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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及历史课程研究结果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之我见《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下,开列的学习要点是百家争鸣、孔孟儒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和明清儒学的发展。以研究古代思想文化见长的葛兆光先生对此不以为然。岳麓版教材改叫“中国古代思想宝库”,这比课程标准还贴切一些。古代中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明确所谓“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是我们认识这个专题主线的前提。“礼”是孔子的思想。

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及历史课程研究结果

“古代中国主流思想演变”之我见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在“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下,开列的学习要点是百家争鸣、孔孟儒家、独尊儒术、宋明理学明清儒学的发展。统一教材人教版高中《中国古代史(选修)》中也有相同的内容,二者的思路是一样的。以研究古代思想文化见长的葛兆光先生对此不以为然。他说:“这个脉络不是历史本身的脉络,而是根据我们现代价值观念重新建立的叙述脉络……这是一方面根据中国儒家正统意识,一方面根据欧洲启蒙思潮的历史线索,在中国发现和书写的历史。这个脉络的建立,其实是建立一个儒学、理学到反理学的‘传统’,说明中国和欧洲一样……这是一个新的正统历史观念,可是,魏晋玄学呢?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影响巨大的佛教呢?道教呢?蒙元时代和清帝国中的民族思想意识呢?难道真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就是儒家独占的状况,就是这样两军对垒阵线分明的线索吗?”[1]葛兆光先生去年有一本《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公开出版。他在这本书中以通俗的语言、提纲挈领式地勾画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按照他的学术见解,新课程的这个专题根本不该冠之以“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文化”表现出民族之间的差异性、民族的特色,是不必特意传授、耳濡目染就会获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质。[2]现在,“文化”一词已经用滥了。严格地说,教科书如果使用“中国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就应解释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而实际上要求学生学习的是儒家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变化。岳麓版教材改叫“中国古代思想宝库”,这比课程标准还贴切一些(“宝库”一词不敢恭维)。在大一统的时代,主流思想含有主导思想意味,我们要告诉学生的实际也是,主导思想是什么?怎样产生的?变化的主线是什么?在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还没有修订之前,尽管诸多学者的意见言之有理,我们也只能将其束之高阁——先从实际出发,解决在课程标准要求的范围内如何做得更好一些,如何不违背历史的基本面貌。

依据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规定,现在使用的所有教科书关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描述,都有一些问题可以商榷。按照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对课程内容的时代性、基础性要求,教科书也应换个视角选择内容。

主流思想是指政治思想

中学讲专题,内容只能突出最主要的线索。儒家思想能够占据主流地位,从孔子孟子的思想,到独尊儒术、宋明理学,再看明清思想家,主流思想演变的主线是什么?新旧教材都不太清楚。新课程采取专题形式更应该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使专题内的各课前后衔接、串连贯通。新课程必修的思想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个学习模块也应互相呼应,尤其是中国史的内容,做到相互关联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儒学从孔子的思想说起。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各版本说法不一。人教版新旧教材始终坚持说是“仁”,岳麓版说是“仁”和“礼”,人民版笼统说:孔子“提出‘仁’和‘礼’的学说,主张在人人道德自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不再深入解释。史学界、哲学界、文学界都研究孔子的思想,著作汗牛充栋,有坚持“仁”为核心说,有坚持“礼”为核心说,也有“仁”和“礼”并为核心说。无论哪种观点都有孔子的言论作依据,很难达成共识。对于高中教学来说,其实问题不在于孔子本人的思想核心是什么,而是我们要把“圣人”放在哪个线索、哪个位置上加以介绍。从课程标准到各版本的教科书,突出的都是政治思想,而不是古代思想史的概貌。如果不是以政治思想为主,那么,宗教思想是必须介绍的,因为民众的宗教信仰是思想史不能回避的大问题。但是,古代中国的宗教思想从来没有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大到可以和皇权对抗。古代中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正是因为宗教思想不是统治思想,不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学讲古代思想专题就可以不讲佛教和道教,突出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明确所谓“主流思想”是政治思想,是我们认识这个专题主线的前提。

从先秦儒学到独尊儒术

众所周知,孔子在世时并不得志,如他自己形容的,像丧家之犬(时下叫流浪狗)。儒家学说也未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第一位尊崇孔子的皇帝是刘邦。他在晚年路过曲阜时,用最隆重的太牢大礼祭拜孔子。这个当初拿儒生的帽子当撒尿便器的市井之徒,为什么后来变得如此尊师重道呢?是叔孙通让他开了窍。叔孙通用礼制操练那些与刘邦打天下的“哥们儿”,使他们懂得了君臣之道,也使刘邦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和高高在上的威严,于是,儒学悄然复兴。萧公权说:“盖儒学势力在汉初之五十年中显已开始进展。”是有根据的。汉初儒学虽然大体承袭孔子的学说,但已吸收阴阳五行之言。董仲舒认为天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尊阴卑,他由此论证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地”要服从“天”,“阴”要服从“阳”,“卑”就要服从“尊”,“下”就要服从“上”,“臣”就要服从“君”,这就是“礼”。“礼”的主要原则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3]很多著作都强调过,董仲舒的尊君和大一统主张,是儒学得宠的原因。董仲舒天人关系的理论实质是为了论证天君关系。他的思想虽然有以天制君的成分,但是,正如范文澜先生早就指出的,汉武帝“更喜欢儒家的是三纲五伦说”[4]

“礼”是孔子的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秩序,但是,孔子并没有神化君权,他反对犯上作乱,但又否认绝对服从,主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5]。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6]。他们都没有强调臣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孟子还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的。如果“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7]。先秦儒家的尊君论者是荀子。荀子认为君主的职务重要,“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8]。但他也没有神化君权的意思。而董仲舒说:“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9],君主是代虚无缥缈的“天”执政,完成“天”所赋予的工作。因此,当臣子的只有服从的义务。这样一来,君主就不是普通人了。独尊儒术的成因主要在于提高了君主的地位,改变了先秦儒家君臣关系的基本理念,发展了“礼”的思想,使之更适合了皇帝专制的需要。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变化,“君权神授”影响了中国一千多年。汉代以后,虽然神化皇帝为“白蛇”“赤龙”转世的说法少了,但是,至少历代开国皇帝的出生几乎都被描绘得离奇而有异相。比如《明太祖实录》中说,朱元璋的妈妈梦见在麦场上干活儿,有个长髯道士送她一粒白色丸药,第二天就生下朱元璋,分娩时红光闪耀,满室生辉,此后每到深夜,所居茅屋便有红光闪耀,以致邻居以为朱家失火,赶来营救,红光却又消失了。历代皇宫宝殿坐北朝南也是取自“人主面南,以阳为位”的含义。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说汉代之前就有,但是,将这些迷信与先秦儒学的“礼”结合在一起,却是汉代儒学的创造胡适认为:“正名主义,乃是孔子学说的中心问题。”[10]。正名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是“礼”的阐释。萧公权说:“惟董子以正名为承天一事,为前人所未发。”[11]这就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发明权是董仲舒的。汉代儒学的附会造作起到了宗教作用。中国古代社会皇权至上,任何宗教都无法与之抗衡,其思想理论根源就在于给君主戴上了绝对权威的光环,形成对一个人特有魅力的崇拜。王家范先生认为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核心特征。他说:“试看两千年帝制史,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国家的命运总希望系于一天才人物,儒者称‘天纵英明’的‘明君’,老百姓则称之为‘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好皇帝’。每当社会震荡,必有‘真命天子’将出的期盼,企求能有一位非凡人物,凭借其特殊的人格或精神魅力,汪洋恣肆而又任性地调度历史舞台,重整纲纪,带领社会走出峡谷,再开‘新天’。”“以儒家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已经在臣民心里牢牢地埋下了君主为一国之主,安危所系,须臾不可离却,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他把这种现象叫“天才统治”史观。[12]对皇权崇拜观念的形成,将儒家学说改造成儒教的始作俑者是汉代的一帮儒生,董仲舒是集大成者。几乎同时代产生的基督教,其原罪说将所有人,包括国王都放在了平等的位置上,在上帝面前都是人。基督教长期而广泛的传播,使君权神授的理论很难再成气候。因此,仅就思想观念而言,西方也很难形成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制度。

理学的世俗化

理学是不是也沿着“礼”的思想在发展呢?理学在宋以后能够成为主流意识的原因是那些关于“理”“气”的学说吗?现行高中教材都是从“理”“气”入手介绍理学。人教版不仅没有谈理学与“三纲五常”的关系,而且强调“二程发挥了孔子‘仁’的学说”,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仁’的思想”,读后的感觉是,理学论证了“仁”的思想,因此取得主流地位。人民版、岳麓版虽然指出了理学与“三纲五常”的关系,但并没有将此作为主线叙述。人民版说:“理学影响后世六七百年之久,对维护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个结论是公认的。那么,我们就要弄明白理学为什么起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能够成为主流思想。

首先应明确的是,理学在宋代不是主流思想。当权的士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推崇儒学的经世致用,探讨富强之路,并不以心性仁义为要。他们的学派在北宋占主导地位。到南宋初,理学的市场仍在民间。在理学兴起100年时,朱熹陆九渊都在40多岁正当年,而当时皇帝仍没有青睐理学,朝廷中一批权臣还对理学抱有很深的偏见,大多数读书人对理学也没有特别的兴趣。理学仍处在边缘地位[13]。朱熹生前虽然名声不小,但并不顺心,在宋宁宗赵扩禁止理学的6年里凄凉地死去。研究宋史的专家们普遍认为:“理学只是宋学中的一个支派,而且直到南宋理宗以后才渐次取得官学地位。”[14]理宗继位是1225年,距1276年南宋灭亡只有50多年。理学真正成为主流意识是从元代开始的。

理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理学开始涉及宇宙论,但后来以伦理学为主。理学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并非是“理”“气”等深奥的哲理,而是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如果不求严谨,似乎可以这样说,汉代儒学强化了君为臣纲,宋代理学不仅强化了君为臣纲,而且使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深入人心。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全社会每一个家庭,是理学的功劳。葛兆光说:“朱熹最重要也是在后世影响最广的著作就是《家礼》。”“朱熹对于自己提倡的理学原则如何进入生活世界是相当注意的,他反复强调这种原则在生活中的实现。”他以从众、从俗的原则修改孔子推崇的礼仪,不仅在思想领域,而且在行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正是这种将儒学原则世俗化、生活化的努力,保证了理学所确立的原则,真正深入了社会。”[15]朱熹用理学思想重新注释“四书”,引导读书人。他还编著《小学集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樊树志讲的更通俗。他举《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为例,说明理学从儿童抓起,要求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要遵从“礼”的规范。如:穿衣要系好领口、腰部和脚部;为人子弟必须低声说话、语速不能太快;看书要正襟危坐、仔细慢读;在长辈面前吃饭不能出声,要细嚼慢咽[16]。这是给大学生讲课,相比之下中学教师和教材当可借鉴。在朱熹等人的影响下,南宋有相当多的通俗教育读本,如《劝孝文》《劝学文》《劝农文》《谕俗文》等。这些读物都是将理学思想世俗化,劝导民众遵循长幼有序、男女有别、恪守本分等生活理念。当然其中也有很多遵守国家法令的教育内容。

在宋代以前,妇女对丈夫还没有绝对的依附关系。男女性事也没有严厉的禁忌。在唐代,《玉房秘诀》之类的房中书还可以公开传抄。像唐高宗唐太宗的妃子(即武则天)、唐玄宗娶儿子的媳妇(即杨贵妃),在当时也没有引起特别大的风波。离婚、再婚更是很普通的事。妇女是比较自由的。妇女地位的变化与理学有直接关系。程颐首先发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鬼话,反对妇女改嫁。到南宋时,朱熹等人也大力提倡妇女守节。有关妇道的观念经过理学家们的鼓吹,并声言是圣贤传下来的道德规范,如果违反就是违背礼法,于是,妇女渐渐地被迫从社会淡出,以男性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权为特征的传统再次得到确认。到元代、明代,理学的礼法观念终于被普遍接受。理学的世俗化是真正具有社会生活意义的。葛兆光先生说的好:“思想成为原则,而原则又成为规则,而规则就进入民众生活,当民众在这种规则中生存已久,它就日用而不知地成了‘常识’,任何违背常识的行为都将成为错误甚至罪孽。”[17]理学的意义已经被他说透了。

在儒家的观念里,一个人对父亲要孝顺,对君主要忠诚。古代有《孝经》和《忠经》,也有关于孝和忠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逆子”,他在道德上就根本站不住脚;如果被认为是“乱臣”,他在政治上就直不起腰来;如果说他“卖国”,那他根本就不是人了。这些观念经过理学的世俗化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礼”有了制裁的手段就成了“法”。宋代以后,家法、族规得到强化。人们因为血缘关系承认这些“礼”的合法性。和近代西方以个人为基础的自由价值观不一样,中国人乐于将个体与意志和家庭结合起来,“国”比“家”重要,“家”比“人”重要。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忠孝不能两全”被视作高尚的道德标尺[18]。学者的这些阐述,比“理气论”好懂的多,似乎也更接近高中学生的经验。理学的宇宙观、认识论的确丰富了儒家学说,问题是高一学生是否能够理解。更何况理学成为主流思想也是沿着“礼”在做文章。

有些教科书还提到“三教合一”,但内容强调世界观和哲学,偏离了“三纲五常”这条主线。实际上,佛教和道教的社会伦理基本上都遵从了儒家的伦理观念。佛教原来的理论是,出家人可以不敬皇帝,不敬父母,只尊重佛、法、僧三宝。这就是说,宗教权力可以与世俗皇权并立,并占有社会等级的优先位置。这在中国行不通,皇权不能认同,文人也不认可。东晋时曾发生过这样的辩论。于是佛教改变说法,向三纲五常靠拢,申明忠君尊王,维护世俗权力。唐代高僧还把“孝”说成是贯通古今的根本大道,并尽量把儒佛两家的道德观相比附,如以慈悲比附仁道,以戒律比附修身等。道教始终效忠王权,依傍儒家。儒家的伦理观念通过佛教道教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学如能讲清这一特点就更有意义了,不仅让学生顺便认识宗教,而且清楚了宗教与主流政治思想的关系。

孔子“仁”和“礼”的思想是互为补充的。“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规范。但是,从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在政治思想方面放大的是“礼”。统治者实际遵从的是外儒内法、崇儒尚法。“仁”的道德标准,包括《论语》的说教,是要求老百姓去做,统治者并不照此约束自己。我们在古代很难找到几个符合儒家“仁德”标准的皇帝。“仁”的思想可以讲,但是要明确,“三纲五常”是传统政治思想遵守的主线、倡导的主流意识。实际上古代中国社会也是不断的强化“三纲五常”。新文化运动批判旧道德,批判孔教、礼教,其思想解放作用正是针对了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不了解历史背景既读不懂《论语》,也无法理解《狂人日记》。在高中新课程中,主流思想演变的前三课讲清楚了,最后一课抓住明清思想家的继承关系和批判意识的特点,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还属于儒家范畴,为什么可以称他们为思想家。

明清思想家的继承关系与思想特点

从反传统的角度,从对后世革命者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学历史就选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没有改变这个思路。新课标的教科书除人民版添加了唐甄外,其他版本都只介绍这四个人的思想,大体相同,各有亮点。如人教版指出了黄宗羲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人民版、岳麓版指出了李贽的个性特征等等。我们要讨论的是:一、这四位思想家各自的特点是什么;二、他们的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关系;三、他们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第一个问题求准确,第二个问题是放在专题中必须讲清楚,第三个问题是分清当时影响和后来的影响。

孔子“仁”和“礼”的思想是互为补充的。“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规范。但是,从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主流思想不断强化“礼”的等级观念。统治者实际的政治操作是外儒内法、崇儒尚法。“仁”的道德标准,包括《论语》的说教,是要求老百姓去做,统治者并不照此约束自己。我们在古代很难找到几个符合儒家“仁德”标准的皇帝。萧公权说:“孔子陈义虽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极少。”[19]孔子那么善于教学,都没能培养出品德高尚的完人,现在我们就别为难中学教师了。“仁”的思想不是不可以讲,但是要明确,“三纲五常”是传统政治思想坚守的主线、倡导的主流意识。1956年,由邱汉生等人编写的高中《中国历史》课本曾强调指出: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20]后来的课本删掉了。古代中国社会不断强化“三纲五常”。近代的太平天国开始把儒家经书统统斥之为“妖书”,后来只是删去“四书五经”中与拜上帝教不相容的内容,而把儒学中的纲常伦理原则保留下来,加以利用。直到新文化运动才揭起批判旧道德,批判孔教、礼教的旗帜,其思想解放作用正是针对了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普遍意识。不了解历史既读不懂《论语》,也无法理解《狂人日记》。葛兆光反对中学教科书“一上手就抽象地讲‘理’如何如何、‘气’又是如何如何……总是辨析理先气后,心即是理”等问题,他认为:“历史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资源,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在,它既有知识性又有价值意义。”[21]现在的教科书从程朱到陆王,无一不是以干巴巴的哲理为中心,无法使学生看清历史的脉络。

改变这种现象并不难。在高中新课程中,主流思想演变的前三课讲清楚了,最后一课抓住明清思想家的继承关系和批判意识的特点,学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他们还属于儒家范畴,为什么可以称他们为思想家。

明清思想家继承关系与思想特点

从反传统的角度,从对后世革命者的影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学历史就选择李贽、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没有改变这个思路。新课标的教科书除人民版添加了唐甄外,其他版本都只介绍这四个人的思想,大体相同,各有亮点。如人教版指出了黄宗羲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人民版、岳麓版指出了李贽的个性特征等等。我们要讨论的是:一、这四位思想家各自的特点是什么;二、他们的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关系;三、他们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大。第一个问题求准确,第二个问题是放在专题中必须讲清楚的,第三个问题是分清当时影响和后来的影响。

李贽在“文革”中忒“火”,他怎么也不会想到,370年后《藏书》《焚书》会大量印行。他生前就属于“另类”,离经叛道,所论石破惊天,惊世骇俗。萧公权认为,他的思想中心是个人自由[22]。岳麓版多少接受了这种看法。但是,长期以来教科书大都侧重介绍他的反传统。反传统、反理学并不等于倡导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文革”中抬出李贽是为了“批儒”,是为了政治需要。“文革”虽倡导“造反有理”,但并不是要解放人们的思想,实质是加强思想禁锢。现在应还原历史。岳麓版选择李贽关于“人皆有私”的议论,反映了学术界的看法。理学排斥私心,“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主张压抑个性、压抑人性。现在不是提倡以人为本吗?以人为本就要承认私心是普遍存在的。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无私则无心矣。”这是很朴实的道理。李贽的类似议论很多,多版本应该反映编写者对这些议论的不同选择和欣赏,不该忽略李贽思想的核心是主张个人自由。过去常宣传“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文革”中还提倡“狠斗私心一闪念”。在这种极端的诱导下,很多人的人性被扭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鼓励私有经济发展,其前提就是承认人的私心存在的合理性。私欲膨胀是事物的另一个极端,同样也是应该反对的。

李贽是王守仁的再传弟子,深受良知学说的影响。其言论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王守仁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意思是说,真理要从自己内心里认可,你心里还不认可呢,就是孔子说的,也不能轻信;你自己内心认可的道理,哪怕出自普通人之口,也不应该轻易否认。李贽则说:“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盖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不难看出,后者发挥了前者的思想。萧公权对李贽承袭王守仁说得很清楚,评价也甚高。他认为:王守仁“揭思想解放之赤旗,发学贵自得之论”,李贽受其弟子的影响立言,成“明代空前之解放思想”;良知学说“含有打破偶像,动摇传统思想之倾向”[23]。这种学说不仅被朝廷视为邪说,连东林党首领顾宪成都反对。由此可见,他们的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的冲突,与主流思想的关系。不交代李贽思想的来源,李贽就变成了一个从石头里蹦出来的“猴子”,横空出世的思想家,无根无土。历史唯物主义无形中就被抽掉了,不是这样吗?

李贽思想的来源与他的出生环境有关。人民版介绍其祖父两代人都是伊斯兰教徒,又成长在海外贸易发达的泉州,受传统束缚较少。这很有必要。把李贽放在明代社会看,他只是一个“个案”。葛兆光写明代思想就没有重视李贽,因为他关注普遍的意识形态。而黄仁宇说,李贽生前就“享有思想家的声望,受到不少文人学者的崇拜”。他的著述涉及面很广,评论、杂议居多,但不成系统,更难说造诣精深。他的著作大部分生前已经刊行,并成“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的局面[24]。以我的浅陋揣想,这可能像《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传抄一样,被主流思想排斥的禁书反而让人产生猎奇心理,更易流传。但是,仅从知识青年的群体估计,看过手抄本的还是极少数。(笔者当年也是“知青”,所在地区没见过,当时也没听说过。)与“文革”时期相比,明代的文化生活还算是丰富的呢,至少《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已经成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只能视为文人记录的语言。李贽的思想虽然有意义,但大约也就是在少数人的圈子里有传闻。那些攻读科举的学子不可能认真研读他的著作。对于社会生活来说,一个民间的声音更起不了多大作用。另外,一个人的思想如果与当时社会的普遍意识离得太远,即便是正确的,也不会被更多的人接受。比李贽稍晚几十年的顾炎武,读了他的书后写下了这样的感想:“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25]在我们的眼里,顾炎武已经算是脱凡超俗了,他竟然贬李贽为“小人”——这是儒家词典里最文雅的骂人字眼儿。更何况,明代士风如官场一样败坏,一般读书人根本不能理解李贽。后人抬举他是另外一回事。

萧公权说,王守仁的思想“似远承孟子”;李贽的思想“略本孟子遗意”。他举李贽嘲笑“臣死谏”为“痴臣”的言论,但没有完全断定孟子对王、李的影响。写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他指出:“《待访录》之最高原理出于《孟子》之‘贵民’与《礼运》之‘天下为公’。”黄宗羲论君臣关系“其立言亦悉依《孟子》,一扫专制天下‘君为臣纲’之传统”[26]。这一点只有人教版提到。其实,顾炎武、王夫之何尝不是从先秦儒学中吸收养分?这种承袭关系是专题教学必须说的。否则一个专题内的前后课就脱节了。各种教科书将黄宗羲批判君主专制的主张提炼为“限制君权”,是十分准确的概括。限制君权不等于反对君主政体,黄宗羲也只停留在“揭短”的水平上。顾炎武、王夫之与黄宗羲的政治见解和言论大体一致,他们否定君为臣纲,从正面攻击君主专制,这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很少有的。他们只是具体主张有别,学术眼光不同。人民版称“王夫之是清初的一位思想巨人”,这种提法含有王夫之在黄、顾之上的意思。区分他们的主张和学术的差别是高校教学的事,高中教师首先应该向学生交代清楚:为什么明末清初突然冒出三个思想家?了解背景才能理解这三个人。

对背景的描述应该是很客观的,但各版本也不一样。岳麓版说:“明末清初,一些士大夫努力寻求改革社会的方案。他们提倡以史为鉴,将学术研究和现实相结合,由此而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明末清初适逢改朝换代,“寻求改革社会”?不知从何谈起。改革明朝社会,还是改革清朝社会?人教版说:“他们处于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的动荡年代,都参加过抗清斗争。”这样的句子尽管用了抽象的概念,但比岳麓版贴近史实。人民版从大的视野说:“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之后思想界又一次十分活跃的时期,黄宗羲、顾炎武与王夫之是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家。”这样介绍有三个问题:其一,明清之际的思想局面能否与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相比?其二,高中生不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领域的基本状况。其三,学生刚学完百家争鸣,若以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理解明清之际,教师的麻烦事就多了。

黄、顾、王都生于明万历年间,卒于清康熙年间。明末,他们同是“复社”(江南士大夫的政治团体)成员,与朝廷的腐败势力作斗争。清初,他们联络通气,分头坚持抗清。晚年,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拒绝清王朝的征聘,至死不忘亡国之恨。明王朝从万历年到崇祯年,50年走向灭亡;清王朝从顺治年到康熙执政30年,50年走向大治。用我们今天同是中华民族的眼光看,这次改朝换代同汉代秦、唐代隋的性质是一样的。但当时人们可没这觉悟。当时是一种“种族”观念,“华夏”基本指汉族,包括满族在内的周边民族都被视为“夷狄”。读书人普遍是贵华夏、贱夷狄。以汉族为主体的大明王朝,居然被新兴的满族建立的清王朝取代,这种改天换地的大动荡深深刺激着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他们“怀种族之奇耻,究兴亡之要因,于是排斥夷狄,批评专制”[27]。他们是从明亡的教训中看清了君主专制的弊端,从先秦民本思想中找到了批判的武器。他们的思想无疑是进步的,但他们终究没有跳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从他们致死不食清朝俸禄的行为来看,他们的救世方案和实用学问,其思想意义和学术意义大于社会意义。至少康、雍、乾一百多年的发展,无论政治、经济还是思想文化,仍沿袭过去的惯性,几乎看不到他们的影响。

以史实为依据,分析明末清初出现思想家的原因,这本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在中学他们的思想仍被解释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反应”。这恐怕是生拉硬扯地贴上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标签。思想与经济的关系要看思想者是否研究了当时的经济现象。李贽与黄、顾、王对雇佣关系发表过什么言论?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就属于附会。《明夷待访录》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旨在匡复明室,这不是什么新观点。至于“工商皆本"的思想,西汉的桑弘羊、东汉的王符、南宋的陈亮都曾提出过,能否视为黄、顾、王的思想亮点,值得怀疑。

百家争鸣的选择建议

搞清楚主流思想的主线,回过头来再挑剔百家争鸣选择的内容,这样就有了一个标准,即:后来的主流思想吸收了先秦哪些学派的哪些思想。高中新课程采取专题体系遭到很多非议,教师也普遍感到不适应。但仔细想想,如果能够精选专题内容,或许比通史体系更能突出历史的精髓,减轻学习负担。在大学历史系,精品课也往往都是专题讲座。不同的是,高中仍是基础性教育,专题内容必须体现基础性,专题之间必须紧密联系。

如果在通史体系中介绍百家争鸣,墨家学派不容忽视;在“主流思想演变”的框架下,不讲墨子似乎也可以,正如岳麓版所说“战国以后,墨子的思想便不受人们重视了”。但如人教版只介绍孔子、孟子、荀子就显得不合逻辑。秦朝崇法,汉初崇黄老,仅此理由就应介绍老子和韩非子。上文提到,历代统治者实际推行的是外儒内法、崇儒尚法,不讲法家无论如何说不通。

法家与儒家有直接的渊源关系。韩非、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商鞅也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儒家学者能教出法家的集大成者,和后世儒法兼用,都说明儒、法本不是对立的两派。荀子以尊君为儒家基本原则之一,他也重视法治。但是,荀子的尊君与法治有别于法家。法家吸收了他的思想,改造之处是放弃民本思想,尊君在于治民,治民源于“性恶说”。法家最大贡献是为君主总结了一套权谋。岳麓版侧重介绍法、术、势,并举韩昭侯杀典冠的故事,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法家的特征。《韩非子》中的很多话现在读起来也耐人寻味,且录几段如下:

“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术者藏之于胸中,而潜御群臣者也。”——君主最大的事情就是把握“法”和“术”。法律形成文字是要公开的,由各级官吏去执行;权术是藏在心里的,用于驾驭群臣。

“明主治吏不治民”——聪明的君主只要管好干部就行了。

“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故为人臣者窥觇其君心也,无须臾之休,而人主怠傲处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弑主也。”——当君主的就怕太信任属下。信任别人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君臣没有骨肉亲情,君主在其位,臣子才不得不效劳。因此,臣子无时无刻不在揣摩君心,君主不知此理,疏忽大意,才会发生现在这种欺君犯上的事情。(www.xing528.com)

韩非子的智慧都用在为君主专制出谋划策上。朱元璋搞过《孟子节文》,但没听说哪位皇上批评韩非子教唆君主搞阴谋诡计。古希腊没有这方面的著述,古罗马也没有这样的学问。萧公权说,韩非“划道德于政治领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纯政治之政治哲学”[28]。欧洲近代的政治哲学讲什么,在下不知道。韩非“政治无道德”的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好是坏,真难评说。

胡适认为,先秦本没有法家,只有法治学说,主张法治也不是始自韩非[29]。张分田先生在本刊发表的文章阐述了类似观点。(见《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1期)这说明主张法治不是法家首创。张荫麟说:“法家的职业本来是替君主做参谋。”[30]翦伯赞在《中国史纲要》中将法、术、势作为韩非的思想特点,他说:“这种法、术、势的说法,是后来实行专制主义政治时所必须尊奉的准则。”[31]这些足以作为中学教科书的参照。主流思想的专题与政治制度的专题应遥相呼应,这样才能使人学了历史,懂得历史。

高中新课程设置的思想文化专题是中外对应的。其意图说的很明确“从思想文化层面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探讨思想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等等。[32]那么,准确的选择和表达思想方面的内容是实现设计意图的关键。这是课程标准制定后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教育部的有关领导已经意识到教材和教师是新课程推广的关键问题。好的教材既能实现课程设置的要求,又能促进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说,教材更重要。高中新课程已经经过3年的实验,据说,今年还要有几个省市加入。先期实验中的问题能否为后继实验的地区所避免呢?谁来关心这个问题?

参考文献:

[1]历史教学编辑部编.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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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论语·先进第十一

[6]孟子·万章下

[7]孟子·离娄下

[8]荀子·王制

[9]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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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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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二节

[14]李华瑞.宋夏史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79

[15]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

[16]樊树志.国史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2006.154~155

[17]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二编第三节

[18]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39~40

[19]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6

[20]邱汉生等合编.中国历史第一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45

[21]历史教学编辑部编.新生代历史学者访谈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289~290

[22]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82

[23]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73~385

[2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21

[25]日知录.卷一八

[26]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74,384,393,395

[2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391

[28]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158,163,165,153

[29]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66

[30]张荫麟.中国史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51

[31]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9

[32]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此文原载于《历史教学》中学版2007年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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