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张居正秉政前夕多元学说争锋的状貌
朱元璋虽出生低微，但的确又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非常重视文治的作用，时常与近臣刘基、宋濂等“论道经邦”，倡言“礼乐之治”。他以武力推翻元朝在中原的统治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儒学，以加强对国民的思想教育和控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朱明王朝对儒学的利用，经历了一个演化推进的过程。开国的初期，主要是把先秦儒学和两汉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基础。到了洪武（1368—1398）中期，由于官员贪污腐败风气严重，朱元璋开始注意到程朱理学，加强这一学说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试图利用其“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加强约束国民。到了永乐（1403—1424）时期，朱棣进一步强化这一做法，亲自参与这一事情，以程朱思想为标准，编定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诏颁天下，统一国民思想，达到“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的目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程朱理学在朱明王朝意识形态中的独尊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的进程发展到元、明之际，思想领域已经变得非常复杂了，儒家、佛家、道家、道教等多元思想相互交织、渗透，深刻地影响着人们行为的方方面面。一般来说，思想学说往往会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之内，它不会因国家政权的更迭而发生突变，通常会保持其原有的发展轨迹。朱明王朝建立之后，程朱理学虽然凭借国家权力的支持获得了独尊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佛、道对社会的影响会随之完结。在洪武时期，朝廷奉行的思想政策是“崇尚六经，于释老二教亦不废也”[1]。朱元璋之所以不灭绝佛、道，主要原因在于他对佛、道治世功能的体认，在《谕故真人张正常嗣子宇初敕》中，他是这样说的：“昔之能名名于海内，始汉至今，所以不泯者，盖为御灾捍患之妙功，达于君，利及于民，故有不泯者为此也。”[2]
朱元璋扶植道教真还下了不少工夫：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立玄教院，以道士经善悦为真人，统领道教事务。同年八月，以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为正一嗣教真人。待张正常死后，朱元璋还亲自写祭文：“继出世法，统仙度人。御灾捍患，机干万灵。飞符仗剑，转斗移星。雷神听令，妖魅潜形。道光斯时，貌正精英。何乘鸾之去急，控法印于上清。今遣人奠以牲醴，尔其有知尚飨。”[5]表扬张正常的仙事功劳。随后，朱元璋命张宇初“为正一嗣教道合无为阐祖光范真人”，接替张正常的工作[6]，以示对道教的重视和扶持。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将扶植道教的行为延伸到文坛，引领文人创作，以便扩大道教的社会影响。他亲自创作了许多与道教有关的诗文作品，如《钟子炼丹》：“翠微高处渺清烟，知子机藏辟谷坚。丹鼎铅砂勤火候，溪云岩谷傲松年。潭龙掣电深渊底，崖虎生风迥洞边。径已苔蒙人未履，昂霄足蹑斗牛天。”[7]“丹鼎”即指道士炼丹用的鼎，“铅砂”即指道家用铅汞炼制的丹砂。再如《题神乐观道士》：“仙翁调鹤欲扶穹，万里风头浩气雄。翎背稳乘空廓外，丹光横驾宇寰中。飞符到处雷神集，役剑长驱疠鬼穷。见说黄芽心地转，更于何趣觅仙宗。”[8]描绘了仙翁驾鹤白日飞升的幻境，类似的作品还如《仙人》：“仙人鹤背几经秋，神出尘寰宇宙游。铁笛横吹天地外，肯将精气浑茫俦。”[9]在洪武八年（1375）五月，朱元璋还以刻有“西王母赐汉武桃”字样、绘有“龟鹤云气之象”的桃核，展示给身边的大臣，命大臣们以此为题，应制作赋。朱元璋甚至将扶植道教政策延伸到了戏曲行业，他在《大明律》中规定：乐人搬做神仙道扮杂剧戏文，不在禁限[10]。这说明朱元璋扶植道教的用心是十分明显和迫切的。
朱元璋对佛教治世功能的理解有一个单独的表述，在《释道论》中，他是这样说的：“初显化时，所求必应，飞悟有之，于是乎感动化外，蛮夷及中国假处山薮之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11]利用佛教教义约束人们多行善事，少做恶事，他的不少诗文作品具有这样的说教味道，如《善世禅师游方归朝》：
前年拜辞去，今春二月归。未闻湖海阔，但见禅眸辉。踏雪来朝觐，家风祖佛规。默坐各无语，方寸究徘徊。樱花才脸笑，柳眼正舒眉。独翁任清净，愚俗多险危。奸狡不善死，到处塚累累。尔心鉴此患，弃家永不回。年年常作客，如蓬被风吹。哀悯自天佑，仁深久必为。切记无往相，与佛莫相违。[12]
诗意教化人们，只要远离奸狡以遵守佛家教规，就能够善终。再如他的另外一首《雪山寺》：“极目遥岑起晓烟，深埋凝雪梵王禅。冰枝老树弥千壑，衲被苍僧布法筵。为羡浮生贪着处，好将空寂化迷迁。六年岭际今犹见，行致天花覆八埏。”[13]朱元璋从冰雪覆盖下禅寺的外在形态，遥想高僧布法的场景，进而申论了佛理的劝善功能，其他类似这样的作品还有《僧目空山》、《命板的达稳禅》、《寺掩山深》二首、《云山僧寺》、《赤脚僧诗》等。
对于儒、释、道这三种思想的治世功用所占的权重，朱元璋有着非常明晰的判断。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占有绝对主导地位，佛、道只起协理补充的作用，绝对不能喧宾夺主。鉴于这样的认识，朱元璋很注重对佛、道发展的限制。他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归并缩减全国寺观数量，要求“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14]。二是提高度牒门槛以抑制教徒人数，要求“请给度牒，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又以民家多女子为尼姑，女冠自今年四十以上者听，未及者不许”[15]，“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许落发为僧，年二十以下来请度牒者，俱令于在京诸寺试事三年，考其廉洁无过者，始度为僧”[16]。朱元璋的这一做法，在建文朝（1399—1402）、永乐朝（1403—1424）、宣德朝（1426—1435）得以延续，甚至还时有加强。如，朱允炆在建文三年（1401）七月，向礼部发出敕令：“非奉朝命，不许私窃簪剃。年未五十者，不许为尼及女冠。”[17]朱棣在永乐五年（1407）九月下令：“僧坐食于民，何补国家！度民为僧，旧有禁令，违者必罪。”[18]宣德二年（1427）七月，有僧童四百五十一人请求发放度牒，朱瞻基以他们“不通梵典”为由，“发归为民”[19]。(https://www.xing528.com)
这种对佛、道采取扶植与限制两手平衡的政策，一以贯之地在朱明王朝前期延续了七十年之久，这与当时的几位皇帝清晰的政治头脑、励精图治的治世决心是分不开的。朱明王朝发展到这个时候，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这个拐点既是走到最强盛的终点，也是走向衰落的起点。其中最关键的原因在于，此前几朝推行的多个方面的政策出现了转折，仅就对佛、道的政策而言，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
在这个拐点之后，朝廷扶植佛、道的力度要明显大于抑制的力度，大大放宽了对佛、道教徒度牒的限制。在正统（1436—1449）后期，朝廷“今年曰度僧，明年曰度僧，百千万亿，日炽月盛”[20]。景泰（1450—1456）到正德（1506—1521）年间，朝廷为了牟利，度牒规模更是大得惊人，仅在正德二年（1507）五月，朱厚照就下令一次“准度在京在外僧三万名、道一万名”[21]；嘉靖（1522—1566）时期，朱厚熜醉心道教，竟在嘉靖十二年十一月，一次“度天下道士一万人”[22]，二十六年（1547）七月，应道士陶仲文的请求，一次“度天下道士二万四千人”[23]。应该说，自正统朝（1436—1449）以来，正是君主对佛、道发展的放纵，才使得佛、道教徒的人数迅速扩张，以致出现了“僧尼道士充满道路”的局面[24]。这种局面打破了思想领域此前的平衡，程朱理学的社会影响力不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佛、道思想在社会上的影响大大提升，这样一来，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力明显减弱。
伴随着佛、道思想社会影响力的持续增强，与佛、道有着密切关联的心学思想迅速崛起，成为消弭程朱理学的又一支重要力量。阳明心学的社会影响力超乎常人想象，它在嘉靖年间的发展势头，何良俊是这样说的：“阳明先生之学，今遍行宇内。”[25]阳明心学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当缘于以下多方面的原因。
自阳明心学的义理言，阳明的“良知”说认为，良知本体不仅内在于人心，而且遍在于事事物物之中。这一学说不仅强调了良知本体所依附的主体具有“圣愚无间”[26]的平等性，还强调了良知本体发用流行会呈现在“钱谷兵甲、搬柴运水”等日常行为中。这样一来，儒学从以往高贵的、遥不可及的神坛一下子走向了民间，走到了可以让普通百姓能够触摸、感受的现实生活中来。与程朱理学相比，阳明心学义理提倡的无论是对儒家精神的理解与接受，还是对儒家精神的实践，都明显地表现出世俗化倾向。而阳明心学也正是因为对儒学的这一世俗化改变，忽然使得儒学变得与平民百姓亲近了起来。可以说，儒家学说平民化，应该是阳明心学能够得以广泛传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自推行阳明心学的手段言，阳明学派的成员都以讲学作为推动心学发展和传播的主要手段，不仅学说创始人王守仁“平生冒天下之非诋推陷，万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讲学”[27]，而且阳明“弟子甚众，都好讲学”[28]。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阶“邀铎（颜山农）主会天下来觐官三百五十员于灵济宫三日。越七日，又邀铎陪赴会试举人七百士，亦洞讲三日”[29]。嘉靖三十七年（1558），太仆少卿何迁“复推阶（徐阶）为主盟，仍为灵济宫之会”[30]。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徐阶为首辅时，亲自举办了以阳明心学为讲学内容的灵济宫大会，朝廷官员次辅李春芳以下，武将将军以下，均参加了这次活动。作为官方行为，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学术讲学活动，在中国学术史上实属不多见，其在社会上造成的轰动效应，以及对世人思想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心学自嘉靖后期得到徐阶等人的扶植以来，取得了很大发展，其势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不仅心学弟子遍布海内，而且还形成了多个门派。
通过如上的阐述可以看到，在张居正秉政的前夕，思想领域多元学说争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且不从儒、释、道这些大类上来划分各派学说，即使每一类学说也会表现出其自身的多元性。就儒家学说而言，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从大的层次上有先秦儒家、两汉儒家、程朱理学、阳明心学。如果再往下细分，阳明心学又可分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闽粤、泰州七个学派[31]。可以说，思想领域多元学说迅速发展、彼此交织、相互消长，以及由此引发的程朱理学的社会影响力明显减弱，是张居正整肃学风前夕所面对的具体情况。
第二节 张居正整肃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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