郡，在今河南、安徽交接一带地区)。举孝廉，为尚书郎，典选举。避董卓乱，往依会稽太守王郎。及孙策渡江，走交趾以避难。士燮厚加礼遇”⁽⁸⁴⁾。程秉，“字德枢，汝南南顿人也。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士燮命为长史。”⁽⁸⁵⁾桓晔，“初平中，天下乱，避地会稽，遂浮海交阯，越人化其节，至闾里不争讼。”⁽⁸⁶⁾又如陈国袁徽亦为避乱而流寓交趾⁽⁸⁷⁾，等等。当然，见诸文献记载的南迁之士，多为达于政理的官宦之家、名重一时的雅儒望士、满腹经纶的博学之才等社会名流，而名不见传的民间百姓，由于战乱而避地并定居交趾的必然更多。

除以上所说的中原内地人口南迁交趾的几种途径之外，还有其他情形，诸如游宦、经商、工艺及民间自发性的迁移等，进入交趾地区留居下来的，唯不详于纪录而已。以游宦为例，其实出任交州刺史州牧以及交趾郡县官员的广大边吏，本身即可视为一定时段内入籍交趾的内地特殊移民，更何况他们中卒于任上长眠于此的亦不乏其人，如越南所发现的汉代砖墓和陪葬品，其中“有一些墓葬是属于越南贵族的，但是众多的是远离本国的中国官吏之墓”。⁽⁸⁸⁾或有归葬桑梓及自南疆边吏任上致仕还乡，卒于故里者，身后也往往被刻写下曾为官南疆的生命轨迹。如广西合浦发掘的东汉九真太守墓，湖北当阳出土的东汉日南太守墓⁽⁸⁹⁾，即是如此。从他们的生命历程、归宿及其社会构成关系来看，无疑是南疆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是联为一体的。又以经商贩运而言，由于交趾三郡地处汉帝国与今南亚、东南亚及欧洲诸国海上贸易的交通枢纽，内地商贾出入者至繁，势必也有为数不少的落籍于此。再如民间自发性的南迁，随着政治上的统一，中央王朝于此广置郡县，加之连接五岭南北旧有交通线路的修复、疏通、巩固和延展，以及新的交通线的开辟，如前述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光武帝为南征交趾，“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⁹⁰⁾，而马援之征又“开辟了一条由合浦到达浪泊(今越南北宁省境内)的新交通线路”⁽⁹¹⁾。再如汉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年)，(弘)代郑众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至今遂为常路”。⁽⁹²⁾等等。不仅进一步完善了沟通中原内地与南部边疆往来联系的传统交通线路，而且还有新的拓展。这些都为中原内地人口自发性向南迁移进入交趾地区铺平了道路，创造了便利，由此而寓居交趾三郡的内地移民自然亦大有人在。

关于两汉中原内地的居民南迁交趾，不但有确凿可信的文献记载可供我们查考，也有丰富的考古发掘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南迁汉人在交趾地区的生活画面，如越南历史学家杜文宇说:在今越南河内地区，“雄王文化发展到公元初期，似乎突然停止不前了。不论考古学家的锄头挖到哪里，发现的都是遍布各地的汉式古砖墓，随葬品也都是汉式的”。“这种墓分布在沿海地区、红河中游地区，以及平原和山地等广阔的地带。可以说在公元头十个世纪之中，这是比较普遍而豪富的墓葬。它代表着一种文化，那时这种文化在我们国土上似乎占着统治地位。”“至于这种墓的种人，我们很容易地分辨出来，主要是汉人，还有一部分是已经汉化了的本地人。”⁽⁹³⁾英国学者布塞尔亦指出:直到公元初年，马援远征告捷之后，华人才开始大规模移殖，在清化发现的后汉砖墓中有关于这件事的考古资料。詹斯博士发掘出的最引人入胜的墓葬物中，有一些是农舍的模型，有的或许还是地主的宅第，有四方形的庭院，围以垣墙，内有各种建筑物。有的住宅里还有家用器具，如炉灶、水槽等。这些东西对安南早期的华人居留地提供了生动的写照。⁽⁹⁴⁾

大批中原内地移民的进入，促进了交趾地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所以到西汉晚期，交趾三郡的人口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岭南北部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根据《汉书》卷28《地理志》所提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人口统计:交趾郡，户92440，口746237;九真郡，户35743，口166013;日南郡，户15460，口69485。⁽⁹⁵⁾东汉时因宫廷斗争而引起的频繁的政权官僚集团及其家属的谪迁流放至交，又加民间自发性南迁的高峰，交趾地区的人口数量再一次迅猛增长，九真郡的人口数已达209894，日南郡达100676⁽⁹⁶⁾，相较于西汉末，分别增长26.4%、44.89%。交趾郡虽缺乏记载，但如笔者在前文所言西汉交趾三郡人口数字的曲线反映出，内地移民在南迁途中，因“地利”之便，其聚集程度由近及远而呈现高低趋势，也就是说越靠内之郡，人口数量就越多，所以即使以交州其他六郡的人口增长率平均值推算，其人口数也当有853695。⁽⁹⁷⁾诚然，其中有当地土著居民自然增长的因素，但主要必是由内地移民的迁入及其人口孳生所导致。由于内地移民数量在交趾地区的不断增多，所以便编入户籍，与当地非编户齐民的“夷人”相区别，如史曰: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居风令贪暴无度，县人朱达等及蛮夷相聚，攻杀县令，众至四五千人，进攻九真，九真太守儿式战死。……遣九真都尉魏朗讨破之，斩首两千级，渠帅犹屯据日南，众转强盛。延熹三年(公元160年)，诏复拜夏方为交址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贼闻之，二万余人相率诣方降。”⁽⁹⁸⁾文中“县人”，无疑当指内地移民。又如史载:汉武帝元封(公元前110年—前105年)末，担任日南太守的邓宓，“善于柔远，民夷怀之。”⁽⁹⁹⁾此处“民夷”并举，可证“民”即为内地移民。再如《后汉书》卷31《贾琮传》说: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交阯屯兵反，执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称‘柱天将军’。灵帝特敕三府精选能吏。有司举琮为交阯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京师遥远，告冤无所，民不聊生，故聚为盗贼。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招抚荒散，蠲复徭役，诛斩渠帅为大害者，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所云向政府缴纳租赋的“百姓”，显然亦当为南迁的内地居民。汉代推行户籍管理制度，进行人口登记，目的在于确保国家租赋徭役的来源。但因世居交趾三边郡的百越族群，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内地，所以汉王朝对其采取依俗而治，“毋赋税”的经济政策，只要求蕃酋土长定期朝贡象征臣服的少量方物土产，而无定额赋税。既然交趾三郡的土著“夷人”并无国家的租赋负担，也就可以推论政府对他们尚未有严密的户口登记，由此而言，两《汉书》所提供的交趾地区的户、口统计，当主要为内地移民。据此也反映出，须向政府缴纳租赋的内地移民定居落籍交趾地区后，成为汉中央王朝统治南疆三边郡的主要经济基础。

二、内地移民与汉代南部边疆的文化交融

由于大量内地移民南迁进入交趾地区，促成了汉朝在交趾三边郡统治社会基础的改变，内地移民逐渐成为汉帝国在南部边疆的主要社会基础，这就为汉王朝能够在遥远的南部边疆实现稳固统治、维护南部边疆的统一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出任的边吏主要依靠边郡的内地移民实施对交趾地区的有力管理。⁽¹⁰⁰⁾尤其是，他们与交趾当地原住族群交错杂居，相互通婚⁽¹⁰¹⁾，田宅相接，邻里相望，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融合，从而打破了这一地区土著部族原有的聚居分布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地世居居民的人口结构模式，为南疆地方土著文化向中原“华夏文化”靠拢提供了契机，而且不少出任交趾的边吏中亦多有重文兴教之举。于是，中原先儒家文化附依着内地移民的南迁而在交趾地区广为传播，交趾三郡的土著民族文化在与内地中原文化的相互交融中不断向前发展，并在无形中形成为维护汉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统一的基石。所以，《后汉书·南蛮传》曰:“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项髻徒跣，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语言，渐见礼化。”越南史家黎崱也言:“孝武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长幼无别，民缺礼义，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处其间，稍使学书，粗通礼化。乃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乃教民犁耕，使之冠履，建立学校，导以礼义。由此而降，四百余年，颇似有效。”⁽¹⁰²⁾可以说，汉代交趾地区的社会文化在大批内地杂居移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地方政府的推导下，不但中原内地的伦理规范、礼义道德等儒家思想文化体系的内容已被当地人民接受和采用，渐入礼仪文明之境，而且，汉语言文字也在当地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和推广。故东汉王充云:“巴、蜀、越巂、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¹⁰³⁾当代越南学者陈辉燎说:“越、中两国邻邦水连水、山连山，一代又一代互相交流文化。……在文字方面，在喃字流行于民间和国语字出现之前，汉语文字作为国家的正式文字。……这里没有提到大家已经看到的两国人民之间很熟悉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因为与中国人民经常直接和长期的文化交流，越南文化更为丰富、充实。”⁽¹⁰⁴⁾阮才书、章收等越南学者也认为:“中国人来到这里以前，越南人还没有文字。汉人来后就把汉字传到越南来，从这时起，越南也使用汉字。所以中国文字，越南人叫汉字(从汉代传来)。中国文字除了记录中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文件之外，还成为传播中国学术的工具。同时，越南语言也一步一步地接受汉语的词汇和语法，使越语越来越远离初期的情况。”⁽¹⁰⁵⁾我国学者亦指出:“中国的语言文字在越南文化发展史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自公元前二世纪，交趾地区使用了汉字，直到二十世纪。长期广泛地成为全国通用的‘正统’文字。”⁽¹⁰⁶⁾

正是在民间和官方的长期影响和作用下，汉代交趾地区逐渐形成了雄厚的中原文化积淀，因此早在东汉明帝时，即有“岭表望士”张重因“笃学善言”而著称，“刺史推择为日南郡从事上计。入洛，明帝讶其么麽⁽¹⁰⁷⁾，问之曰:‘何郡小吏?’重抗声对曰:‘臣日南计吏，非小吏也。陛下欲得其才邪?抑将称骨度肉也。’帝善其对，正旦大会，帝问曰:‘日南郡北向视日耶?’重对曰:‘郡有云中金城，不必皆有其实。日南日亦俱出于东尔。至于风气暄暖，日影仰当，官民居止随情，面向东西南北，回背无定，所谓日域在南者也。’帝盖善之，赐以金帛，自此上计召对，皆有重焉。”⁽¹⁰⁸⁾张重之文化修养由此可见一斑。

东汉末，既有安定的社会环境，又有礼贤下士、广纳英才的地方贤吏士燮⁽¹⁰⁹⁾的交趾地区，吸引着大批鸿儒博学之士云集于此，“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如上文提到的“博通五经”的程秉，“英才伟士”的许文休⁽¹¹⁰⁾等。“其他放臣逐客，多中朝名士”，⁽¹¹¹⁾如“虽处罪放”交州的会稽余姚人虞翻“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¹¹²⁾于是，“一时间交趾人文荟萃，学术大盛，成为我国南方的文化中心。”⁽¹¹³⁾这些人不但对中原儒家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交趾地区社会文化的迅速发展，“自东汉以后，特别是公元二世纪末叶，汉族的士大夫到交趾的越来越多。儒教比过去更得到普遍传播。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春秋》等书，在封建政权和士大夫开办的学校里普遍教授。”⁽¹¹⁴⁾1867年，越南嗣德国王说:“我越文明自士燮以后，盖上自朝廷，下至村野，自官至民，冠、婚、丧、祭、理数、医术，无一不用汉字。”⁽¹¹⁵⁾

随着中原先进文化在交趾地区的广泛传播，并逐渐取得支配地位，东汉末的交趾地区“不但不是炎徼蛮夷之地，而是华风飒飒的学术粹会之都”⁽¹¹⁶⁾了，汉代的南部边疆也因此出现了更多的才识渊博的饱学之士及入仕为官的理政之才，如“博览多识，名重一时”的刘熙，“字成国，交州人。……人谓之征士。往来苍梧、南海，客授生徒数百人。乃即名物以释义，惟揆事源致意精微，作《释名》二十七篇，自为之序。又著《谥法》三卷，皆行于世。建安末，卒于交州嵩山下，有刘熙墓云”。⁽¹¹⁷⁾李进，“交州人，(汉灵帝)中平间(公元184—189年)，代贾琮为交州刺史”，请命朝廷交州察举“依中州例贡士”，交州“人材得与中州同选，盖自进始”。⁽¹¹⁸⁾又如“李琴(也作阮琴)，交州人。汉献帝初平中(公元190—193年)，宿卫在台，遂与乡人卜龙等，以本郡所举孝廉数寡，正旦诣殿下，称曰:‘皇恩不平。’上问状，琴曰:‘南越偏，不为皇天所覆，厚地所载。’乃以茂才一人为夏阳令，孝廉一人为庐江六合令。琴终司隶校尉。”⁽¹¹⁹⁾总之，伴随“汉交州七郡，岁举孝廉，与中州齿”⁽¹²⁰⁾的人才选举机制在汉帝国南部边疆的确定，交趾地区逐渐被整合到了“华夏文化圈”中。

由于东汉时期南部边疆的交州，“不仅是中国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当时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汇点，以及中国进行外交活动和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¹²¹⁾这样，伴随着汉代中国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内地僧人的南下避乱，佛教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了交趾地区，《三国志》卷49《吴志·士燮传》记载:“燮兄弟并为郡县，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磬，备具威仪，笳箫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弘明集》卷1《理惑论》曰:“是时灵帝崩后，天下扰乱，独交州差安。北方异人咸来在焉，多为神仙辟谷长生之术，时人多有学焉。牟子常以五经难之，道家术士莫敢对焉。比之于孟轲距杨朱、墨翟。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由此可见，东汉末，已有不少中外佛教人士进入交趾地区，在这里从事传教等宗教活动，佛教开始在交趾地区得以传播。⁽¹²²⁾甚而有学者提出:汉时，中国佛教活动中心有三个，分别为洛阳、彭城、羸，“佛教若是从海上传入中原，必先经过交州。加之交州和印度、南洋诸国的贸易兴盛，许多印度僧徒先到交州学习了汉文和中国文化，而后才到中原传教，有的中国学者则在交州接受佛教的浸润而撰写出经典著作”。⁽¹²³⁾同时，由《理惑论》所载也可看出，产生于中原内地的道教亦于东汉末传到了南部边疆的交州地区。如《百越先贤志》卷4《姚俊》说:“姚俊，字翁仲，钱唐人。少为郡佐，负笈至太学受业，明经术灾异，为交趾太守，汉末弃官，入增城山中学道，遇东郭延，师事之。”⁽¹²⁴⁾即反映了这一问题。此外，中原内地的音乐、舞蹈、绘画等文化艺术也都于两汉时期传到了交趾地区。多元文化的汇入，不仅丰富、充实了汉代南部边疆交趾地区的社会文化，而且对其后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有史论曰:“汉氏征伐戎狄，有事边远，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至于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著自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虽叛服难常，威泽时旷，及其化行，则缓耳(儋耳)雕脚(交阯)之伦，兽居(穴居)鸟语之类，莫不举种尽落，四面而请吏，陵海越障，累译以内属焉。”⁽¹²⁵⁾范晔于此高瞻性地指出了文化“沾渐”对于汉王朝开疆拓土、维卫“四夷”之地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意义。不过文化“沾渐”，从根本上讲则有赖于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人的传播和长期熏染。由此而言，可以说内地移民为两汉国家统治在交趾地区的不断深入提供了文化支撑。大量内地移民落籍交趾三郡，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伴随移民而带来的中原内地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全面传播，及其对当地土著文化的整合，为交趾地区统一于两汉王朝奠定了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条件，促进了该地区与中原内地整体发展的不断加强，从而使交趾三郡成为汉帝国不可分割的南部边疆。这由东汉创立之初，即有“徼外蛮夷文郎等慕义保塞，(任)延遂止罢侦侯戍卒”得到具体生动的诠释。“文郎”为汉代最南边境日南郡(主要聚居在象林县)内的一个古老部族，远离中原，其尚且能在两汉“辞旧迎新”之际，“慕义”归款，由此透析出因内地移民长期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整个交趾地区的“蛮夷”对中原文化的强烈慕往和巨大向心力，并因此而在当地产生了对汉王朝的普遍认同。所以，史书多有记载两汉交趾“蛮夷”的归义之举。甚至到了苟延残喘的东汉末期，交州刺史部仍是拱卫汉帝国南部边疆的柱石，并在此有所发展。这也无疑为后来的中国王朝顺利实现在交趾地区的平稳统治，创设了有利的过渡条件。

如果要在本章的最后对全书所述内容作一点概括，也就是关于南疆交趾三郡如何被逐步整合到两汉国家统治秩序之中这一历史过程的总结的话，我们或许可以得到如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首先，随着国家“强势统治型态”的介入和渗透，汉代的地方行政体制——郡县制度在南部边疆日趋巩固和完善，并由此逐步推动着交趾边郡在政治上向内郡的转化，正如中国台湾学者耿慧玲所指出:古代越南经过中国汉唐长期的北属期，“中国有系统的地方行政制度，透过受中国爵命的地方豪强及知识分子伸展到越南大部分地区，将原本松散的部落形态，作了结构性的调整，原本囿于地方单位的雒侯、雒将，有能力合纵连横地将初级的行政行为组织成为有系统的政治力量。”⁽¹²⁶⁾汉代中央王朝通过其自身极具辐射力的帝国行政范式渐渐将地处边远的南部边疆纳入国家整齐划一的控制秩序之中。以至今天，郡的名称仍见于越南河内的行政区划中，如巴亭郡、二徵夫人郡、还剑郡等。

其次，自汉帝国郡县交趾，刺史岭南，随着汉代多民族统一国家整体在南部边疆的不断巩固和发展，五岭南北经济往来交流的日趋频繁，以及中央王朝在南部边疆经济开发力度的逐步加强和内地移民的大量进入，所以无论是其农业还是手工业，均在中原内地的直接影响下较之前代获得了更快的发展。同时，因汉王朝在政治、军事上对南部边疆控制的加强，既维护了交趾与今两广、蜀滇以及内地传统水陆交通线的畅通无阻，也为汉帝国南海海上交通线路的稳定与拓展提供了保障，于是作为汉帝国海外交通和贸易门户的交趾地区，其商业贸易亦空前繁荣。伴随交趾三郡社会经济的全面迅速发展，该地区与中原内地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明显增强。不仅汉朝的货币广泛流通于此，而且国家统一的赋税制度也在南部边疆全面推行。汉朝国家赋税制度在交趾地区的普遍建立，更标志着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始发生质的变化，汉中央政府通过多种经济手段，将南部边疆逐步纳入汉帝国一体化发展的国家经济体系之中。

再者，汉代中央王朝在交趾地区的积极经营也推动了中原儒家文化在南部边疆的传播及其与交趾地方土著文化的交融。随着中原儒家文化在南部边疆的广泛传播并取得支配地位，在此滋润和孵化下，汉代的南部边疆也因此出现了不少的才识渊博的饱学之士及入仕为官的理政之才，汉代的交趾不再是过去文人史家所描述的炎徼蛮夷之地，而出现“人文蔚起”的繁荣景象。尤其是伴随汉代国家人才选拔机制在南部边疆的确定，交趾地区也被逐渐整合到了“华夏文化圈”中。

总之，我们说尽管两汉帝国对交趾地区300余年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而是时有动乱发生，但汉王朝始终没有放弃对南部边疆经营治理的努力，交趾三郡也在这一乱与治交替更迭的过程中逐步经历着它的内郡化进程。综观汉代在南部边疆300余年的治边历程，其推行于交趾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无不围绕着推动南部边疆的内郡化进程而展开，汉中央王朝最终是要通过循序渐进的措施逐步将交趾三郡纳入到全国一体化的统治体系之中，实现“致风俗于大同，齐法度于画一”，“车书混一，文轨大同”。当然，汉代南部边疆的内郡化发展，不仅仰仗于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作用，也有赖于地方社会自下而上的自觉配合，正是在这样一种双向打通的互动历史过程中不断缩小交趾与中原内地的差距，政治上郡县制度逐步完善，经济上赋税制度不断健全，文化上人才与内地州县同举，交趾三郡逐步被整合到了汉帝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整齐划一的国家统治秩序之中。

【注释】

(1)(清)王森编辑:《粤西文载》卷47，载曾巩《赠行序·送李材叔知柳州叙》。

(2)顾炎武:《日知录》卷9《部刺史》。

(3)《册府元龟》卷699《牧守部·谴让》。

(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3《古南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5)《百越先贤志》卷1《邓宓》。该文载:“邓宓，粤之番禺人，有谋略权勇，武帝元狩末，交趾部刺史罗宏举宓茂才，为属国都尉，寻为南海郡丞至日南太守，善于柔远，民夷怀之。”按:汉武帝元狩年间为公元前122年—前117年，而交趾刺史部的建立是在汉武帝元封(公元前110年—前105年)五年(公元前106年)，所以《百越先贤志》的这一记录必然存在讹误:或为时间或为罗宏官职。若言罗宏为交趾郡太守，那么依据汉代的选举制度，他应该无权向朝廷举荐身为番禺人的邓宓。故云，原文中的“元狩”当为“元封”之误。

(6)《越史略》卷1《历代守任》;又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前编卷2载:武帝元封末“汉以石戴为交阯部刺史”。《大越史记全书》卷3《外纪·属西汉纪》:“汉以石戴为九郡太守”，意即石戴为汉武帝元封末年的交趾部刺史;而以笔者所考上引《百越先贤志》卷1《邓宓》的记载，罗宏亦在元封末交趾刺史的任上。或许，石戴当为交趾郡守。

(7)许善胜:《安南志略序》。

(8)《后汉书》卷81《独行传》。

(9)《安南志略》卷7《汉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虞歆》。《百越先贤志》卷4《虞国》说:“虞国，余姚人。汉末为日南太守，有惠政，行部每双雁随轩。及还余姚，雁亦随归。国卒，雁栖墓侧不去。”显然两书所言虞歆或虞国，即指同一人。

(10)《三国志》卷49《吴志·士燮传》。

(11)《弘明集》卷1《理惑论》。

(12)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11、79、19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3)《后汉书》卷86《西南夷列传》。

(14)《水经》卷37《叶榆水注》。

(15)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第79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6)《水经》卷37《叶榆水注》。

(17)《晋书》卷57《陶璜传》。

(18)林超民:《云南郡县两千年》，第44—46页，云南广播电视大学编印。

(19)《晋书》卷15《地理志》。

(20)(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6《州部》，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本。

(21)《安南志略》卷17《至元以来名贤奉使安南诗·翰林学士嘉兴张伯淳送李仲宾萧方厓序》。

(22)《安南志略》卷1《风俗》。

(23)《东观汉记》卷5《志·地理志》。

(24)《史记》卷113《南越列传·索隐》引《广州记》。

(25)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越南历史》，第78—7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6)《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27)《水经》卷36《温水注》。

(28)(汉)杨孚、孝元撰，曾钊、勉士辑:《异物志》，岭南遗书本。

(29)《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

(30)《东观汉记》卷3《帝纪三·恭宗孝安皇帝》，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731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31)《后汉书》卷76《孟尝传》。

(32)(汉)杨孚:《异物志》卷1，岭南遗书本。

(33)《后汉书》卷24《马援传》。

(34)《安南志略》卷1《风俗》。

(35)(晋)刘欣期:《交州记》卷1，岭南遗书本。

(36)(明)李调元辑:《南越笔记》卷5《葛布》，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26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37)(晋)稽含:《南方草木状》，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352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38)(汉)杨孚、孝元撰，曾钊、勉士辑:《异物志》。

(39)《安南志略》卷15《物产》。

(40)秦饮峙:《越南“东山文化”析》，载《研究集刊》1981年第3、4期合订本。

(41)［越］陶维英著，刘统文、子钺译:《越南古代史》，第306—307页，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42)《后汉书》卷76《循吏列传》。

(43)《后汉书》卷31《贾琮传》。

(44)段塔丽:《试论三国时期东吴对岭南的开发与治理》，载《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45)《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

(46)陆韧:《云南对外交通史》，第40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

(47)《太平寰宇记》卷170《岭南道十四·交州·宋平县》。

(48)《后汉书》卷88《西域书》。

(49)［越］黄高启:《越史要》。按:汉桓帝延熹九年，当公元一百六十六年，文中“一百七十九年”为误。

(50)《梁书》卷54《诸夷传》。(https://www.xing528.com)

(51)冼剑民:《汉代对岭南的经济政策》，载《暨南学报》1989年第4期。

(52)《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53)《后汉书》卷86《南蛮传》。

(54)《后汉书》卷5《孝安帝纪》。

(55)《后汉书》卷6《顺帝纪》。

(56)《后汉书》卷88《西域传》。

(57)《后汉书》卷88《西域传》。

(58)《后汉书》卷86《南蛮传》。

(59)《后汉书》卷88《西域传》。

(60)《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

(61)王杰:《日南郡——汉代海外贸易的窗口》，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1年第2—3期合订本。

(62)《后汉书》卷43《朱晖列传》。

(63)陈辉燎:《越中两国之间的历史关系》，载［越］《历史研究》1966年6月第88期。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779—7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64)云南省钱币研究会、广西钱币学会编:《越南历史货币》，第1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65)(中国台湾)张文和:《越南华侨史话》，第5页，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

(66)云南省钱币研究会、广西钱币学会编:《越南历史货币》，第1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67)冼剑民:《汉代对岭南的经济政策》，《暨南学报》1989年第4期。

(68)云南省钱币研究会、广西钱币学会编:《越南历史货币》，第12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69)当然，两汉时期在大量中原内地移民南迁进入交趾地区的同时，也有由于战争等原因，促使交趾地区的土著居民向北迁移的。《后汉书》卷18《臧宫传》说: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臧宫)将兵至中卢，屯骆越。”注云:“中卢，县名，属南郡，故城在今襄州襄阳县南。盖骆越人徙于此，因以为名。”《通典》亦曰:“襄阳县，汉之中卢骆越人徙此。”有学者指出:“中卢县属南郡，在今湖北襄樊市的西南。这里所说的‘屯骆越’，是指屯驻于中卢县的骆越人居住区。这支骆越人当系汉武帝平南越后迁于内地的一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又如《后汉书》卷86《南蛮传》载:马援平交趾“二徵”之后，接着率军“进击九真贼都阳等，破降之。徙其渠帅三百余口于零陵，于是岭表悉平”。可见，两汉中央王朝在通过军事手段实现对交趾地区的统一之后，为维护中央政权在南部边疆的统一，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故又以政府行为，分化当地土著民族的力量，实行北迁措施，这在客观上又促进了交趾地区与其邻近的北部地区的民族融合。此外，交州刺史部建立以后，岭南内部区域间及其与境土相连的益州刺史部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也因此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所以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交趾三郡同其他岭南四郡及西南夷地区的民族融合。对此，可参见蒙文通先生《古代中国南方与交趾间之民族迁徙》一文所作的精详考论。该文收录于蒙先生遗著《越史丛考》(第49—57页)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0)《三国志》卷53《吴书·薛综传》。《后汉书》卷116《南蛮传》，亦有类似记载。

(71)《史记》卷69《赵充国传》。

(72)《汉书》卷49《晁错传》。

(73)《后汉书》卷34《梁统传》。亦见《后汉书》志第十一《天文中》。

(74)《资治通鉴》卷48《汉纪四十》。另见《后汉书》卷32《阴识列传》。

(75)《后汉书》卷15《孝王邓来列传》。

(76)《后汉书》卷10《皇后纪》。

(77)《后汉书》卷10《皇后纪》。

(78)《后汉书》卷10《皇后纪》。另见《后汉书》卷69《窦武列传》、《后汉书》志第十二《天文下》。

(79)《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

(80)王谟辑:《汉唐地理书钞》，中华书局1961年版。

(81)《弘明集》卷1《理惑论》。

(82)《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

(83)《三国志》卷49《吴书·士燮传》。

(84)［越］黎崱撰、武尚清点校:《安南志略》卷10《历代羁臣·许靖》，中华书局2005年版。

(85)《三国志》卷53《吴书·程秉传》。

(86)《后汉书》卷37《桓荣传附鸾子晔传》。

(87)《安南志略》卷10《历代羁臣·许靖》。

(88)约翰·盖著，王民同译，葛季芳校:《越南的陶瓷》，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2008年第1期。

(89)蒋廷瑜:《“九真府”解》，载《印度支那研究》1981年第1期;《日南太守葬当阳》，载《中国文物报》1992年3月22日。

(90)《后汉书》卷86《南蛮传》。

(91)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2)《后汉书》卷33《郑弘传》。

(93)［越］杜文宇:《发自地下的声音:四千年的文化》，载中科院考古所编《考古学资料》第一集，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

(94)［英］布塞尔著，王陆译:《东南亚的中国人》，载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南洋问题资料译丛》，1958年第1期。转引自申旭《中国西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第180页，云南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

(95)而南海郡，户19613，口94253;苍梧郡，户24379，口146160;郁林郡，户12415，口71162;合浦郡，户15398，口78980。

(96)《后汉书》卷33《郡国志五》。

(97)冼剑民:《汉代对岭南的经济政策》，载《暨南学报》1989年第4期。

(98)《后汉书》卷86《南蛮传》。

(99)(明)欧大任:《百越先贤志》卷1《邓宓》。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39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0)尽管偶也有内地移民因赋役沉重而举众反抗，见诸文献记载仅在东汉末发生过三次，即汉顺帝永和二年(公元137年)九真、交趾二郡郡兵的反抗，及前文已述及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九真、交趾二郡境的“县人”、“屯兵”起义，但均很快即以和缓的方式得到了解决。这相对于两汉治交三百余年的历史过程来说，无疑并不妨碍我们对内地移民在维护边疆稳定方面作出肯定的评价。

(101)笔者在广西收集资料期间，曾请教我国著名越南史专家、广西民族学院教授范宏贵先生，听范先生说，他在越南作调查时，曾听讲当地考古学者发掘了一座有明确标志的马援夫人墓。但《后汉书》卷24《马援传》说:“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气，援与妻子生诀，无悔吝(恨也)之心，遂斩灭征侧，克平一州。”可知，马援南征时，其妻、子均留在京城洛阳，若越南考古学界确有此发掘，则必然是马援在当地所娶，且很可能即是交趾土著居民。马援留驻交趾，前后不到三年，尚与当地居民婚配，那么，长期定居在交趾地区的中原内地移民，其与本地土著之间的相互通婚，便可想而知。

(102)《安南志略》卷5《前朝书疏·吴合浦交趾太守薛综与刺史吕岱平士徽乱岱被召综上疏云》。

(103)《论衡》卷19《恢国》。

(104)陈辉燎:《越中两国之间的历史关系》，载《历史研究》1966年6月第88期。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编辑组编《古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第779—78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105)［越］阮才书、章收:《越南儒学史概述》(待刊稿)，转引自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6)郭振铎:《略谈中国语言文字在越南文化史中的作用》，载《印度支那研究》1981年第1期。

(107)按:所谓“么麽”，即指《东观汉记》卷17《张重传》中云其“形容短小”之意。

(108)《百越先贤志》卷2《张重》。

(109)《三国志》卷49《吴志·士燮传》。按:对于士燮在交州的文化贡献，中越史家、学者已多有中肯之誉，信手拈来一二例，如越南史家黎嵩在《越鉴通考总论》中云:“士王习鲁国之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下士，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大越史记全书》卷首);我国学者陈玉龙先生评价道:“士燮不但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当中原大乱之时，他不但能安土守境，民不失业，而且能礼贤下士，开创交州学术风气，使其成为汉末中国学术史上南方的学术奇葩”(陈玉龙等著:《汉文化论纲》，第35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本文不再赘言。

(110)《安南志略》卷十《历代羁臣·许靖》。

(111)许善胜:《安南志略序》。

(112)《百越先贤志》卷4《虞翻》

(113)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1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4)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越南历史》，第75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15)冬松:《汉文与越南文化》，载《远东日报》1971年3月14日。转引自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1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6)郑永常:《汉文文学在安南的兴替》，第33页，(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117)《百越先贤志》卷3《刘熙》。

(118)《嘉庆重修一统志》卷553《越南·人物》。《百越先贤志》卷2《李进》也载:“李进，字子贤，高兴人。……中平间，代贾琮为交趾刺史，奏请依中州例贡士。后阮(李)琴以茂才仕至司隶校尉，交趾人材得与中州同选，实自进始。”

(119)《安南志略》卷十五《人物·受中国爵命者》。

(120)程钜夫:《安南志略序》。

(121)何成轩:《儒学南传史》，第125—1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2)近代以来，学术界关于佛教传入越南的途径，既有北来之说法，即主张佛教是经过中国南传入越的，如法国汉学家沙畹等;也有南来之观点，即认为佛教很可能是直接从印度经海路首先传入越南，如越南学者文新等;另也有综合二说，提出公元二三世纪时，佛教已通过多种途径传入今越南，笔者赞同此说。具体可参见梁志明《略论越南佛教的源流和李陈时期越南佛教的发展》，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编《东南亚史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23)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第75页，中华书局2007年版。

(124)《百越先贤志》卷4《姚俊》。

(125)《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

(126)(中国台湾)耿慧玲:《七至十四世纪越南国家意识的形成》，《越南史论——金石资料之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第293页，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